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左宗棠，收复大西北的胡雪岩，是被犹太资本扳倒的吗？

世人皆知浙江巨商胡雪岩，是个响当当的红顶商人，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谁又能想到，这位富可敌国的金融巨子，最后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在那个列强环伺的年代，胡雪岩的倒台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为何汇丰银行在他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偏偏要对他赶尽杀绝？李鸿章和盛宣怀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商界沉浮往事。

一、胡雪岩与左宗棠的金戈铁马

道光三十年，新疆大地上战火纷飞。阿古柏占据喀什噶尔，自称＂阿塔利克加齐＂，建立了独立政权。俄国人也虎视眈眈，妄图吞并这片富饶的土地。清廷震怒，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

可是，朝廷虽有收复失地之心，却无充足军饷之力。当时的大清国库早已空虚，连年征战让朝廷入不敷出。就在这紧要关头，杭州阜康钱庄的老板胡雪岩站了出来。

1867年的一个清晨，胡雪岩在杭州城西的寓所接到了左宗棠的亲笔信。信中说道：＂国事艰难，新疆不可一日无兵，然军饷匮乏，甚为棘手。闻公素有济世之心，不知可愿为国分忧？＂

这封信摆在胡雪岩面前整整三天。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深知支持军饷意味着什么。当时的新疆之战，每月需银60万两，一年便是720万两。这笔巨款，就算是杭州首富也要掂量三分。

但胡雪岩最终还是答应了。他派心腹赶赴兰州，与左宗棠商讨军饷供给细节。从此，阜康钱庄成了西征军的＂后勤总部＂。

为确保军饷及时送达前线，胡雪岩在西北各地设立了十余家分号。每月的军饷，从杭州出发，经由这些分号层层转运，最终送到边关将士手中。当时的西北地区，山高路远，强盗出没。一趟军饷要走上两个多月，遭遇劫匪的风险极高。

胡雪岩想出了个妙招，他让运银队伍走＂明线＂，却暗中派人用银票走＂暗线＂。这样即便遭遇劫匪，损失也在可控范围内。这个方法让军饷运送更加安全可靠，也为后来的票号业务开创了先河。

1876年，左宗棠的大军终于收复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在军营里，将士们收到的饷银上，都印着＂阜康＂的字样。这些饷银，就是胡雪岩日夜调度的成果。

战事进展顺利时，胡雪岩便开设了贸易商号，组织丝绸、茶叶等货物运往西北，既解决了军需，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他在新疆还设立了＂广利＂、＂广源＂等商号，成为连接内地与西域的贸易纽带。

左宗棠曾在一封奏折中提到：＂若无胡某襄助，西征难成。＂这句话，道出了胡雪岩在这场收复失地之战中的重要地位。据统计，在整个西征期间，胡雪岩为军饷垫付的白银高达2000多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

二、中外势力的金融博弈

1842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汇丰银行抓住时机，在上海、香港等通商口岸迅速设立分行。这家由沙逊家族创办的银行，不声不响地开始渗透中国的金融市场。

当时的汇丰银行采取了一个特别的策略：专门为中国商人提供贸易融资。这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因为其他外资银行大多只愿意与外国商行打交道。正是这个策略，让汇丰银行很快就在中国金融界站稳了脚跟。

1866年，一个重要的机会摆在了汇丰银行面前。清政府为了偿还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急需筹措资金。汇丰银行适时伸出＂援手＂，向清政府提供了大笔贷款。作为交换条件，清政府不得不将部分海关税收权作为抵押。

这笔交易之后，汇丰银行获得了一个特殊权利：它可以直接从海关税收中扣除清政府欠款的本息。这不仅保证了资金回收，更重要的是让汇丰银行打开了参与中国政府信贷的大门。

与此同时，胡雪岩的丝绸生意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他在杭州、苏州等地设立蚕丝行，组织农户养蚕，并派专人指导技术。这种＂公司+农户＂的模式，让他很快控制了江南地区大部分生丝产量。

1870年，胡雪岩在上海遇到了一件令他震惊的事。当地的外商正在以极低的价格收购生丝，许多蚕农因此陷入困境。经过调查，他发现这是外商联手压价的结果。

为了打破外商的垄断，胡雪岩联合其他中国商人，成立了＂丝业公所＂。他们约定共同抬高收购价格，保护蚕农利益。这个举动，立刻引起了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势力的警惕。

1875年，清政府又一次陷入财政危机。这次是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汇丰银行再次＂雪中送炭＂，但开出的条件更加苛刻：除了继续抵押海关税收，还要求获得在内地开设分行的特权。

就在这一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发生了。汇丰银行突然提高了对中国商人的贷款利率，从原来的年息8厘涨到了1角2分。这个看似普通的调整，却让许多依赖外资的中国商人陷入困境。

胡雪岩却显得格外淡定。因为他的阜康钱庄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票号体系，能够独立承担资金周转。这让他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汇丰银行的高层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份当时的内部报告显示：阜康钱庄的崛起，已经严重影响了汇丰银行在长江流域的业务扩张。如果任其发展，将威胁外资在华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

三、商海浮沉的致命抉择

1882年春，一个看似寻常的消息传到了杭州：欧洲蚕病蔓延，生丝产量锐减。胡雪岩当即向汇丰银行借贷2000万两白银，大量收购生丝。这个决定，成为了他商海生涯的转折点。

但胡雪岩没有想到的是，当年欧洲蚕农采用了新的防疫技术，生丝产量不降反升。原本期待暴涨的丝价，竟然一路暴跌。他囤积的大量生丝，成了一座看不见的大山。

就在生丝投资失利的同时，胡雪岩却在杭州城开展了一项浩大的慈善工程。他出资在西湖边建造了一座＂广仁堂＂，专门为贫困百姓提供免费医药。每天清晨，广仁堂门前都排起长队，有的病人从几十里外赶来求医。

这种义举在当时的商界并不多见。胡雪岩不仅提供免费药品，还聘请名医坐堂。据统计，仅1882年一年，广仁堂就免费发放药品价值十余万两白银。他常说：＂钱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阜康钱庄的经营方式也别具一格。在当时的金融业，钱庄大多采用高利贷的模式。但胡雪岩创新性地推出了＂活期存储＂业务，让商人可以随存随取，极大便利了商业往来。这种做法很快在江南一带流行开来。

为了稳定货币市场，阜康钱庄还创造了＂七期制＂，即每年分七个时期结算，避免了传统＂三期制＂带来的资金紧张。这一创新，被当时的《申报》誉为＂金融界一大变革＂。

然而，商界从来不缺少明枪暗箭。一位叫沈仲臣的绍兴商人，一直觊觎胡雪岩的丝绸市场。他暗中派人打探阜康钱庄的经营状况，发现胡雪岩因生丝投资而资金紧张后，立即散布谣言，说阜康钱庄即将倒闭。

这个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杭州城。一时间，人心惶惶。就连一些与胡雪岩交情甚笃的商人，也开始悄悄抽回存款。阜康钱庄的柜台前，挤满了前来取钱的储户。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胡雪岩的一位老朋友、苏州丝商金子梧，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翻脸，要求立即收回存在阜康钱庄的20万两白银。这笔钱原本约定年底才到期，这一举动无异于雪上加霜。

就在各方压力接踵而至的时候，胡雪岩却在主持修建杭州城内的一座义学。这所名为＂育蕙堂＂的学堂，专门收留贫困家庭的孩子。当有人劝他暂缓办学时，他只说了一句：＂再难也不能让孩子们失学。＂

正当阜康钱庄陷入空前危机之际，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传来：胡雪岩在福建的茶叶生意获得了80万两白银的巨额收益。这笔钱若能及时运到，或许能解了燃眉之急。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地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四、多方势力的围剿

那笔来自福建的80万两白银，成了压垮胡雪岩的最后一根稻草。1883年的一个深夜，李鸿章召见了他的心腹盛宣怀，递给他一份密函。第二天一早，盛宣怀就派人在江浙一带散布消息：阜康钱庄即将破产。

李鸿章此举并非无的放矢。早在一个月前，他就与汇丰银行达成了秘密协议。汇丰银行承诺向他主持的北洋水师提供300万两白银的优惠贷款，条件是李鸿章需要帮助银行在华北扩展业务。

与此同时，盛宣怀暗中派人截留了那笔从福建运来的80万两白银。他以＂查验货源＂为由，将运银车队滞留在浙江金华，整整耽搁了十天。这十天里，杭州城内关于阜康钱庄的传言愈演愈烈。

一天清晨，阜康钱庄还未开门，门外就排起了长队。储户们手持存单，要求立即取钱。胡雪岩派人四处筹措资金，却处处碰壁。就连平日交好的几家钱庄，这时也都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拒绝借贷。

汇丰银行的态度更是出人意料。银行经理亲自到访阜康钱庄，不是商讨解决方案，而是要求胡雪岩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按照原定合约，这笔贷款还有半年才到期。汇丰银行这一举动，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鸿章又出手了。他以＂查办商号＂为名，派人查封了胡雪岩在天津的广源号。这家商号是胡雪岩在北方的主要资金来源，一旦被查封，等于切断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事情还没完。盛宣怀随后又放出消息，说胡雪岩私自挪用了支援新疆的军饷。这个消息一出，立即引起朝廷震动。虽然这纯属子虚乌有，但流言的杀伤力却是实实在在的。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阜康钱庄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汇丰银行突然向其他中国商人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这些商人中，不少是胡雪岩的竞争对手。他们拿到贷款后，立即开始收购胡雪岩抵押的资产。

1883年农历九月初九，阜康钱庄正式宣布停业。当天，杭州城内人声鼎沸，无数储户痛哭失声。胡雪岩的资产被迅速瓜分：他的丝行被汇丰银行的代理商收购，药材店被其他商人接管，就连他引以为傲的育蕙堂，也被迫关门。

这场风波过后，李鸿章获得了汇丰银行承诺的贷款，盛宣怀也因此在洋务界站稳了脚跟。而那笔被扣在金华的80万两白银，最终不知去向。当年的知情人说，这笔钱后来被人秘密转移，从此再无踪影。

五、历史的启示与思考

胡雪岩倒台后的第二年，左宗棠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写道：＂臣西征之功，胡某居功至伟。今日之败，实为可叹。＂这番话道出了胡雪岩悲剧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1885年，曾与胡雪岩交好的浙江巡抚刘秉璋在日记中记载：＂阜康之败，非关商道，实为权势所困。＂这位亲历者的记述，揭示了当时政商关系的微妙之处。

不久后，汇丰银行在上海的一份内部报告流出，记载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在胡雪岩倒台前的三个月，该行曾四次更改对华商的贷款政策。每次调整都直接影响着阜康钱庄的资金链。这份报告背后，透露出外资势力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介入。

1887年，清政府颁布了《商务章程》，其中专门增加了＂禁止外商操控本土钱庄＂的条款。这一规定的出台，与胡雪岩案不无关系。当时的《申报》曾评论道：＂阜康之败，为商界敲响警钟。＂

同年，上海道台衙门对1883年的＂金华运银案＂进行了复查。查报显示，当年负责押运的镖局总镖头黄四并未将银两交给指定人员，而是听从了＂某位大人物＂的调度。这个细节，印证了政治势力对商业活动的干预。

1890年，一位曾在阜康钱庄工作过的老掌柜整理出了一份《钱庄实务手册》。书中详细记载了阜康钱庄的经营之道，特别提到了＂七期制＂等创新做法。这些经验后来被上海、天津等地的钱庄广泛采用。

到了1892年，随着《中外通商章程》的修订，清政府加强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其中明确规定：外资银行不得干预本土金融机构的经营。这一条款的出台，被认为是对胡雪岩案的一种回应。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当朝廷再次陷入军费短缺时，很多大臣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胡雪岩。他们感叹：若有阜康钱庄这样的金融机构支持，战事或许会有不同结局。

1898年，张之洞在筹建汉冶萍公司时，特意研究了胡雪岩的经营方式。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商战之烈，不亚于兵战。胡某之败，实为后人之鉴。＂

到了清末，孙中山先生在筹划民族工业时，也曾多次提到胡雪岩的案例。在一次演讲中，他说道：＂振兴民族工业，既要有胡雪岩那样的魄力，更要吸取其中的教训。＂

1912年，当民国政府开始筹建中央银行时，特意派人考察了阜康钱庄的旧档。那些泛黄的账本里，记载着一个时代金融业的兴衰。而胡雪岩的故事，也成为了近代中国金融史上一个值得深思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