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推行其战争计划,自1941年在伪满洲国实行劳奉新体制以来,每年残酷役使200万以上的中国劳动人民,他们当中至少有四五十万人在日本关东军的刺刀下负担着沉重的劳役。 关东军每年强征和诱骗成千上万的劳工。据有关汉奸供认“将劳工装上闷罐车,铁门上锁,就这样在闷罐里大小便、吃饭睡觉。到了换车的车站，一停就是两三天。路上时常要用十天半月，不等到达地点，就死了好多人。” 被送到工地的劳工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风餐露宿，即使有歇息之处，也是不避暑寒的草棚。在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实行严格配给的情况下，劳工们伙食之恶劣是可以想象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到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被提高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伪满后期千百万劳工伤病死亡情况,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勤奉队都是由20岁以上的青壮年组成的,组成时健康情况都非常好。但通化县1000多名勤奉队员中，无病者只占25%。 1942年1月6日,东边道开发公司患病人数达1030人,死亡268人，而全公司工人还不过3000多人。 从华北被强制遣送到东北的劳工死亡率最高。据伪满警察局统计，1943年1至6月，各煤矿劳工死亡1154人。由于劳工的大批死亡，在各个劳工比较集中的地方，都有埋葬中国工人尸骨的“万人坑”。 1935年，日本宪兵队从大连诱骗了3000多名贫苦人出身的劳工，押送到孙吴县修建军事工事。 工事四周架设起铁丝网，鬼子们用刺刀、狼狗对劳工们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镇压。 在敌人的逼迫下，劳工们每天干10至18个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吃不饱睡不好，动辄被打骂、处死。 有一位名叫宋克让的老人，是从山东逃荒到东北的。他实在受不了鬼子的折磨了。有一次，他趁鬼子不注意，半夜逃走，被狼狗发现后抓了回来。 狠毒的鬼子为了恫吓其他人，想出了一种十分残忍的手段。一天傍晚，在林子边，鬼子当众将宋克让衣服剥光，绑在一棵杨树上。当时，正值夏末秋初，茂密的森林是蚊子的王国，还有一种叫大瞎虻的虫子，大个的足有半寸长，不管人还是牲畜,被咬一口便肿起大包。 宋克让被绑在树上。鬼子一走开，他的身体立即叮满了一层蚊子、瞎虻。开始一片黑压压的，不一会儿就是一片血红。每个蚊子的大肚子里，都吸足了一团殷红的血，疼得宋克让爹呀、妈呀地喊了起来。鬼子在一边哈哈笑，宋克让破口大骂:“王八蛋、小日本、强盗，我死了，你们都得让车压死，让枪崩了，都不 得好死!”虽然鬼子听不懂，但知道是骂他们，气得咬牙切齿。 20分钟后，宋克让就被蚊子活活咬死了。直到死，他身上还叮满一层蚊子、瞎虻。 鬼子们残酷地对待中国劳工。冬天浇凉水、用钢丝鞭抽打,或赶到雪地里冻死。从大连到孙吴的3000多名劳工，不到一年就死去了700多人。从哈尔滨抓到孙吴的1500多名劳工，冻死、饿死700多人。 瑷珲县 西岗子是一片山峦和树林，关东军准备依仗天然屏障，修筑山洞工事。1936年，日本鬼子在天津、沈阳抓了1700多名劳工。 待工事修好后，为了保密，鬼子将大部分劳工枪杀了。劳丁张贵方、张希会兄弟五人被鬼子活活打死。从北安抓来的1300多名劳工有600多人被打死，剩下的700多人被集体枪杀。 日寇在平顶村修筑飞机场，先后抓来2000多名劳工。一名叫赵玉山的车老板，有一天赶车拉石子路过门岗时，忘了给站岗的哨兵敬礼，哨位上的鬼子上前从车上把他拉下来，甩开三八大枪托就抡了起来，只三下，赵玉山就口吐鲜血，惨死在门岗前。 一天,平顶山飞机场工地上，一片碎石烂瓦前,鬼子们将200名劳工召集在一起,宣布要用马把两名完不成任务的劳工拖死。两匹马被拉过来，两个骨瘦如柴的劳工被捆着双手，站在马后，骑在马上的两个鬼子嘿嘿一笑，便扬鞭催马，马飞跑起来。两个劳工立即跌倒在地，双手被绳子紧紧拉着，拖在高低不平、碎石杂草遍地的工地上，被拖得血肉横飞，惨死在众人面前。鬼子是杀鸡给猴看。待飞机场修完了，死尸在附近的河岸上积了300多具。 在额民河修路的民工300多人，剩下来30多人;在山神庙，双峡，修军用公路的劳工冻死、饿死300多人;修山洞的500多名劳工全部被集体屠杀。修孙吴北大桥的3000多劳工，死了1000多人。 1943年，日军修山神庙飞机场，从孙吴抓了1700多人，仅7个月间,被饿死、打死的就有800人。从山东曹州府抓来的200多修山神庙山洞的劳工，待山洞修完后，仅活下40人。一天早晨，这40个吃过饭的劳工全部死亡。原来，鬼子怕泄露军事秘密,在饭中投了毒。 这年11月中旬，关东军第四军的道路部队，番号711部队从华北带来了100多名国民党战俘，押在霍龙门至里河铁路线冷川站南的山林里,强迫这些战俘为其修筑铁路,并经常毒打他们。 一次，小山甲佐让渡边伍长用战刀劈死3名战俘。此间，他们还从外地抓来3600多名劳工。由于过度劳累，流行病无医治，一年内死了400多人。9年中，仅这个宪兵队就故意杀71人。1944年，日本鬼子从天津抓来600多名劳工，送到黑龙江省佳木斯附近的桦川县铃当麦河工地。劳工们在敌人的刺刀下开始生活。他们没有住处，便在河两岸的草甸子上搭起了苇棚。自己垒灶起火，吃的是发霉的苞谷面、高粱米面。劳动太繁重了。夏天，早晨3点出工，晚上9点才收工，每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的重活，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 一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一阵阵冷风吹来。雨水灌进苇棚，铺在地上的稻草被水浮了起来。此时在地里干活的劳工们仍不许收工。 这批从天津抓来的劳工，是为日本侵略者耕种松花江下游桦川县大片良田的劳动力。日本侵占东三省后，日本一些土地开发株式会社，看好了这片肥沃的土地，决定在桦川县方圆150余平方公里的黑土地上，发展水稻生产。他们准备建一座排灌站，用松花江水浇灌稻田。 雨仍然猛烈地下着，劳工们一个个被浇成了落汤鸡，冷得直打哆嗦。有的要求收工,但是几个工头不准,硬逼着他们继续干活。 北大荒的黑土地被雨水一浇，泥泞难行。63岁的王长福老汉由于经常吃不饱，已瘦成一副骨头架了。雨水将他不多的头发贴在脑门上，顺着下巴往下淌。他挑起一担黑土，光着脚吃力地走着，上陡坡时，突然滑倒了。一个工头抡起镐把，上去就打，狠狠地一镐把，立即将王老汉打倒，随后打在头上、膀子上······王老汉胳膊脱臼了，不久，又红肿发炎，只好割掉了。 劳工们住的苇棚里，只在地上铺了一层草，时间一长，便霉烂发臭。很多劳工，由于棚子里潮湿，身上长满了疥疮，有的烂得流脓水，发出恶臭味儿。劳工即使病得很重，也要上工，不然不给饭吃。就是干不了活，也要坐在工地上。 那些站不稳也坐不住的重病号被送到所谓“病号屋”。“病号屋”实际是劳工们临死前的周转站，因为无人给他们治病。在这个病号屋的后边是个“死人谷”,里面弃置几百具尸体。病号死了开始时用席子包一包便推下去，后来就用草绳一捆，有的病号还没有死，就活活被扔到死人谷里。有时一天就扔下去十几人。 鲁夏生，一个21岁的年轻劳工。他来时还是个身体很棒的小伙子，可在繁重劳动和工头的摧残下，身体越来越差。一天，他患重感冒发烧，起不了床，被抬到病号屋。当他稍一清醒时，便想起了住在天津郊区年迈的老母和一个未成年的妹妹，嘴里叨唠着母亲和妹妹的名字，他想到老人家还日夜盼望着他，想到在家时父母的疼爱······泪水止不住地流淌。可现在，他高烧不退，没人给药，也没人照顾一下，3天3夜都没喝上一口水，没吃上一粒饭。第四天早上，当两个日本兵将他从草堆上拉出时，他还能说话，他嘴里不断哀求:“别把我扔进死人谷呀!我还有气呀!救救我吧，行行好，救救我吧!” 可是，凶狠的日本工头不由分说，一脚将他踢进死人谷，活活地让饿狼吃了。这些天津来的600多名劳工，在两年多时间里死去了530人，活下的只有70人。在排灌站旁边的死人谷留下的具具白骨，至今仍在无声地控诉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不但迫害中国劳工，还迫害其他国家的劳工和战俘。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激烈进行的关键时刻，日军海战失利,在桂河筑起了一座从泰国通往缅甸的桥梁。这是一座长250公里的铁石结构的桥梁。日本侵略者通过此桥，向在缅甸的占领军每天平均运输3000吨军备。 这条长长的桥梁，是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美国，还有泰国、缅甸、越南、中国、朝鲜劳工用血汗筑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