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名记者走进大上海南京路一侧、上海市最繁华的中百公司背后的一条肮脏巷弄里。这是一条极其杂乱的马路，3分钟后，记者驻足在一座极其破旧的小楼前。

确认此处就是拜访的地址后，记者沿着一条陡峭狭窄的木楼梯，手脚并用爬到二楼。那里有一个小房间，门开着，远远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夹杂着其它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

屋内是一个约四、五个平方米的小房间，角落处搁着一张木板床，没有桌子板凳，一个满脸胡渣的老人，衣冠不整地坐在床头，手里还拿着一瓶劣质烧酒。

记者说明来意，老人混浊的眼睛里闪出一道锐利之光，如同鹰隼一般的光亮，记者迎面感到一股无形压力，但那道光亮和压力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了。老人仰起脖子灌了一口酒，满脸狐疑地望向记者：“你从哪里来？”

记者赶紧掏出工作证，说明来意：“我想采访你，我可以付钱。”老人接过去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放了他的女儿……”

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几乎致中国革命于死地。顾顺章天赋极高，在苏联接受了易容、魔术、催眠术、心理学、枪械等方面的特训，擅长双手开枪，且在室内开枪室外听不到，徒手杀人不留痕迹。他水平之高，引得苏联教官都赞叹不已。

这可是大新闻，看来不虚此行。记者闻言，一扫刚才的阴霾，急忙拿出采访本：“老先生贵姓？”

“洪杨生，中央特科总务科长。”

为了更好的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先将时光回到40多年前的上海。

1927年11月在经历四一二暴行等白色恐怖和血雨腥风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一改之前的绥靖风格，针锋相对，决定与国民党狭路相逢勇者胜；

周恩来作为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从根据地抽调精锐，筹建了“中央特科”这个政治保卫机构，与国民党情报部门中统和军统两大机构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展开生死博弈；

周恩来在中央特科设立了四个科室，分别是总务、情报、保卫、通讯。

总务科的科长是洪杨生，主要负责设立机关、后勤管理、营救和安抚等工作；通讯科科长为李强，主要是负责无线通讯，技术类工作；

情报科科长陈赓，主要工作是负责搜集情报、打探消息等；保卫科科长是从苏联克格勃受训回来的“杀人机器”顾顺章，主要是镇压叛徒，该科也被叫作“红队”、“打狗队”。

这里要特别说明红队惩罚叛徒，但绝对不搞对国民党政要的暗杀，这是周恩来定下的规则，他说：“我们的目标是领导中国，暗杀这种东西拿不上台面，引人诟病，逞一时之快，极易失掉民心。”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央特科总务科的科长洪杨生。洪杨生能与顾顺章、陈赓、李强齐名，位列中央特科“四大天王”之列，当然有其非凡之处。

洪扬生出生于1902年，家境不差，读过私塾、学过武术，能文能武，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在五四学生运动时期冲锋陷阵，属于积极分子，受到李汉俊的赏识，在李汉俊介绍下加入共青团。

李汉俊可不是普通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3名代表之一，与陈独秀共同推进建党工作，是创党元老之一，。因为牺牲的比较早，1927年12月17日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因此显得不那么出名。

洪扬生起步就是大佬开路，可见其能力不俗。

洪扬生后续积极投身到领导工人运动，期间结识了他革命生涯的第二个导师赵醒侬，在赵醒侬的介绍下，洪扬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醒侬是与方志敏、袁玉冰齐名的“江西三杰”，北伐时搞情报工作被孙传芳杀害。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洪杨生的两任革命引路人都属于我党风云人物，他们固然慧眼识才，但也侧面证明洪扬生确实是才华出众。

1925年为了向西方列强施加压力，省港大罢工爆发。洪扬生因为能文能武，被选为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支队长，为此特地接受了一周的军事训练后，领导广东沿海的农民群众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缉查走私物资、截留私运出口的粮食和偷递情报等行为；

香港作为岛屿，自给自足能力极差，物资贫乏，大量食物、物资需要进口，封锁让其举步维艰，出现萧条，大量商户倒闭，政府收入大减，向伦敦借款三百万英镑以渡过难关。

封锁令香港一度恐慌，成为孤城，十三、四万人离港，被逼得狗急跳墙的英军在1925年11月4日凌晨4时，出动1000多兵力计划占领沙鱼涌，向纠察队驻地发动袭击，打破封锁。

洪扬生接到警报后，带领队员，坚守防地，虽然是第一次上战场，但他毫不怯场，亲自带领队员手持大刀和手榴弹冲锋，浴血奋战，三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直至援军赶到。

英军久攻不下，反而伤亡了数10人，失去奇袭效果，只能退军。硬的不行，英国政府就开始“玩阴”的，利用租界巡警、军阀、黑帮，对洪扬生进行威逼利诱，黄金美女均可奉上。

洪扬生断然拒绝，同时加强内部的思想统一和监督审核，在1年零4个月的抗争过程中，让队伍经受住了刀光剑影和糖衣炮弹的考验。

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让香港成为“死岛”，这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当年香港的出入口货总值只有往年的一半，英国政府最终无奈低头，省港大罢工大获成功。

1927年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上海青帮突然向洪扬生发动突击，局面混乱中，洪扬生果敢决断，迅速集合工人武装纠察队正面力拒，侧面包抄，反杀对方。

洪扬生判断敌人杀到工会总部，说明外面已经失控，当即力度掩护党组织机构和人员撤离，正是他的指挥若定，让工人武装纠察队成为整个政变过程中损失最小的队伍；

洪扬生意志坚定、应变能力和警惕性十足，颇具大将风度，在那个乱世，逐渐凭借出色的表现，引人注意。

南昌起义中，洪扬生负责暴动的经费和武器弹药筹备等重要工作。这个过程中他与周恩来产生了交集，凭借出色的统筹安排和有序组织能力，洪扬生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在同年11月，周恩来在上海组建中央特科时，亲自点将把他调过来，担任总务科科长。

洪扬生的工作职责是“以各种合法身份处理中央的日常杂务；包括文件资料的保存，以合法身份担保中共人员，以合法身份租房作为中共机构的活动地点，或以合法途径保释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等等”。

当时的上海黑帮、租界全部倒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统和警备司令部在上海一手遮天，中央特科在这样负责的情况下进行情报工作，可谓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便会大祸临头、身首异处。

为此，洪扬生制定了一套标准的行动和掩护章程，确保将风险降低到最小。

在特科的刺杀行动中，洪扬生制定了声东击西的方法。同时段让人在外面与商铺制造小纠纷，诸如在酒馆打架斗殴，骑车撞人等，吸引警察、巡捕的注意力，再由特科人员乘虚而入。

在撤退时，他采用浑水摸鱼的方式。行动结束，刺杀者立刻分散，每人由一个小组打掩护，装作普通百姓一窝蜂跟着乱跑，混淆视听，做到来无影去无踪，让敌人无法追踪、徒叹奈何。

人员身份上，洪扬生为大家置办假证件，全部人员使用化名，周恩来叫伍豪，康生叫赵容，这样做即使被敌人抓住，没有指证，敌人难以判定其真实身份；

洪扬生还有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花钱疏通关系和请律师，保释被捕的同志，比如说“这是我二大爷”，“那个是我八大姑”，“这是我三旧宫”，“干什么的，访亲的”……任弼时在上海两次被捕，两次都是由洪扬生出面保释出来的。

洪扬生参与了中央特科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1928年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叛变，欲用上海300余人的地下党名单换取到欧洲的护照和黄金。中央特科紧急行动，洪扬生带人在前面抬轿子、放鞭炮，用声光掩护锄奸队，顾顺章带入破门而入处决叛徒；

1929年暗杀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白鑫，洪扬生提供了后勤，包括汽车和枪支，以及接应，确保刺杀行动速战速决，从得手到撤退不过五分钟，直到十多分钟后上海警方才赶到现场，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