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曾经说过：“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过拆除城墙的行动。但是很快，反对拆除城墙的声音就消失了。到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墙和城楼，基本上都拆完了。

一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人们进出北京，都要通过那 16 座高大厚重的城门。对于八十多岁的北京市民张先得来说，小时候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锈迹斑斑的铁皮城门，孩子们在城墙上尽情玩闹，酸枣树从墙缝里顽强钻出，雨燕在城楼里欢快飞翔，城楼顶上荒草丛生。然而，这个建于 1553 年、由 16 座城楼和近 40 公里城墙围绕出凸字形的老城轮廓，如今已成为遥远记忆中逐渐淡漠的景色。

如今，北京的城门仅存“一对半”，“一对”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是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内城东南角的箭楼；而城墙，只剩下不足 400 米。崇文门后面那段残存的城墙，被建成了“北京城墙遗址公园”。有关部门从民间征集了城墙旧砖，重新砌在夯土上，试图留住那一丝历史的痕迹。

1957 年的夏天，张先得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身为北京电影厂美术系“画匠”的他，背着巨大的画夹，穿梭于北京酷热的街道，用画笔描绘着即将消逝的城墙和城楼。那时，东便门角楼的半壁已被推倒，窗棂悬于断壁残垣之上，旁边是拆墙工人烧火做饭升起的浓烟。令人惋惜的是，张先得的写生还未完成，城墙已被拆光，他的这些习作竟成了北京城墙不完整的“遗照”。那个夏天，当城墙的古老砖瓦第一次被砸碎在地上，张先得和大多数北京老百姓一样，心情平静中带着一丝惋惜：终于还是拆了。

和张先得年纪相仿的孔庆普，在那段特殊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经历。他先是参与了城楼的修缮工作，后来又投身于拆除城楼的行动。1950 年，在北大读了两年建筑专业的孔庆普因家境贫寒辍学，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他领到的第一个工作是调查城门，在他的调查报告里，东直门、西便门和安定门的损坏较为严重。情况汇报上去后，周总理批准拨款修缮城门城楼。于是，孔庆普带着建设局的工匠和招募来的人员，修好了 6 座城楼。然而，到 1952 年，修缮计划未获批准，风向发生了急剧转变。

对古都充满感情的建筑专家梁思成，曾有过一个浪漫而美好的设想。他希望把北京的 39.75 公里城墙变成一个独特的环城立体公园，人们可以在城墙上纳凉游息、登高远眺，城楼角楼还能被改造成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1949 年 12 月，北京市政府讨论规划问题时，苏联市政建设专家巴兰尼克夫的方案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梁思成坚决反对，并与陈占祥一起提出在旧城外西侧另辟新区的建议。但这一方案未被采纳，人们认为建设新城成本过高。

与此同时，孔庆普接到了准备“拆城门”“开豁口”的命令。按照规定，首都古建的维护和拆除方案都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探讨通过才能执行，而梁思成基本不同意任何拆改城墙城门的项目，每次开会都强调中央机关不应在老城里，最终往往不欢而散。1953 年，北京市建设局成立“策划小组”，梁思成被绕开。

1957 年，梁思成仍想为保卫北京城墙努力。北京解放前夕，他曾为保护北京的重要文物出力，如今面对城墙可能被拆除的局面，他想不明白。这一年，关于城墙的拆除有过多次讨论，梁思成曾表示：“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文化部也曾“叫停”过拆除城墙的行动，全国人大代表俞平伯也认为应慎重考虑，但反对的声音很快消失。在孔庆普的记忆中，北京市某位领导发话称，拆除城墙是中央的决定，谁反对就开除党籍。此后，建设局的一些老同志称梁思成、陈占祥他们为“西洋派”，对梁思成的批判也随之展开，陈占祥被打成右派，梁思成因彭真保护而幸免。

1957 年，孔庆普参与拆除了朝阳门、东直门和阜成门。拆除东直门时，他站在城门楼子底下，心中满是惋惜。东直门本于 1954 年就决定拆除，因中央要在此搞交通枢纽工程。1951 年孔庆普曾翻修过东直门，当时状况不佳，修好后解放军维护得很好，所以拆除时老百姓意见很大。尽管如此，东直门城楼还是在十几天内被夷为平地。城楼拆除过程中，一些珍贵的材料被妥善处理，如楠木柱子、琉璃瓦等。

原本由专业队伍负责拆除的城墙和城楼，从龙潭湖往南 200 米长的那段城墙开始，情况发生变化。东城区房管局申请用城墙砖盖房子，得到批准后开始拆除，但因城墙破损严重，拆除工作半途而废。随后其他区房管部门未经报批继续拆除，被制止后，市政府决定城墙由各区政府组织拆除。到 1958 年底，北京外城的城墙和城楼基本拆完，内城则在 60 年代末被拆除。1966 年计划修环城地铁，除西直门和安定门以及正阳门和古观象台外，内城的城楼和城墙计划拆除。但“文革”开始，西直门和安定门被红卫兵拆除，内城城墙也被老百姓基本拆完。

崇文门后面那段留存至今的断墙，曾被层层叠叠的房子遮掩。1996 年，周边房子拆除后，这段城墙得以重见天日。许多老居民将家里收存的旧城砖捐献出来用于修缮，总数达 40 多万块。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是当年拆除城墙行动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一位捐赠者感慨：“就像是小时候不懂事，轻易撕毁了一张价值连城的‘龙票’，时间越长，越让人觉得懊恼。”

如今，当我们路过那段老城墙，会看到有人在草坪上休息，恋人在城墙脚下私语，成群的学生围坐在城墙的影子里，唱着流行歌曲。然而，那曾经宏伟的城墙和城楼，却只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和历史的影像中，成为一段无法抹去的伤痛和遗憾。这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如何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至关重要且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