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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早就想登上大总统宝座，直系保定派也为此而急不可待，为达到目的，保定派就需要想方设法使黎元洪下台，选曹锟为大总统。
1、曹锟与黎元洪的矛盾
曹锟以前曾派保定派人物在北京拉拢议员，组织十多个“俱乐部”，每省议员都指定一人为“主任”，按月发给津贴。目的就是为了先选举后制宪，采取“宪法分期公布”的办法，先制定“总统选举法”予以公布，随后据此进行总统的选举。
曹锟当总统的心情有猴急状，而黎元洪则以延长众议院任期讨好国会，并由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等政学系分子组织“宪政会”，来作为促进制宪的枢纽，并想在宪法内加入“现役军人不得当选为总统”一条，同时解释黎元洪的复职期应为3年零3个月，即从1922年6月算起，到1925年9月才期满结束。理由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继任大总统，任期为4年零3个月，即到1920年9月新国会召开为止。
但1917年7月发生了张勋复辟，黎被“非法”赶下台，所以复职期为3年零3个月。
在曹锟看来，对任期的争论没有意义，等黎宣布复职后，给他制造麻烦，让其自动下台。为此，曹曾多次制造阁潮，设置障碍，使黎知难而退。但黎毫无退让，并组织了包括津保派成员在内的内阁，以封住曹锟的口舌。
当时的形势是，曹锟迫不及待地想当总统，黎元洪又恋栈不愿下台，曹、黎之间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为了赶黎下台，保派政客拟定了“军事逐黎”和“政治逐黎”的两套方案。
所谓“军事逐黎”就是找一个直系将领诸如孙传芳等人首先发难，各省直系势力纷纷响应附和，用驱逐徐世昌的办法把黎赶下台。
所谓“政治逐黎”就是在国会中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或者通过总统辞职案，使黎不得不走。曹锟主张先唱文戏，后唱武戏，用“政治逐黎”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在总统任期案的争论中，由于国会中部分议员不接受曹锟的收买，政学系议员又是拥黎的，再加上张绍曾内阁与黎元洪在利益上一致，主张先宪后选，所以采取此种办法逐黎比较困难。
于是，曹锟的保定派政客就决定采取“阁员倒阁”的办法来对付黎元洪。保定派“有阁即倒”，先使北京无政府，再与黎为难，使黎站不住脚。然后以北京无内阁、无总统宣告中外，请曹（锟）入京维持秩序即可登上大总统宝座。
2、驱黎第一步——倒张绍增内阁
驱黎的第一步是从倒张绍曾内阁开始。曹锟逐黎的“便宜行事，斟酌办理”八字方针的全部秘密活动，均由王承斌、冯玉祥、王怀庆、齐燮元四人包办指挥。他们以所谓“军警联合会”的名义实施其计划。
张绍曾是1923年1月4日入阁当总理的。张在北洋系中资格较老，与吴佩孚是儿女亲家，在军界和政界都是有影响的人物。
本来，黎元洪认为张是津保派人物，对张组阁并不高兴。不料，张任总理后，提出了“和平统一”、“先宪后选”的主张与黎相投。另外，张还不全为津保派所左右，黎很高兴，却引起了津保派的不满。
于是，曹锟决定先推倒张绍曾内阁，使黎元洪组阁不成陷入孤立，迫其去位。
4月16日，举行国务会议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率领团以上军官85人，分乘35辆汽车驰至退思堂，向张绍曾、刘恩源请愿立即发饷一百余万元以安军心。刘恩源说了一句“我就辞职不干”的话，冯即说：“你辞职不干我们的事，就是死在此地，我们也还是要钱。”
张绍曾表示想方设法解决问题，而一个军官却说：“我们患的是猩红热，你们不要拿医治肺痨病的方法来对付我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最后，内阁答应于5月上旬拨一个月的军饷即140万元，分作三批发放。这样，军官们才散去。
27日，刘恩源向汇丰银行提议，想通过“借新款还旧债”的办法，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五亿元。先付垫款三千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银行大班希列表示：“转达各国银行团，并向本国请示。”于是，刘恩源就发表消息，声称借款有望。
当天，北洋政府参谋部部员四十多人到刘宅索要欠薪，这时，刘还在张绍曾家。
张绍曾得知索薪这一消息后，就派宪兵司令车庆云到刘家劝导这些人解散。而车庆云到刘宅后却说：“你们应当解散，否则就是扰乱秩序，扰乱秩序就要枪毙。”此话引起了这些人的公忿，他们愤而提出请将到刘宅的40余人全部枪毙。车庆云见势头不对，转而笑道：“自己人闹着玩的。”部员们这才悻悻而去。
28日，参谋部次长蒋雁行领人到国务院索饷，并兴师问罪，张绍曾向他们赔礼。30日，参谋总长张怀芝又质问张绍曾，有何权力枪毙部员，张绍曾发誓没有说过枪毙的话，并让车庆云到参谋部向那些部员们道歉。
津保派为倒张阁，推举王克敏入阁任财政总长。张绍曾知道王是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同洛吴不和，而且王入阁，明显是为曹锟贿选总统筹集资金。张绍曾知难而退，即向黎元洪提出辞呈。在黎元洪的百般劝说下，收回辞呈。
5月1日的国务会议上，吴毓麟因要到天津为靳云鹏母亲祝寿，问国务院秘书长吕均还有没有需要讨论的议案，吕说没有。3日，吴回北京参加国务会议。针对国务院发表张会卿为塞北关监督一事，吴向张绍曾提出质问，前天的国务会议上，也没有尚待讨论的议案，发表张会卿为塞北关监督的命令应做何解释。
刘恩源说：“这是财政主管的事，交通总长可以不管。”
吴破口大骂：“放屁！国务会议取决于多数，并不取决于主管部门。我退席后，当天的出席阁员就不足一半，不能继续开会。我又问过吕均，已无议案讨论了，为什么却又鬼鬼祟祟地讨论起来！张会卿这个小子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张绍曾苦笑着说：“二爷，不要乱骂人，张会卿是家叔呀。”
吴更加愤怒地骂道：“不管是你的爹，还是你的叔叔，违法的事情一定要办罪！”
接着，吴又对刘恩源骂道：“我问你，这个缺卖了多少钱？你花了八万五千元买进方家园桂公府的大房子，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
刘也怒而骂道：“你卖铁路局长、电报局长的缺难道我不知道！”
于是他们两人就扭打成一团。张绍曾左右相劝，吴气愤地叫道：“我们见总统去！”以上种种恶剧，都具有倒阁的作用。
在5月5日的国务会议上，保派的三位阁员以不出席会议的手段来拆内阁的台。8日，出席会议的阁员只有李根源一人。这一天，李因为10日到期的支票无法兑现，害怕受到军警的冲击，化装逃往天津。
9日，张绍曾为了避免军警纠缠，想躲到西山大悲寺念经，祷求仙佛赐以神斧，扫荡人间的妖魔鬼怪。不料走出西直门就遭军警拦阻，只好回到本宅。他的父亲跑进城来骂他，要他辞职下乡，他却借口“忠孝不能两全”，拒绝了他父亲的意见。
3、奇葩的“辞职”方式
1923年5月，津保派利用“制宪经费”问题大作文章，挑起府院冲突和内阁内部的倒阁运动。
原来众议院议员任期即将届满，都不愿到会，当时国会正在制定宪法，故制宪会议常因法定人数不足经常流会，宪法的完成遥遥无期。后来有人提出用提供出席费的办法，吸引议员参加制宪会议。
因此，国会议决，议员出席宪法会议者每次给出席费20元，缺席者每次扣除岁费20元，无故缺席两次者除名，因故请假者需要有5个证明人。
另外，对国会组织法也进行了修改，出席宪法会议的法定人数由两院议员总数各三分之二改为五分之三，表决人数由出席人数四分之三改为五分之三。
应参众两院的要求，黎召集张绍曾、两院议长、财政次长、税务督办等进行讨论，决定在海关建筑经费项下借拨120万元，分作4个月，每月借拨30万元，指定17万元为制宪经费，13万元为驻外使领经费，由总统“谕”令税务处转知税务司照拨。这本是总统职权范围内的事，曹锟闻讯，怀疑黎元洪假公济私，联络议员，以利于下届总统的选举。
这样，保定派阁员又改变了策略，仍然出席国务会议，伺机寻找借口进行倒阁。
5月26日，在国务会议上，吴毓麟提出质问，制宪经费案未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违反责任内阁制精神应予以否认。高凌爵、程克支持这个意见。张绍曾说明这一切都是由总统决定的。高凌尉、张英华等津保派阁员认为，这件事侵越了内阁职权。
会后，张英华以公函通告税务处，非有财政总长命令，不得支付任何拨款。这是对黎元洪的挑战。制宪经费案于6月2日被国务会议否决，另外通过了薛笃弼为崇文门监督的任命。崇文门监督原是由吴佩孚保荐的陶立担任的，内阁为了解决冯玉祥的军饷问题，就改派同冯玉祥有关系的薛笃弼担任，事前也未征求黎的意见。
黎指责道：“你们公然造起反来了，我偏不许你们造反！”黎不仅不在任命提案上盖印，而且还提出将张英华免职查办。黎的话被传到全体阁员耳朵后，有人就主张派兵赶走陶立，保护薛笃弼上任。还有人提出内阁总辞职，让黎元洪唱独角戏。黎元洪得知他们的态度后，又软下来，打算以内阁负责筹划制宪经费作为命令盖印的交换条件。
6月6日，在特别国务会议上，保派阁员、曹锟的代表高凌霨首先发难。
他说：
“总统近来对于政务，有的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有的则以命令方式，直接交院办理。例如制宪经费、崇文门监督任免案、任命张拱宸为军瞥督察长案，都是总统独断独行，这实在是违反责任内阁精神，侵越内阁职权。我个人认为，总统既然对于我辈阁员不信任，我辈只好退避贤路。”
交通总长吴统麟、司法总长程克、财政总长张英华也都一致赞成内阁提出总辞职。
总理张绍曾还未来得及开口，高凌霨又说：“如果总理不愿意辞职，我们阁员也可以联名辞职。”
津保派阁员还大骂黎元洪不已，他们说：“言直系将士，两度血战（指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恢复法统及黎氏地位。黎一年来无善政，并排斥异己，深悔当初多此一举。”
言外之意，亦颇有指责吴佩孚的含义。张绍曾无可奈何地说道：“要辞职还是大家一块辞职好了。”政学系阁员农商总长李根源、教育总长彭允彝都没有发言。高凌爵便把津保阁员事先拟好的辞呈电稿拿出来，请大家签名，大家依次签了名。
张绍曾内阁辞职通电发出后，吴毓麟、程克劝张离开北京，吴早已准备好了专车。他这样做是担心张绍曾变卦恋栈。张绍曾无奈，遂于辞职当晚和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一同离京赴津。
4、曹、黎斗法
7日，黎元洪让农商次长刘治洲、陆军次长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张绍曾，张说：
“这次政潮，酝酿很久，其中原因复杂。大家都很明白，我个人能力有限，业难消弭。现在我既已辞职，当然没有复回之理，总统虽挽留我，我无法克服两个‘高’字，奈何奈何！”
他所说的两个“高”字，一个是高凌霨，另一个就是“最高问题”即“总统问题”。
8日，张绍曾内阁总辞职被批准，津保派推倒张阁使中央无政府目的达到。接着，津保派就要通过“闹饷”、“逼宫”、“夺印”等手段，来实现其下一个目标—一驱黎。
在张绍曾内阁总辞职的当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与会代表说：
“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拼命、流血、卫国、卫民的军人反而几个月不发薪水，害得我们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我们非和他算帐不可。”
7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五百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饷。
黎在居仁堂接见他们时，扫了他们一眼，问道：
“你们来此，意欲何为，是否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但是现在没有内阁，只好请求总统作主。”
黎答应在端午节前两天发给军饷，军警们才退了出来。
8日，曹锟令其智囊边守靖雇佣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搭起讲台，纠集数百人，宣称一万人，召开所谓“国民大会”。
一个姓叶的人登台演讲，他说：
“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黎总统而起。黎总统复位，本无法律根据，现在还弄出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我们大家爱国不后人，应请同抒卓见，拯治危亡。”
随后，他把在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遍，草草收场。这套把戏完全师承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故伎。“公民团”的出现，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到来，政学系李根源下榻东厂胡同黎宅，和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誓与黎总统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分函国会和外交团，声明他们要尽力保护国民与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
同一天，有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在市区轮流巡逻。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有人建议组织国际委员会，协助北洋政府“整理”财政，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后公推外交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慰问黎元洪。
这时，就连为黎元洪守卫新华门及东厂胡同的卫戍部队亦自动散去。黎私人住宅内的水电也全被津保派的党徒切断，电话不通，黎元洪与外界的联系中断。黎宅陷入混乱之中。
一些驻外使馆因长期没有经费，声言要下旗回国，“逼宫”闹剧正在走向高潮。
这一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表示，要求推举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给这个内阁。黎表示，组阁人选愿意接受，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
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意见请颜组阁。散会后，颜没有找到高凌爵、吴毓麟，又推辞不组阁。这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来到天津，代吴声明不参与这次政潮，希望津派在轨道内办事，莫使老帅（曹锟）赢得千秋骂名。
10日下午1时左右，约有300多名军警官员拥到东厂胡同向黎元洪索饷，黎派保卫武官荫昌出面接待，这伙人纠缠到下午3时才散去。接着又有“军警罢工”、“北京市民请愿团”、“驱黎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等名目，聚会于中华门约千余人。他们手持“改造时局”、“总统不管商人”、“总统速即退位”、“总统恋栈”等目的明确的标语、口号，向黎宅进发。“摇旗呐喊，一路散发传单，鼓噪喧哗。”
5、武力驱黎的达成
黎氏困坐东厂胡同，形同囚禁。冯玉祥等恫吓说，若再不退位，将调兵入宅，以武力驱黎。
11日，黎在私邸召集在京“名流”举行宴会。黎在席间表示，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自己一走了事，自己下台没有问题，可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他说：“昔日依法而来，今日依法而去。”
12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借口军警欠饷策动罢岗，胁逼黎元洪去位，强以“引咎辞职”相逼。
13日，北京城内风声更紧，谣传纷纷，有人说军警要到东厂胡同，强迫黎下台。黎决定立即离京赴津。临行前，黎声明自己复职以来，曾迭次咨催国会遴选替人，唯一目的就是愿宪法早成，决无延长任期或竞选蝉联的打算，但遭曹怀疑，遂加助迫，以至自由被剥夺，无法行使职权。
黎还向外交团和国会各发一函，声明因不能在京自由行使主权，自13日起政府迁往天津。
另外，向国会要求撤回1922年复职时提出的辞呈公文。理由是“国难方殷，万难卸责”。下午1时多，黎元洪在金永炎、唐仲寅、韩玉辰及外国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陪同下，离开私宅去车站，匆匆乘车径赴天津。行前，他对李根源说：“咱们俩分开走，免得被直系一锅熬了。”于是李根源乘马至丰台，然后在丰台上车去天津。黎元洪乘专车于1时25分驶离北京车站。
黎离京的当天，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依据曾被他们拒绝接受的黎的挽留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
一直对北京的动乱装聋作哑的曹锟突然又关心起北京的治安来了，致电北京军警长官，要他们保护国会和各国侨民，“以重首都，以奠邦本”。
黎出京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受曹锟指使）马上到总统府，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在天津阻拦火车加以搜查。原来，黎元洪在离京前，将大总统印信一共15枚托付给了正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住院的姨太太危文绣保管，在黎元洪看”来，只要有总统印玺在，大总统的桂冠就不会失去。
王承斌接到北京的电话后，就偕同天津警务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乘车赶赴杨村车站。这时正逢黎的专车驶入站内。王承斌口称迎接总统，登上火车。杨以德带军警守住车门。王问黎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回答说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
王即目露凶光说：“为何不说老实话？”黎也忿然回答：“你有何资格问我印信，我决不会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冷笑说：“那只好请你回京了。”黎同王僵持着。
当车抵达天津新站时，黎要开到老站下车，王却命令卸下车头，请黎下车到曹家花园或省长公署休息。黎不予理睬，王自己先下车回到公署。
车站上已布满了军警，如临大敌。黎的儿子黎绍基来探望父亲，竟遭军警阻止。黎叫辛博森下车发电通告全国，总统已失去自由，并请求英、美两国领事援助。辛博森下车后，黎气愤不过，欲举枪自杀，福开森把枪夺下，黎仅负微伤。
晚10时，王承斌又上车讨要印信。在王的威胁下，黎只得说出了实情，并派唐仲寅打长途电话，盼附将印信交与国会。对方答复没有总统口谕，就不交印。
最后黎亲自下车打电话，危文绣才答应交出来。在印信未到手以前，王承斌叫黎在新车站住宿，不得下车。
王承斌走了以后，黎派辛博森补发了一道通电，声明印玺是被迫交出，以后如果有总统命令发自北京，都属伪造，本人概不负责。
14日晨，王得知北京方面已得到印玺，便又找到黎，向他出示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全国各省的、内容相同的三份通电，意思是：黎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黎无奈地在通电上签了名。黎元洪回到住宅后，立即向全国通告被迫签名的情况，并请求国会严惩强索印玺的直隶省长王承斌。
13日，高凌霨、张英华等保派阁员还假惺惺地请黎元洪再回北京。但在14日下午1时，高凌爵等就采取行动，在国务院召开特别会议，决议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对于军警的欠饷由财政部负责筹集发放。
16日，国会在附曹议员的鼓噪下通过了由内阁摄行总统职权以及6月13日后黎发布的命令概不生效的决议。高凌霨还以国务院的名义将国会的决议内容通电公布。黎元洪不甘心就此下台。他于19日致函两院，解释“暴力胁迫”与“因故不能行使职务”性质不一样。如果将“胁迫”称为“故”解除总统职权，就等于“奖励叛乱，开攘夺之恶例”。
20日，黎下令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唐未到任前，由李根源代理。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唐绍仪，联合孙中山并与奉皖两系合作，把国会和政府迁到上海。但此时的黎元洪已是赤手空拳、名誉扫地的人，各方都认为他没有利用的价值，其最后一搏仍无济于事，最终还是被直系赶下了台。
驱黎内幕是：由曹锟主使，冯玉祥、王怀庆、王承斌、高凌霨等人密谋发难所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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