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在华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里，一位外国医生正在与死神抗争。他就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颤抖着手写下了一封信，托付给了当时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信中的内容令人动容 - 他恳请为自己的前妻申请一笔钱。作为一个将生命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外国医生，为何在临终前还惦记着已经离婚的妻子？这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
从加拿大到中国的跨国情缘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夫赫斯特镇，1890年3月4日，一个注定不平凡的生命降生在这个小镇的牧师家庭。这个婴儿就是白求恩，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新教牧师，母亲则是一位善良的家庭主妇。
在这个小镇的医院里，白求恩第一次接触到了医疗工作。1907年，年仅17岁的他在多伦多一家医院当起了普通的清洁工，每天擦洗病房的地板。这份工作让他近距离接触到了病人的痛苦，也让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0年，在父亲的支持下，白求恩进入了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然而，就在他刚刚开始医学生涯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14年，他毅然放下课本，加入了加拿大皇家陆军医疗队。
在法国战场上，白求恩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他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伤员被送来，我们的帐篷医院里挤满了伤兵，有时甚至要在露天做手术。＂
一次战地手术中，一枚炮弹在医疗站附近爆炸，弹片击中了白求恩的左腿。但他坚持完成了手术，直到伤员脱离危险才让同事处理自己的伤口。这次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从医救人的决心。
战后回到加拿大，白求恩在底特律开了一家诊所。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大批失业工人买不起医疗费。白求恩经常免费为穷人看病，甚至自掏腰包为病人购买药品。一位工人回忆说：＂白求恩医生从不问我们有没有钱，只问我们哪里疼。＂
1935年，一份来自西班牙的电报改变了白求恩的人生轨迹。西班牙内战爆发，他立即组织了一支加拿大医疗队赶赴西班牙。在那里，他首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并被其平等理念深深吸引。
1936年12月，白求恩正式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次年，他在多伦多一次援华募捐晚会上，遇到了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中国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向他描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惨烈情况，特别是医疗条件的极度匮乏。
＂中国需要医生，＂陶行知说，＂特别是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
这番话触动了白求恩。1938年1月，他向加拿大共产党提出申请，要求前往中国。在得到批准后，他立即变卖了自己的财产，购置了大量医疗器械和药品。
1938年1月，经过漫长的海上旅程，白求恩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在武汉，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八路军的医疗需求。白求恩当即表示：＂我要去前线，那里最需要医生。＂
就这样，一位加拿大医生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革命生涯。他带着自己研制的手术器械，揣着对医学的热爱，踏上了通往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路程。没有人知道，这条路将把他带向怎样的命运。
两次婚姻的悲欢离合
1923年的一个春日，白求恩在底特律的贝尔岛公园遇见了弗朗西斯·麦克尼尔。那天，弗朗西斯正在公园里为慈善活动筹款。作为底特律一个富商家庭的千金，她并不像其他富家女那样养尊处优，反而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
这对年轻人一见倾心。一周后，白求恩就邀请弗朗西斯参观他的诊所。在诊所里，弗朗西斯看到白求恩是如何免费为穷人看病的。当时的底特律，贫富差距悬殊，穷人看不起病是常有的事。弗朗西斯被白求恩的医德所打动，开始经常到诊所帮忙。
1924年，两人决定结婚。然而，弗朗西斯的家人却极力反对。在他们看来，一个穷医生怎配得上富商之女？弗朗西斯的父亲甚至扬言要断绝父女关系。但弗朗西斯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她说：＂我爱的是他的人品，不是他的钱包。＂
婚后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两人相濡以沫。弗朗西斯经常帮白求恩整理病历，管理诊所账目。1926年，弗朗西斯甚至变卖了自己的首饰，资助白求恩去欧洲进修最新的胸外科技术。
然而，1928年的一场意外改变了一切。在一次手术中，白求恩不慎被病人的血液溅到了脸上。一个月后，他被诊断出患上了肺结核。在当时，这几乎等同于死刑判决。
＂我不能连累你，＂白求恩对弗朗西斯说，＂我们必须离婚。＂弗朗西斯起初坚决不同意，但白求恩以绝食相逼，她最终含泪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但这并非故事的结局。白求恩通过自己研究的＂人工气胸＂疗法治愈了自己的肺结核。1929年，他立即给弗朗西斯发去电报。三天后，弗朗西斯就赶到了底特律，两人很快复婚。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白求恩对医学事业的投入越来越多，他开始频繁出差，参加医学会议，进行手术示范。有时一个月才回家一两次。1933年，弗朗西斯提出了第二次离婚。这一次，她说：＂我需要一个丈夫，而不是一个医学圣人。＂
第二次离婚后，两人仍保持着联系。每当白求恩在某个城市做完手术，总会给弗朗西斯寄一张明信片。即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也没有中断这个习惯。而当他决定去中国时，特地绕道底特律，与弗朗西斯道别。
＂我要去中国了，＂白求恩说，＂那里的伤员更需要我。＂弗朗西斯没有挽留，只是默默地为他准备了一个医药箱。这是她送给前夫的最后一件礼物。
在中国的日子里，白求恩始终没有忘记弗朗西斯。他把那个医药箱带到了每一个战地医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临终前他会想起这个曾经相爱又不得不分开的女人，希望能为她申请一笔钱。那不仅是一笔抚恤金，更是一份难以言说的歉意。
战地医生的革命情怀
1938年春天，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了一间破旧的庙宇，将其改建成手术室。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间简陋的手术室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和几件简单的医疗器械。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白求恩开创了革命根据地的现代化医疗体系。
＂没有最好的手术室，但要有最好的消毒！＂白求恩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步消毒法＂。第一步是用沸水冲洗器械，第二步是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泡，第三步是用酒精消毒。这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让战地手术的感染率大大降低。
在一次紧急手术中，担架员送来了一位腹部中弹的战士。但当时没有合适的手术台，白求恩立即让人找来两张方凳，上面铺上门板，就这样完成了手术。这次经历启发他设计了著名的＂卢沟桥手术驮子＂，这是一种可以装在马背上的便携式手术台，让医疗队能够更快地到达前线。
但医疗器械依然是个大问题。在一次走访当地铁匠铺时，白求恩突发奇想，请铁匠打造了一批简单的手术器械。他亲自指导铁匠如何制作手术钳、止血钳等工具，甚至还设计了新的器械结构图。这些土制手术器械虽然简陋，但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夏天，白求恩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流动医疗队。他将医疗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配备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负责不同战区的医疗救援。为了提高效率，他还制定了一套伤员分类救治制度：重伤员就地手术，轻伤员后送治疗。
在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开始了一项更具开创性的工作：培训中国医务人员。他每天早上带领学员查房，下午进行手术示范，晚上还要讲授医学理论。他用自己随身携带的解剖图谱教授基础医学知识，还亲自编写了《战地外科手册》。
一天，一位年轻护士在包扎伤口时手法生疏。白求恩没有责备她，而是拿来绷带，反复示范正确的包扎方法。＂要记住，＂他说，＂每一个动作都关系到伤员的生命。＂
为了建立规范的医疗制度，白求恩制定了详细的工作守则。从手术室的清洁标准，到医护人员的工作时间，再到药品的保管方法，都有明确规定。他说：＂在战争年代，制度就是生命的保障。＂
1939年初，白求恩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不仅要救治伤员，更要培养出一支能够独立工作的医疗队伍。＂为此，他建立了完整的考核制度，要求每个学员必须经过严格考试才能独立工作。在他的带领下，晋察冀边区先后培养了数百名医务人员。
这支医疗队伍很快就经受住了考验。在平西战役中，白求恩的学生们独立完成了200多例手术，抢救了大批伤员。这个成绩让白求恩感到欣慰，他说：＂中国的医生完全可以做得和外国医生一样好！＂
生命的最后时刻
1939年10月，在晋察冀边区的一场战役中，一位重伤员被送到了战地医院。伤员的腹部被弹片击中，情况危急。白求恩立即开始手术准备，但当时的手套已经用完了。＂来不及等了，＂他说着就开始了手术。
就在这场手术中，白求恩的左手食指被手术刀划破。按照常规，他应该立即停止手术进行消毒处理。但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伤员，白求恩只是简单地用碘酒擦了擦伤口，继续专注地进行手术。
手术结束后，其他医生劝他休息，但白求恩摇摇头：＂还有六个伤员等着手术呢！＂就这样，他又连续做了三台手术。当天晚上，他的手指开始发炎，但他仍坚持查房、换药。
三天后，白求恩的左手已经肿得像馒头一样大。医院里的中国医生强行让他住院治疗，但他说：＂让我先把今天的病人看完。＂结果这一看，又是整整一天。直到当天晚上，他才因为高烧不退而不得不卧床休息。
住院期间，白求恩仍然不忘工作。他让人把病历本搬到床头，一边打点滴一边指导年轻医生如何处理棘手的病例。有一次，护士发现他半夜偷偷起来查看重症病人，不得不把他按回床上。
病情在迅速恶化。血液检查显示，他已经感染了严重的败血症。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几乎是必死的诊断。但白求恩仍然要求继续工作，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救治伤员。＂
11月9日，在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拿起手术刀后，白求恩终于同意转院。在转院途中，他还不断询问留在前线的伤员情况。当得知一位腹部重伤的战士正等待手术时，他还想要返回，被担架员们死死按住。
11月11日，在华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已经说不出话的白求恩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聂荣臻的，内容很简单：请求为自己的前妻弗朗西斯申请一笔钱，作为对她多年支持的补偿。
信的末尾，他还写道：＂请把我的医疗器械留给中国的医生们继续使用。＂这是他最后的嘱托，字迹歪歪扭扭，却格外清晰。
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个破旧的皮包，里面装着几封未寄出的信，都是写给弗朗西斯的。还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记录着他在中国救治的每一位伤员的情况，最后一页的日期停在了11月8日。
永恒的人道主义精神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连夜写下了《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不仅是对一位国际主义战士的悼念，更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医务工作者的精神指引。
在白求恩去世后的第三天，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上，一位曾被白求恩救治过的八路军战士带来了一面特殊的锦旗。这面锦旗是用白布制成，上面歪歪扭扭地绣着几个字：＂人民的好医生＂。原来，这是一群伤愈的战士们连夜赶制的。
白求恩生前最后经手的那台手术台，被华北军区总医院收藏了下来。这张简陋的木板手术台上，还留着他最后一次手术时沾上的血迹。医院的工作人员特意在手术台旁竖起了一块木牌，上面记录着白求恩在中国期间完成的手术数量：695台。
1940年春天，白求恩培养的第一批学生们组建了＂白求恩医疗队＂。这支医疗队继承了他的医疗方法和工作作风，深入各个战区救治伤员。他们随身携带着那本白求恩编写的《战地外科手册》，这本手写的医学教材上满是使用时留下的痕迹。
在晋察冀军区的一份报告中，记载着这样一个细节：一位年轻医生在进行一场复杂手术时，遇到了困难。这时，他看到墙上挂着的白求恩照片，便回想起白求恩教导过的手术要领，最终成功完成了手术。这个故事在医务人员中广为流传。
1941年，加拿大政府向中国赠送了一批医疗器械，这些都是按照白求恩生前的设计制造的。其中包括改良版的＂卢沟桥手术驮子＂，这种便携式手术台后来在抗日战争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白求恩去世一周年时，他生前工作过的医院都设立了＂白求恩工作室＂。这些工作室不仅保存着他使用过的医疗器械，还定期组织医务人员学习他的医术和精神。一些年轻医生自发地开始研究他留下的手术记录，从中总结经验。
直到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医学院校里，都设立着以白求恩命名的奖学金。每年，都有优秀的医学生获得这项荣誉。在领奖时，他们要在白求恩的铜像前宣读誓言，承诺继承他的医德，为人民服务。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夫赫斯特，白求恩的故居已经成为一座纪念馆。每年都有来自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前来参观。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一位中国医生写道：＂从延安到渥太华，从战火纷飞到和平年代，白求恩精神永远不会褪色。＂
在华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的院史馆里，至今仍保存着那封白求恩临终前写给聂荣臻的信。纸张已经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这不仅是一封请托信，更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对爱情与革命事业的最后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