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直奉战争为对抗吴佩孚，孙中山如何和张作霖、段祺瑞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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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矛盾早在直皖战后就已表现出来，特别是援鄂战争之后，直奉的平衡局面被打破，张作霖决不甘心直系势力的扩大，因而企图联合皖、粤以抗直。

1、粤、皖、奉反直联盟的形成

而孙中山自1921年4月7日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后，挥师平定广西，积极准备北伐，因此，与奉张联合夹击直系的战略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南北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地重新排列组合，从而形成了以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为主体的联合倒直阵线。

1921年2月，孙中山与奉张代表李梦庚、段氏代表段芝贵在桂林直接会谈。三方具体商定了攻直计划：

“业将攻直军之计划，策划各处军队之进守、布置一切，以待时限…用奉军援赣名义南下，中途如有他变，与皖军（指浙督卢永祥所部）携手，南北夹击，致直军于死地”。

9月，梁士诒赴粤，同国民党要人会谈北京中枢问题。梁向孙表示：组阁上台后即以“合粤皖奉为一炉，共制直系”为己任。孙中山对此极表赞同。

1921年下半年，三方信使宁武、李少白、姜登选、韩麟春、汪精卫、伍朝枢、段芝贵、徐树铮等人紧张地往返于桂林、天津、奉天之间。在三方幕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努力”下，三角联盟初步形成。

1922年3月，孙中山派伍朝枢赴奉天进一步会商落实粤皖奉联合反直事宜，双方议定：孙中山将于直奉交战之际，“从湖北出兵策应张作霖”。

粤皖奉三方经过多次协商，最终达成具体协议：

(1)旧国会恢复议宪，解决国是，南方若何主张，奉天即若何主张；

(2)总统问题，由南方办理，奉天不予过问；

(3)先谋统一，后行地方自治；

(4)关于军事上的行动（另订）；

(5)允助孙中山北伐费300万元，但须实行北伐后，方能交款；

(6)实行北伐后，一体合攻吴佩孚。

奉张之所以虚意地表明愿意拥戴孙中山为大总统，共定国是，实际上是假拥孙为号召，以南此统一为口实，召集直、皖败将，亡命之徒，诸如张敬尧、吴光新、王占元辈，借他们吸引其旧部吴新田统帅的第七师，孙传芳统帅的第二师以及鄂西的四个混成旅的庞大部队，倒戈相向，叛吴投张，从而独揽中央，问鼎长江与西南。他的妙计是奉方“据关陈兵”，“虚张声势”，“以逸待劳”，使粤、皖首先发难，然后如同直皖之战，“从而胜之”。

粤皖奉三角联盟对直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使吴佩孚处于四战之地和被大包围之中。

2、吴佩孚的对策

孙中山锐意北伐，必使岳阳告急，鄂、赣首当其冲；陕西陈树藩得川军援助，誓报直系夺督夺地盘之仇，待机反攻；而时驻潼关的张锡元、刘镇华又无一定趋向，一旦奉张攻来，必与孙中山的北伐军成犄角之势；倘若吴新田动摇，陕西将顿生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到河南的安危，吴佩孚对豫军赵倜、赵杰的高压，使他们对吴在洛阳如芒刺在胸，倘二赵变生肘腋，则直隶、河南根据地难保。

面对如此险境，吴佩孚不会坐以待毙。

为破三角联盟的大包围计划，他先于1921年11月在汉口召集鄂、皖、赣、苏、湘五省“长江联防会议”。

12月，吴再与湘赵订立密约，防止孙中山北伐军入湘攻鄂。次年1月19日，吴又派专使黄芗申赴粤联络陈炯明，实行“吴陈联合”，吴担任逐徐世昌，陈担任逐孙总统。“北方加派大军援赣，从后夹攻，令北伐军首尾不能兼顾，乃足制胜”。

同时，吴还力促陈炯明、赵恒惕结成反孙联盟，赵阻孙北伐军取道湖南，陈则从背后力加破坏。陈赵与吴虽然在“联省自治”与“武力统一”上存在着矛盾，但在反对孙中山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所以，当孙中山于1922年5月4日下令北伐，“出师江西，以大本营设于韶关时”，吴、陈、赵几乎签订了正式的“攻守同盟”条约。孙中山事后认识到，“综此二者，一可阻我前进（借道湘境），一可阻我归路（陈氏叛变）”。

此外，吴佩孚还用直系海军牵制浙江卢永祥部，并在国际上联美、联苏、反日，为单独对奉作战作好了战略上的充分准备。

3、直奉电报战

与直皖战争相同，直奉在战前首先展开了一场电报战。

1922年二三月间，段祺瑞从北京逃走，准备讨直，孙中山也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因此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调动大批奉军入关。

而在直系内部，曹氏兄弟始终抱有息事宁人的心理。当奉张调动奉军入关时，曹锟一面约束吴佩孚切勿孟浪从事，一面派曹锐于3月8日以“祝寿”为由到沈阳向张作霖乞情。直到4月上旬，奉军开往德州、长辛店、天津时，曹氏兄弟仍对奉军进逼，节节退让，将驻津直军均撤回保定，并电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兵工厂均须让交奉军。

面对曹氏兄弟的妥协退让，极力主战的吴佩孚一面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另一方面，采取拖延战略，尽量延缓战争爆发，以争取时间取得直系内部意见一致，共同对敌。

1922年3月10日，在吴佩孚的同意下，曹锐代吴拟一电稿，为直奉关系恶化“辟谣”：

“报纸所载——若奉直两方将以兵戎相见者，甚至虚构事实，淆乱听闻，市虚杯蛇，启庸人之自扰”，“吴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举国共愤之媚外政策，非反对其组阁，此根本上不能牵涉他方者也。”“佩孚服从曹巡阅使为国人所共知。对于张使抱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能反对也，明甚。”“不能以佩孚之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者也。”“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

然而，奉张因有大总统徐世昌支持和“三角联盟”为奥援，所以态度十分强硬，大有一战而胜之概。

4月14日，奉张制定了整体作战计划，其内容是：

与广东方面加紧联系，要孙中山自桂出发，取道长（沙）、岳（阳），会师武汉，直抵幽燕；令张勋旧部张文生出兵安徽；要陈树藩反攻陕西；收买豫督赵倜及赵杰两兄弟起兵河南，乱其根据地；张作霖亲率奉军主力大举入关，分驻军粮城、独流、津沾、密云、古北口和津浦路的良王庄、马厂、芦台等地，而以军粮城为奉军大本营，同直军主力决战。其军名曰“镇威军”。

4月19日，张作霖发出通电：

“窃谓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后盾。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约，剽劫国帑者，均视为统一和平之障碍物。”

并要求政府作出决定：

(1)军人不得干涉中央政治（专指吴佩孚）；(2)令吴佩孚回两湖巡阅使本任，并撤去副使头衔；(3)任梁、叶、张自动销假。

奉张的通电及要求，使整个直系大有“城下之盟”的感觉，反而促使直系“和”与“战”双方形成了统一。在奉张咄咄逼人的攻势下，直系诸将对于曹锟的不抵抗方针一致表示不满，要求曹要“大义灭亲”、“罢斥曹锐”。

曹锟在直系将校行将与之脱离关系，一致表示愿归吴使指挥的情况下，才认识到退让无补于事。为了保全地位，决定“助吴对奉用兵”。

他向秘书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兄弟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并表示“本人亦完全听令”。

直系内部“和”“战”之争的迅速解决，使直系尤其是吴佩孚的态度顿然变得强硬起来。

4月21日，吴佩孚联合齐燮元、陈光远等通电，攻击奉张：

其藉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者。佩孚等外体友邦劝告之诚，内拯国民水火之痛。惟有尽我天职，扶持正义。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试问害民病国者何人？结党营私者何人？乱政干纪，剩劫国帑者又何人？舆论即为裁判，功罪自有定评。委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保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职责攸在。除暴安良，义无反顾。敢布腹心，惟海内察之。

4月22日，曹锟针对张作霖的皓电，也发出养电，指责奉张：

锟愚窃谓统一，当以和平为主干，万不可以武力为标准。…尤望张巡阅使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静听国内者年硕德、政治名流之相与公同讨论。若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则前此凡持武力统一主义者，不乏其人，覆辙相寻，可为殷鉴。锟决不敢赞同。抑更不愿张巡阅使之持此宗旨也。

双方均不依北洋政府解决和与战问题。

4、从文攻到武战

在这次电报战中，卢永祥站在了奉张一边。

21日，浙卢通电：

“昨读张巡阅使皓电，剀切陈词，其所谓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之者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数语，尤为至公至平之论。”

同时，奉系为了增加自己的声势，也串通联电。22日，王永江电孙烈臣、吴俊升、汲金纯、马福祥等，“现在巡帅已于皓日通电，言明出兵宗旨，谅已接洽…似应急速通电赞同，但电中立言，宜主持公论，略带诚评则可，指名漫骂则不可”。

随后，23日马福祥、汲金纯分别通电赞成奉军入关，24日吴俊升也通电拥护。

在此之前，张作霖为减少阻力，将攻击点集中于吴佩孚一人，不涉曹锟。但曹锟养电发出后，奉张忍无可忍，于23日通电驳斥曹锟养电：

这样一来，直奉已经形成全面对抗局面。

4月25日，吴佩孚、齐燮元等联电列举奉张十大罪状：

障碍统一；危害国体；丧权恃外；负罪友邦；破坏法纪；纵匪殃民；黩武逞兵；劫掠饷械；招亡纳叛；残杀同类。“综其罪孽，撮发难数，穷凶极恶，豺虎不食。作霖不死，大盗不止。盗阀不去，统一难期”。

4月27日，张作相、张景惠等奉系将领也联电历数吴佩孚之罪：

贪、鄙、狠、夺位、卖友、险、妄、诈、狂、明目张胆、大言不惭。“是吴氏直一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之奸邪残贼耳。”“作相等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用特宣告天下，剪此凶顽。…其无故挑衅者，只吴氏一人。我直军同袍将士，如仍归曹使者，作相等敬以礼之。如有甘心从逆，随吴抗我大军者，即当一律铲除”。

28日，张作霖电攻击吴佩孚，并对直宣战：

“吴佩孚者，狡黠成性，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盘踞洛阳，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吞食之谋。…涂炭生灵，较闯、献为甚，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椎利是图，无恶不作。”“不意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甘为戎首，宣战前来，自不能不简率师徒，相与周旋，以固我国家”。

至此，吴张双方、直奉两系，经过一番“骂阵”、“申诉”、“否认”、“攻讦”、“谩骂”、罗列对方罪状之后，终于大动干戈，走上了以武力论高低之路。

在直奉电战中，还不时出现调和之声。“各处呼吁之声，不绝耳鼓。元首尤抱息事宁人之至意，乃敦请息影林泉之元老六人，为和平特使，出面排解。”

此六人为张锡銮、赵尔巽、王士珍、王占元、孟恩远、张绍曾。六元老于4月21日联电曹锟、张作霖：

“拟请两公约日同赴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问不闻，专务远大”。

22日，六位元老致电吴佩孚：

“万恳台端于此最近期间，力持坚忍态度，以待调人之进行，是所切盼。”

与此同时，卢永祥在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张文生、陈光远等支持下，于21日致电曹、张：

“拟请二公，即在津、沽订期面晤，先以和平解决之办法商定纲领，再行召集会议，共策进行。耆硕名流，自必乐同赞划，则不惟息海内疑揣之浮言，且可定国家统一之大计。永祥不敏，窃愿从二公之后。”

而全国许多地方组织也发电呼吁停战。

山东省议会议员78人于22日联电全国：

“背道而驰，逆理而行，不惟斩所其逆，亦为全国所不容，何去何从，尚望熟思而审虑之。”

25日，京都地方自治筹进会电致张、曹、吴，要求“先停止作战之行动，将镇防军队退回原地，以靖人心”。

然而，各方的呼吁和恳请无济于事。张作霖虽然在22日复六元老电中表示愿意“共商解决，藉副诸公息事宁人之意”，然曹、吴则拒绝调停。曹锟于22日通电指责奉张“主张武力，必失人心，人心既失，则统一无期，可以断言”，并认为奉张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

吴佩孚于23日复六调人漾电称：

“诸公必令佩孚坚忍以待，其先令奉军悉出榆关，撤销其北京司令部，再议调停。否则戎首在奉，勿第以坚忍责佩孚也。”

至此，调停无效，双方矛盾只有诉诸武力解决之一端。

5、奉系的战前部署

直奉两系一面大打电报战，争取舆论支持，一面加紧进行战前部署。

奉军兵力虽有30万，但多悬师关外，关内仅一师三混成旅3万多人。为对直作战，就必须调兵入关。1922年3月19日，张作霖设奉军总司令部于落垡，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3月31日，张作霖通电北洋政府参谋部与陆军部，决定添派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入关，拥处近畿。4月9日，张训令京奉路西段车辆，一律开往东段，列车照常通行。开始大规模调运奉军入关。

奉军入关部队的具体情况是：至4月初，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入关驻扎独流河南面。4月10日，奉军暂编第七旅入驻津浦路良王庄，卫队旅也进驻津浦路。15日又进兵两旅，驻扎塘沽、天津带。16日李景林率万余人到独流。17日张作霖又令炮兵营带54门大炮进驻马厂，辎重兵进驻芦台，20日又派军队进驻通州。总计奉军入关人数在八九万间。

奉军大批入关，东北必然空虚，为巩固后方，奉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4月18日，奉系财政厅为维持金融稳定，4月20日，为维护金融稳定，张作霖再下令：“本省长为民除害，决不姑宽。”

通过控制金融、维持治安等措施，奉张后方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漏子。

奉张在大规模调兵入关、巩固后方的同时，也在积极制订作战计划。

起初，奉张计划以山东、河南为东路。山东遣张宗昌、吴光新召集土匪由青岛扰乱济南；河南则贿买赵倜为内应。

陈树藩为西路，西南之北伐军为南路，三面包围吴氏。此外，奉张还曾“拟起用张勋，统兵南下至徐州，以与新安武军联合，一面掩护张文生以控长江下游，一面拥护赵倜，以牵制吴氏行动，并以段祺瑞驻小店，以号召安福余孽”。

后来奉张因恐战线过长，首尾不能兼顾，而吴佩孚又于陇海路驻扎重兵，于是变计专以直隶境为作战区域。

奉张入关后，兵分东西两路五个梯队。

以重兵进驻马厂、静海、杨柳青等处，是为东路。

东路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队长张作相率第二十七师全部；第二梯队队长张学良率奉军第三混成旅、第四混成旅及第八混成旅；第三梯队长李景林率第七师，辖第一混成旅在马厂一带布阵。此路为辅战场。

以京汉线为西路，张景惠为司令，下编两个梯队：

第四梯队队长张景惠率奉军第一师、第十六师、第二混成旅、第九混成旅；第五梯队队长许兰洲，率黑龙江两个骑兵旅。此路为主战场。奉军“总兵力约十二万五千人”。

奉军以山海关为集合点，以天津为驻扎和进发点，其布阵“纯成一长蛇形，所谓单提式”，取攻势和剿直军老窝的姿态，以一弧线包围保定、信阳，连营百余里。

6、直系的应对措施

直系方面在和战问题解决后，于4月11日在保定召开会议，一致主张抗张拒奉，并对直系内部人事做了重大调整。

4月初，曹锐因直奉关系剑拔弩张，忖度无力应付，故而职务由杨以德代理，并令省府署员、财产、眷属即刻迁入英租界。

15日，曹锐又电呈北洋政府请假。在此情况下，曹锟因天津军务紧急，向北洋政府推荐王承斌充任天津军务帮办。

4月16日，曹鍈由马厂退回保定，曹锟解除其师长职务，第二十六师师长一职由张国镕代理。

4月19日，北洋政府发布命令任王承斌为“帮办直隶军务”。

保曹洛吴重新团结，力量大增，情势突变，解除了吴佩孚孤掌难鸣之苦。同时由于孙中山的北伐军未能出动，吴佩孚遂得将驻湘的直军北调参战，从容布置作战计划。

吴佩孚“最初以奉军拟乘津浦路南下，侵入河南、安徽，故亟派重兵驻陇海路，后因奉军改变方针，乃注其全力于保定以北之京汉路方面，所谓西路也。

一方以奉军进据马厂，乃亦派兵驻青县大城等堵之，所谓东路也。东路司令为张国镕，军队计有一师五混成旅。两路皆以保定为中心，以郑州洛阳为大本营，而以冯玉祥之第十一师驻守郑州，以防备赵倜，并令海军泊秦皇岛，断奉军归路，吴氏自任为总司令…吴氏之作战计划，在缩短战线，以谋交通便利，兵力集中。其阵势为一锐三角形，所谓三角蛛网式”。直军全部约10万人，略少于奉军。

从以上直奉两系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来看，奉军倾巢出关，尽遣精锐，士饱马腾，取进攻态势；而直军则依保定为中心，伏兵于根据地，取防御态势，且“因缩短战线，故弃天津，弃马厂，并将德州兵工厂重要机件运走，以空厂与奉军，津浦路完全让与奉军。或以为吴氏让津浦路于奉军，未免失策，而不知吴氏固以予为取，将以诱其深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