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取得伟大胜利面前，不沉浸喜悦，提出新任务，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如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警醒全党不要骄傲自满、居功自傲。

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并向全党发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

“两个务必”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居功不傲的伟大风范。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胜利只是新的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困难和挑战还很多。他以其卓越的领导智慧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为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历史的长河中，“两个务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重要政治保证。无论是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牢记“两个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毛泽东的居功不傲，不仅体现在他对党的建设的深刻思考和对未来的长远谋划上，还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从不自恃才高，从不显得高人一等，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的伟大风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毛泽东艰苦奋斗、俭朴生活的思想，与他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有着紧密联系。毛泽东的母亲善良勤劳，生活俭朴，对童年的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毛泽东从不讲究吃穿，从不坐人力车、上戏院看戏、到馆子里吃饭。据史料记载，他在师范学校几年里总共只用了 160 元钱，其中三分之一花在订报买书籍和杂志上。他常穿一件灰色布长袍，白布单裤，冬天加旧夹袄，夏天减旧衣裤，一条白大布裤四季不变。毕业后，那套蓝色旧被褥一直用到完全破烂。每个星期天，别人补餐吃新炒的菜，他只在饭堂打点冷饭冷菜悄悄吃完。学校浴室旁的清凉水井边，是他进行冷水浴磨炼意志的地方。这些都为他奠定了艰苦奋斗、俭朴生活的思想基础。

从秋收起义到新中国成立的 22 年里，毛泽东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革命战争岁月中度过。长征途中，毛泽东率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夹金山海拔 4900 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红军在恶劣自然条件和饥饿寒冷中艰难前行，毛泽东拄着竹竿坚持攀登。进入茫茫草地，遍地沼泽泥潭，突降暴雨河水猛涨，不少人被冲走吞没，饥饿、寒冷、疾病威胁着生命。毛泽东和红军将士一样忍饥挨饿，面容消瘦憔悴，手拄棍子在警卫员搀扶下顽强前行。从井冈山到南泥湾大生产，再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次次残酷战争和生死考验，毛泽东既是指挥员又是参与者。在革命熔炉的锤炼下，他的革命意志更坚强，永葆劳动人民本色的思想更坚定。

毛泽东是一位真正不忘初心的共产党员。他参加中共一大时，共产党人秘密活动，生活极其艰难。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党的生存更加困难。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国民党军队围剿，毛泽东和红军战士靠南瓜野菜充饥，缺盐少油，裹单衣御严寒。在百年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次次从挫折中奋起，原因就在于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秉持艰苦奋斗信念。毛泽东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造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这是他艰苦朴素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是独领风骚的诗人，诗艺技巧炉火纯青，诗词作品脍炙人口。然而，他对自己的诗词评价却一向低调。1957 年 1 月 12 日，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他说自己的作品“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1958 年 12 月 21 日，他称自己的作品为“我的几首歪词”。1959 年 9 月 7 日，他致胡乔木的信中说，《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两首诗“主题虽好，诗意无多”。1960 年 7 月 19 日，他审阅周扬在文代会上的报告稿，看到里面有一段对他诗词的评价，当即致信周扬要求删掉。

1965 年 7 月 21 日，在致陈毅的信中，他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1965 年 7 月 26 日，他在给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信中，谦称“我的那些蹩脚诗词”。1966 年 6 月 18 日，韶山的同志想请他再写一幅《七律·到韶山》，他谢绝了，说这首诗还写得不理想。直到暮年，他对自己的诗词仍持这种看法。1975 年 10 月，面对外国友人对他诗词的喜爱，他摇摇头回答说：“成就太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

相对于一些多产诗人，毛泽东的诗词数量不算多。他深知“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1960 年 5 月 14 日，一位外宾说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毛泽东回答：“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作诗，我是少产作家，不是多产作家。”在一次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时，富尔问主席是否还写诗。毛泽东说：“写得很少，因为一些政治问题把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毛泽东的每一首诗都是在诗兴的激发下，有感而发的佳作。他强调：“要有诗意，才能写诗。”1941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在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用心雕琢，反复修改。以《蝶恋花》为例，这首词的原稿是：“六月红军征腐恶，欲打南昌必走汀州过。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统治阶级拿魂落。”20 世纪 60 年代修改定稿为《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把“红军”改为“天兵”，把“欲打南昌必走汀州过”改为“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把“统治阶级拿魂落”改为“狂飙为我从天落”，克服了原来句子中太写实和太直白的毛病，改出了气势，改出了诗意。《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名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也是改出来的。这一句最初是“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显然过于浅白，也没有诗意。这一改，改得气势逼人，豪气冲天。

毛泽东与人谈诗论词时态度平和，对别人的意见建议从谏如流。毛泽东每有新作，自己修改的同时，还常常给一些诗家请他们帮助修改，一些普通读者的意见他也很在意。《七律·长征》中有一句是“金沙浪拍云崖暖”，后来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毛泽东批注说:“浪拍:改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任轲给毛泽东写信，询问《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中“把酒酌滔滔”的“酌”字是否为“酹”字之误，毛泽东认为“他的意见是对的”。

有个读者读了毛泽东 1957 年致臧克家关于诗的一封信，认为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应用“贻”，毛泽东欣然接受，特别叮嘱《诗刊》编辑部加以纠正。毛泽东还时常为别人改诗，他曾经替陈毅改过诗，替胡乔木改过诗，替许多诗友改过诗。1959 年，康生在庐山写了两首小令抄呈毛泽东，请他改正。毛泽东认真看了，把前一首改名为《朱履曲·游庐山仙人洞》；对后一首，他改了三个句子，把“谈钢论铁”改为“思钢要铁”，把“议电评煤”改为“想电求煤”，把“民丰物阜”改为“民康物阜”。诗人梅白的《夜登重庆枇杷山》，毛泽东看了后提出多处修改意见，把“辉煌”改为“苍茫”，“几万”改为“百万”，“流倒影”改为“摇倒影”，“比”改为“似”。最后，老人家总结说，诗贵意境高尚，而更贵意境之动态，有变化，才能见诗之波澜。

毛泽东眼里的“老实人”，如罗荣桓，不仅具有实事求是精神，还忠诚于党和人民。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名罗荣桓为红四军前委委员，并解释说因为他老实。毛泽东多次称罗荣桓为“老实人”，十分器重他。1963 年，毛泽东得知罗荣桓去世的消息后十分悲痛，高度评价他“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被毛泽东称过老实人，他们都是有大局观、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的干部。像雷锋、王进喜等模范典型，都是热爱党和人民、诚心为人民服务的老实人，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倡导的老实人格的精神内核——对党和人民忠诚。

1930 年 5 月，毛泽东提出干部管理“七条”，即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说服教育重于惩罚；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赏罚要分明。管理就是要讲求平等、民主和科学。“平等”要求干部对下属要有平等观念，消除高人一等的思想，主动和下属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心声，关心他们的疾苦；干部对自己也要有平等观念，把自己视为普通的一员，率先垂范。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不搞特殊化，节衣缩食，与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渡难关。“民主”即干部要相信群众力量，发挥群众的自觉性、能动性，运用群众的斗争经验、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三湾改编在军队中实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科学”即管理要讲究方法，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善于运用说服教育和鼓动宣传，注意赏罚的科学性。

毛泽东在亲情问题上，具有很强的原则性、革命性。1950 年，毛泽东舅家文氏四兄弟去信北京告了“乡状”，但毛泽东没有支持舅家，反而给当地县长写信，不同意给文氏兄弟“特殊救济”，否则将“引起一般人民不满”。杨开智是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也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哥哥。他曾捎信给毛泽东，要求“在京或湘安排厅长之类的职位”。

毛泽东在致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的信中说:“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又给杨开智写了一封回信：“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在过“亲情关”上，毛泽东为领导干部们上了一堂好课，既不薄情寡义又能坚守原则，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在源头上牢牢实实堵住了权力异化的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