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公与大学士哪个地位更高、实权更大？这个问题是陕西一位读者于近日私信御史的，希望能详细写一篇清代一等公与大学士的具体差别。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真要比较起来还是有难度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广义上来说，是没有具体答案的。所以只能从常规的角度出发来论证。

一等公与大学士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属于异姓爵位系统，后者属于品官系统，但是清代往往又是爵、职不分家，通常情况下有爵者必有官，而有官者未必有爵。

从获取的方面来说，爵位大多来源于军功，个别的出于皇帝特恩（如张廷玉、蒋廷锡等）；官则大部分来源于科举或学校，总体而言，爵位的获取难度要高于官。

一等公属于异姓爵位最高等（国家制度层面是这么规定的，异姓王属于特殊情况），大学士属于文官最高品。从人数上来讲，有清一代，一等公只有33人（实封者不含追赠），大学士共有187人。由此可见，一等公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大学士。

如果从33个公爵获得者的具体出身来看，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八旗贵族世家，且很大一部分都与皇室有联姻，从血缘关系上来看，这些一等公爵与爱新觉罗氏家族更近，这也注定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要高于大学士。

首先是品级不同。清代的品官系统分为九品十八级，一等公从制度方面来讲并没有被划入品官的行列。但因公、侯、伯三个爵位政治地位很高，所以习惯上又被定义为“超品”，列在正一品大学士之上。

之所以搞出来个超品，是皇帝有意提升因军功晋身高级爵位的政治地位，在实际的排班中，超品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一种荣誉头衔。

其次是冠服不同。因为一等公的品级高于大学士，所以在冠服方面也体现出了差别。按照《清史稿·舆服二》的记载，民公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四，上衔红宝石”；大学士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一，上衔红宝石”。

东珠是清代最具有政治地位的装饰品之一，是皇室的专属品，异姓爵位和品官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资格享有。体现在等级上，就是东珠的装饰数量，公、侯、伯、子从四颗至一颗不等，品官中仅有文武一品的朝冠饰有一颗东珠，一品以下不得僭用。

同样一等公的朝服与大学士也不同，按规定公侯伯三个高级爵位所用的补子是一样的，形制为方补，纹样为“彩绣四爪正蟒”；大学士也是方补，但纹样却为仙鹤，明显要低上一个层次。

第三是俸禄不同。清代九品十八级，按照不同层次都有对应的俸禄，正一品的大学士年俸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等等。可以看出，品官之间俸禄出入不大。

以此类推，一等公只比大学士高一级，理论上来说差别也应该不是很大。然而实际情况是，一等公的年俸要高出大学士数倍，具体数字为700两。

一等公的年俸之所以定的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八旗贵族出身，且爵位大多是因军功获得，皇帝有意提升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以保证他们能过上充裕的物质生活。

此外，一等公的数量毕竟不多，就算工资给得高一点，也不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压力。如果要是提升大学士的年俸，那么其他的二品、三品乃至九品等官，也都需要相应提升，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最后是仪仗。清代对王公品官的仪仗有一套细致而严密的规定，民公的级别和和硕额驸是一样的，具体为：红棍四，杏黄伞二，大、小青扇二，旗枪十。常日前引二人，后从八人。

大学士的仪仗等同子爵，具体为：金黄棍二、杏黄伞一，大、小青扇二，旗枪八。常日前引二人，后从八人。

不难看出，一等公的出门的仪仗排场还是要高过大学士的，因为清代的出行礼仪中，“棍”和“伞”的数量，最能体现身份。

政治待遇和实权完全又是两回事，爵位只是政治荣誉，和权力是不挂钩的，只有职官才能履行国家赋予的行政事务。

前面也说了，清代的爵、职又是不分家的，所以大部分爵位获得者都会在朝中担任实职。

那么一等公一般会在朝中担任什么职务呢？这也是要区别对待的，正常情况下，凡是功封一等公者，即首次获得公爵者，此前都是朝廷大员。比如像乾隆朝的傅恒、阿桂、福康安等等。

还有一类是承袭一等公者，他们的任职差别就会很大，皇帝会根据个人能力安排不同的职务。通常情况下，承袭公爵者会在八旗系统内担任都统、副都统一类的武职官。这类承袭公爵者，实权往往不及大学士。

而要是首封一等公者，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不管是政治地位还是实权，都要高于大学士，多为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且是皇帝的心腹亲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无法对比，因为他们既是一等公又是大学士。

抛开政治地位和实际权力不论，一等公按例是可以世袭罔替的，他们的子孙后代哪怕平庸无能，也能靠着祖上的爵位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这一点是大学士所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