本文摘自[德]海因茨·古德里安著，小小冰人译，《闪击英雄》
德国总参谋部是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创建的，秉承了腓特烈大帝的精神，以及德意志民族从压迫者拿破仑的枷锁下获得解放的意志。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结束后，欧洲获得一段很长的和平时期。连年战争破坏的经济急需振兴，所以各国不得不削减军费开支。欧洲处于和平时期，几乎没人注意到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存在。就在这个时期，普鲁士战争学院院长卡尔·冯·克劳塞维茨重要的军事著作《战争论》悄然问世。
《战争论》是在战争哲学方面的首次尝试，从中立、高屋建瓴的角度分析了战争的特性，认真阅读这部著作的人不多，批评的人却不少。但《战争论》对塑造几代德国总参军官的思想起到重要作用，让他们冷静、实事求是地看待人物和事情，这一点恰恰是最杰出的德国总参军官最为突出的特点。《战争论》还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总参代表人物起到激励作用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
1832年出版的初版《战争论》扉页，普鲁士在军事理论和制度上的革新为德国的统一和对外扩张发挥了巨大作用
要是把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克劳塞维茨视为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的思想之父，那么，冯·毛奇伯爵元帅就是最伟大、最具成就的继承者。施利芬“多做实事，少出风头，不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句话，堪称毛奇和他那个学派的真实写照。在杰出的政治家俾斯麦领导下，毛奇打赢了三场战争，为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树立了总参谋部的权威，这是他指导战争的工具。
毛奇去世后，世纪之交的各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对德国总参谋部造成影响。德意志统一战争胜利后，德国的财富不断增长，军官团和总参谋部也受益颇多。德国最终跻身欧洲强国之列，军事上的自信油然而起，这种心态在军官团的知识精英和总参谋部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总参谋部满怀自信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确实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与以往相比，德国总参谋部在此次战争中的表现更加抢眼，原因不仅仅在于总参谋部，更主要的是前线将领自我淘汰，他们中的许多人年事过高，已脱离时代，对军事技术缺乏了解，对军队勤务的认识也不够全面。
赫尔穆特·毛奇（老毛奇）正式创立了德军的总参谋部制度
有人说，鲁登道夫领导的总参谋部权力过于集中。可要是没有鲁登道夫惊人的创造力，德国总参谋部和德国陆军很难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最终输给对手的压倒性力量，但这不能归咎于鲁登道夫，因为他1916年8月才挑起重任，当时要不是他和兴登堡做出种种努力，战争早就输掉了。这两位伟大的军人受领的是常人无法承担、吃力不讨好的艰巨任务，事后为此指责他们是不公正的。尽管战争的结局很不幸，战后还引发了种种纷争，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依然是优秀的德国总参谋部两位杰出的代表。严峻的战事经常迫使鲁登道夫采取严厉，甚至是无情的措施。可他的某些后辈却对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顶礼膜拜，视之为优秀的总参军官必须具备的作风，刻意模仿鲁登道夫从事战争期间令人不快的特点，结果出现了一批肆意妄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家伙，不仅造成负面影响，还损害了总参谋部在军队和公众中的声誉。不过，要是我们回顾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几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就会发现，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上述的恶劣品质。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
沙恩霍斯特，出身于下萨克森的农民家庭，沉默寡言、行事谨慎、无私、勇敢、谦逊、不谋私利。他是解放战争中普鲁士陆军的组织者，也是总参谋部的缔造者，在战场上身负重伤，不久后去世。
格奈森瑙是布吕歇尔的参谋长，1806年保卫过科尔贝格，性格开朗，足智多谋，在一次次会战中为他的总司令出谋划策，赢得过胜利，也遭遇过失败。1815年6月16日，普鲁士军队在利尼战役失败后，格奈森瑙力劝布吕歇尔率领军队开往结盟的英国军队方向，此举对联军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拿破仑起到重要作用。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期间没能身居高位，但他撰写了《战争论》一书。他是个文静、矜持的学者型军官，像他这样的人，在德国总参军官里并不少见。克劳塞维茨生前名声未彰，但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奇是德国陆军最重要的总参谋长，也是举世闻名的思想家，更是战争期间杰出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他作风正派，低调内敛，卓越的思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还写过许多著作。他不仅是个伟大的军人，还是个谦谦君子、杰出的作家、外国民众和风俗的细心观察者。
施利芬正派、聪明、冷静、好挖苦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政治局势不稳定，帝国首相缺乏能力，迫使他制订目标明确而又坚定的军事计划，以此弥补政治家的无的放矢和优柔寡断。和毛奇一样，施利芬也意识到时代对技术的需求。施利芬的思想非常明确，深具说服力，给他的继任者小毛奇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施利芬去世后，小毛奇对他留下的战役计划只做了少许修改就付诸实施。但1914年的情况早已发生变化，因此，施利芬计划的失败不能归咎于施利芬，责任在于他那些只会模仿、毫无创新能力的继承者。施利芬没得到上战场证明自己才能的机会。
兴登堡坦诚直率，意志坚定，平易近人，深具骑士风度，愿意放手让他信任的部下自主行事。不过，他很有大局观，也很了解人性。他曾说过：“坦能堡会战输掉的话，就用不着争论谁该对此负责了。”
鲁登道夫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能力出众，具有杰出的组织天分。在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励下，他竭尽全力挽救德意志民族即将遭遇的失败。可以说他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泽克特性情直率，行事谨慎，头脑冷静，在公众面前似乎有些腼腆。他在战略方面和组织领域颇具天赋，但对技术的领悟力不及毛奇和施利芬。德国1918年战败后，他为魏玛共和国缔造了10万陆军。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这支陆军不能再设有总参谋部，泽克特不得不照此行事。但他另辟蹊径，在那段裁撤军备的时期，设法让参谋军官保持了昔日总参谋部的精神。他竭力让陆军不受党派政治影响，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从长远看，此举导致整个军官团，特别是那些日后要进入总参谋部的军官，对国内外政策缺乏理解。这是泽克特体系的缺点。
贝克受过高等教育，做事从容不迫，为人正直，德国重整军备后，致力于重建毛奇风格的总参谋部，但他对时代的技术要求缺乏认知。贝克对航空、摩托化、无线电技术一无所知，排斥技术给战争带来的革命，甚至对此加以阻挠，另外，他也不接受国家社会主义引发的政治革命。他生性保守，优柔寡断，这种性格恰恰是他失败的原因。
1925年，泽特克与参加演习的魏玛国防军军官们的合影
从上面对德国总参谋部几位杰出代表的简述，可以看出德国总参谋部的精神要素。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总参谋部始终希望以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挑选出德才兼备的军官，让他们在艰难的处境下指挥德国军队。
入选总参谋部的先决条件是品行端正，无论执勤与否，言行举止和生活方式必须无可挑剔。随后才考虑候选者的军事技能、是否受过前线的考验、战术和技术悟性、组织能力、身心适应力，以及勤奋、冷静、决断力等等。
以这些条件挑选总参军官，有时候可能更看重候选者的品性，特别是他们的心地，而不是他们的智力天赋，但品性和心地很难辨识，因为谁都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本性。
大多数总参人员，特别是年长的军官，都很清楚这些传统要素。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挑选新生力量的问题上具有决定性发言权。就算他们有权这样做，也不能说他们深谙人性，一定能找出正确的人选。
毫无疑问，古老的传统对军队具有巨大的精神价值。上面提到的几位著名的总参军官，他们的品质可以树为年轻一代的榜样，但不能妨碍甚至排斥现代化发展。现实中，许多人并没有总是把传统视为精神样板，而是当作实践范例，幻想照本宣科就能赢得同样的胜利，全然不顾条件和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几乎没有哪个历史悠久的机构能摆脱对传统的错误理解。普鲁士—德意志军队和他们的总参谋部也多次犯过这种错误。受到误解的传统与新任务之间，无疑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而新任务的出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帝国的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欧洲或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技术的影响日新月异，很大程度上导致战争发展成“总体战”，继而让政治势力范围向全球扩张。
当然，并非所有总参军官都清楚这种变化的形势。某些身居高位的年长军官同样如此，实际上，他们对变化的形势更加茫然。现代化发展要求整个国防军设立全新的机构，特别是统一的最高统帅部。二战前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部领导层恰恰没有满足政治、军事、技术发展提出的这项重要要求。相反，战前的陆军总参谋部领导层竭力阻止及时而又全面地组建高效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与组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情况如出一辙，陆军总参谋部在打造独立的战略空军、在陆军框架内设立装甲兵的问题上也百般阻挠。他们不重视，更不承认这两项技术成就对国防军作战行动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担心新的军兵种会削弱陆军和旧兵种的地位。
总参军官没能扩大他们在政治领域的眼界，一个原因是总参谋部的传统把他们限制在纯粹的军事领域，第二个原因是希特勒规定的原则，他要求国家各部门在他们狭窄的专业圈子里展开工作，只能知道完成当前任务需要知道的东西。希特勒做出这项规定，是想独自统揽大局，对我们的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与年长的总参军官相比，年轻军官更敏锐地感受到内在的紧张关系，强烈要求予以消除。总参谋部的老先生对年轻人的急切心情深感不快。新老人士的观点截然不同，年轻人认为时不我待，而那些代表传统的老先生则希望慢慢来，不能好高骛远。
为维护他们错误理解的传统，陆军总参谋部与希特勒发生冲突，致使希特勒对总参谋部的能力和忠诚产生怀疑，这种长期对立给德国从事的战争造成了后果严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