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宁古塔有多恐怖？清朝囚犯宁愿自尽，也不愿前去一步》

世人皆知清代流放之地宁古塔，却鲜有人知这背后竟藏着如此骇人的故事。道光年间，一位名叫金氏的宫女因卷入谋反案被发配宁古塔，在押解途中，她挣脱缰绳纵身跳入黄河。临死前，她留下遗言：＂宁葬身鱼腹，不愿一步踏入那人间地狱！＂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事例并非个案。有清一代，无数被发配宁古塔的女犯选择了相同的结局。究竟是什么样的恐怖，让这些人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踏入宁古塔半步？为何连满清发祥之地，都会沦为让人闻风丧胆的＂人间地狱＂？这其中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宁古塔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渊源

康熙五十年，一场特殊的祭祖仪式在宁古塔举行。康熙帝亲自前往这片荒僻之地，向努尔哈赤的曾祖父费英东上香。此时的宁古塔，早已不复昔日繁华。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片土地，曾孕育了大清帝国的根基。

宁古塔原本并非一座城，而是一片广袤的猎场。努尔哈赤的曾祖父费英东带领族人在此狩猎时，偶遇一片沃土。传说那年冬天，大雪纷飞，费英东在猎场上遇到一只白鹿，他追逐白鹿来到穆稜河畔。这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于是费英东决定在此定居。

费英东育有六子，这便是＂宁古塔＂得名的由来。＂宁古＂在满语中意为＂六＂，＂塔＂则是＂个＂的意思。六兄弟分别在此地建立了六个部落，形成了最早的满洲部落联盟。康熙四十二年的一份奏折中记载，当地百姓至今仍能指出这六处部落的具体位置。

然而宁古塔的重要性并非仅限于此。崇德元年，皇太极设立宁古塔副都统，这是继盛京之后的第二个满洲重镇。宁古塔距今日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仅数十里，地处穆稜河与松花江交汇处，不仅是水陆要冲，更是控制东北的军事重地。

顺治初年，清廷在宁古塔设立garrison，驻扎八旗兵丁三千余人。这些驻防人员被称为＂披甲人＂，他们的职责是守卫边疆，管理流放犯人。正是这支力量，让宁古塔逐渐从满洲发祥地转变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流放之所。

康熙二十年，一位叫做舒赫德的侍卫曾随康熙帝微服私访宁古塔。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地冬季寒风刺骨，夏日蚊虫肆虐，却是控制东北的咽喉要地。＂这段记载，生动描绘了宁古塔的地理环境。

宁古塔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恰似一个天然的囚笼。每到冬季，厚达数尺的积雪将这里与外界彻底隔绝。即便是最熟悉地形的猎人，也不敢轻易穿越这片雪原。这样的地理环境，为后来将宁古塔改造成流放之地提供了天然条件。

宁古塔的军事地位在雍正年间达到顶峰。雍正帝下令在此增设兵营，驻军数量达到五千余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里的军事功能逐渐被流放功能所取代。一份雍正十年的奏折显示，当年仅流放到宁古塔的重犯就达三百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宁古塔的地势走向十分特殊。城南是连绵的山脉，北面则是广阔的平原。这样的地形，让试图逃跑的囚犯面临两难：向南是难以跨越的高山，向北则是茫茫荒原，无处藏身。正如一位流放者在狱中诗作中写道：＂南望群山遮，北顾大荒平，欲逃无可逃，唯有怨命生。＂

二、残酷的流放之路

乾隆三十二年冬，一支押解队伍从京城出发前往宁古塔。这支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荣惠的前朝廷官员，他因卷入贪腐案被判流放。根据当时的记载，这支队伍从京城出发时有犯人三十二名，最终抵达宁古塔时仅剩十一人。

清代流放制度规定，犯人必须步行前往流放地。从京城到宁古塔，按正常行军速度需要九十天。押解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否则将受到惩处。这项规定在表面上看似简单，实则是一道催命符。

每位犯人脖子上都戴着重达十五斤的木枷，双脚上拴着铁链。这些刑具不仅沉重，更会随着行走而剧烈摩擦皮肤。一份乾隆年间的监狱记录显示，许多犯人在到达目的地时，颈部和脚踝处已经血肉模糊。

道路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从京城到宁古塔的官道，有将近三分之一是穿越山区的羊肠小道。每到雨季，这些山路就会变得泥泞不堪。一位押解官在奏折中提到，有时一天只能前进五里路。

气候变化是另一个致命因素。这条路线跨越多个气候带，从温带到寒带。特别是进入东北地区后，天气变化更加剧烈。夏季，暴雨如注，蚊虫肆虐；冬季，寒风刺骨，积雪没膝。

道光六年的一份档案记载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当年冬季，一支四十人的押解队伍在穿越长白山区时遭遇暴风雪，仅有六人存活。死亡原因包括冻伤、饥饿和疾病。

押解期间的饮食供应也是一大问题。按规定，朝廷每天给每位犯人发放两餐粗粮，但实际情况往往不尽如此。一位曾在乾隆年间担任押解官的退役军官在回忆录中写道：＂粮饷经常中途克扣，犯人有时三天才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食。＂

夜晚休息时，犯人被关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帐篷内空间狭小，通常挤压着十几个人。由于卫生条件恶劣，疾病极易传播。据记载，痢疾和伤寒是押解途中最常见的致命疾病。

更为残酷的是，押解官往往会在途中强迫犯人干活。一份嘉庆年间的奏折显示，有押解官为了赚取额外收入，让犯人帮当地农户收割庄稼。这些带着枷锁的犯人被迫劳作，往往加重伤势，甚至丧命。

女犯的处境更加艰难。当时的女性大多是裹着小脚的。一位名叫张氏的女犯在途中留下的字条记载：＂每走一步，如踩万根针，双脚血流不止。＂这种酷刑般的跋涉，让许多女犯选择了自尽。

到达宁古塔前的最后一段路程，往往是最艰难的。当地的一份方志记载，从牡丹江到宁古塔的八十里路程，常常会有三分之一的犯人倒下。这段路被犯人们称为＂死亡之路＂，因为这里布满了前人的白骨。

就这样，经过三个月的跋涉，幸存者终于到达宁古塔。然而，这并不是苦难的终点，而是新的苦难的开始。正如一位犯人在狱中题诗所言：＂千里荒途难度越，想是阎罗借道行。＂

三、宁古塔的监狱制度

乾隆四十五年，一位名叫戈什的囚犯在狱中留下一份详细的记录，描述了宁古塔监狱的日常运作。这份珍贵的史料，让后人得以窥见这座＂人间地狱＂的真实面貌。

宁古塔的监狱分为内狱和外狱两部分。内狱关押重犯，建在城中心的地下，俗称＂地牢＂。外狱则位于城外，用于关押轻犯。根据清朝的律例，犯人入狱时需经过严格的检查和登记。狱卒会在犯人身上刻上编号，这种带有烙印的编号将伴随囚犯终生。

每座牢房的面积约二十平方米，通常关押十五到二十名囚犯。牢房内没有任何家具，只在地上铺着一层稻草。囚犯们必须蜷缩着身体睡觉，冬天往往挤在一起取暖。一份嘉庆年间的监狱报告显示，由于过度拥挤，每年冬季都有囚犯被活活挤死。

宁古塔监狱最令人恐惧的是其独特的＂水牢＂制度。水牢建在地下十米深处，四壁渗水，终年不见天日。据康熙五十二年的一份奏折记载，当时有一名叫做李成的囚犯在水牢中关押了整整三年，出来时已经双目失明。

狱中的伙食极其简陋。每天只供应两餐，早餐是一碗稀粥，晚餐是一个玉米饼。据统计，一名囚犯每天的口粮不足八两。更糟糕的是，这些粮食经常会被狱卒克扣。道光年间的一份调查显示，实际到达囚犯手中的粮食往往只有规定数量的一半。

劳动改造是宁古塔监狱的一大特色。囚犯们被分成不同的劳动队，从事开荒、采矿、伐木等重体力工作。一份乾隆年间的工作记录显示，每个囚犯每天需要完成固定的劳动配额，如砍伐十棵大树或开垦五亩荒地。完不成任务的囚犯将受到严厉的体罚。

监狱的管理制度极其严苛。囚犯之间禁止交谈，违者会被打断腿。每个月只允许休息一天，这天囚犯们可以在院子里晒太阳。然而，这种＂优待＂在冬季往往会变成一种折磨。有记载显示，嘉庆十年的一个冬日，整整一群囚犯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被迫站立四个时辰。

疾病是监狱中最大的杀手。由于环境潮湿，传染病极易蔓延。一份道光年间的死亡记录显示，仅仅一个月内，就有二十八名囚犯死于伤寒。更令人震惊的是，狱方对病患的态度。生病的囚犯往往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特殊的牢房里，等待死亡。

女犯的处境尤其艰难。她们被关押在专门的女牢里，但条件更为恶劣。根据当时的规定，女犯不得与外界接触，连同性狱卒都不允许靠近。嘉庆二十年的一份奏折记载，一位名叫王氏的女犯在生产时因无人照料而死在牢房里。

逃跑是每个囚犯的梦想，但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监狱四周设有三道围墙，每道围墙之间都有武装守卫巡逻。即使有囚犯侥幸翻越围墙，等待他们的是茫茫雪原和无边森林。据统计，道光年间共有一百二十七名囚犯尝试逃跑，最终只有三人成功。其余的不是被抓回来处死，就是死在荒野中。

每到夜晚，宁古塔监狱都会响起一种奇特的声音，那是囚犯们在黑暗中默念家乡的名字。这个习俗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成为宁古塔最为人熟知的＂夜祷＂。

四、犯人的日常生活

乾隆四十八年，一位名叫孙德的流放犯人在其家书中详细记录了宁古塔流放地的生活细节。这些记载为后人了解清代流放犯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流放犯人的一天从凌晨四点开始。官府会派专人敲响铜锣，犯人必须立即起床。据档案记载，冬季时分，犯人们需要在黑暗中摸索着穿好衣服，然后排队接受清点。迟到者将受到鞭刑处罚。嘉庆十三年的一份惩处记录显示，一名因病行动迟缓的犯人被活活打死。

早餐通常在天亮前完成。每人可以分到一碗掺杂着沙子的黑面粥。一份道光年间的军需记录显示，这种粥的主要原料是糜子和玉米面，且经常发霉变质。许多犯人因长期食用这种粥而患上消化系统疾病。

用餐后，犯人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岗位。开垦荒地是最常见的工作。每个犯人必须完成规定的劳动量，通常是每天开垦一亩地。工具仅有一把木质农具，即使在冰天雪地中也要赤手作业。据统计，仅乾隆五十年一年，就有超过五十名犯人因劳动过度而死亡。

采伐木材是另一项主要工作。犯人们需要徒步进入原始森林，每天砍伐并搬运指定数量的木材。这项工作尤其危险，不仅要面对严寒，还要提防野兽袭击。一份嘉庆年间的事故报告记载，在一次采伐行动中，整整一个劳动队的十二名犯人被饥饿的狼群吞食。

正午时分有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犯人们可以在劳动现场原地休息，但不允许随意走动或交谈。午餐是一个玉米饼，有时会加上几片咸菜。据当时的记载，这些玉米饼往往是前一周就烤好的，坚硬如石，需要用水泡软才能食用。

傍晚收工后，犯人们还要完成一系列强制性劳动。包括打扫街道、修补城墙、清理下水道等。这些工作往往持续到深夜。一份道光年间的城防记录显示，宁古塔城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是由流放犯人建造和维护的。

夜晚，犯人被关押在简陋的木屋中。每间木屋约二十平方米，通常挤住二十多人。屋内没有床铺，只在地上铺些稻草。冬季时，木屋的墙缝会被冷风灌入，温度常常低至零下二十多度。据记载，每到冬季，都会有犯人被冻死在睡梦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官府对犯人实行连坐制度。如果一个犯人逃跑，同屋的犯人都要受到惩罚。这导致犯人之间互相监视，形成一种特殊的控制机制。嘉庆二十三年的一份奏折记录了一个极端案例：一名试图逃跑的犯人被自己的室友活活打死。

节假日对流放犯人来说没有任何特殊意义。即使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劳动任务也不会减少。唯一的区别是，官府会在这天给每人额外发放一个馒头。一份道光年间的账簿显示，这些节日馒头往往是用发霉的面粉制作的。

犯人与外界的联系被严格限制。每月只允许写一封家书，而且必须经过官员审查。书信内容不得提及狱中生活，否则将被销毁。据统计，道光十年至二十年间，宁古塔流放地平均每年发出的家书不超过三百封，而当时的流放犯人超过三千人。

五、宁古塔的经济发展

宁古塔的经济发展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乾隆二十年的一份奏折显示，当时宁古塔已经发展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商贸中心，每年经由此地往来的商队超过千支。

贸易活动是宁古塔经济的主要支柱。据统计，乾隆年间宁古塔设有四个大型集市，分别位于城东、城西、城南和城北。其中城东集市规模最大，常年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一份嘉庆初年的税收记录显示，仅城东集市一处，每年就为官府创收白银三万两以上。

皮货交易在宁古塔的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地猎人每年都会捕获大量的貂、狐、獭等毛皮动物。这些皮货经过加工后，不仅供应京城贵族的需求，还通过商路销往朝鲜、日本等地。道光十五年的一份海关记录显示，从宁古塔出口的皮货价值达到了十万两白银。

人参贸易是另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宁古塔周边山区盛产野生人参，当地人称之为＂山草＂。每年秋季是挖参的旺季，成千上百的采参人会进入深山。据记载，嘉庆二十年一支商队用二十匹马驮运的人参，在京城卖出了八万两白银的高价。

木材加工业在宁古塔也十分发达。当地盛产红松、白桦等珍贵木材。这些木材除了供应本地建筑需求外，还定期运往关内各省。一份道光年间的运输记录显示，每年经由宁古塔运往关内的木材，足以建造一百座规模相当的府衙。

手工业在宁古塔逐渐兴起。其中以皮革制品最为著名，当地工匠发明的＂宁古塔皮靴＂因其防水保暖的特性，深受军队欢迎。据军需记录，道光十年至二十年间，仅北京八旗就订购了超过十万双宁古塔皮靴。

农业发展相对缓慢，主要受制于恶劣的气候条件。但在官府的推动下，宁古塔还是开垦出大片农田。据统计，到道光末年，宁古塔地区的耕地面积达到十万亩，主要种植大豆、玉米和糜子。一份当时的粮仓记录显示，丰年时宁古塔可以实现粮食自给。

金融业的发展为宁古塔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地设有多家钱庄，专门办理存储、汇兑等业务。一份嘉庆年间的账册记载，最大的一家钱庄年度资金周转量超过五十万两白银。

宁古塔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道光年间，官府投入巨资修建了四条主要商道，并在城内设立了专门的商品储存仓库。这些设施极大地便利了商贸活动。据记载，一支商队从宁古塔到北京的运输时间，从原来的三个月缩短到了四十天。

劳动力充足是推动宁古塔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流放犯人为当地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来源。一份道光二十年的统计显示，仅在木材加工行业，就有超过两千名流放犯人从事相关工作。

税收制度的完善保障了地方财政收入。宁古塔设有专门的税务衙门，对商品征收关税。根据道光年间的记录，仅商品流通税一项，每年就为官府创收白银五万两以上。这些税收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