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啥事没有关系寸步难行，民营企业的感受最强烈，关系广泛则企业通达。所以民营企业主最看重广交朋友 呼应社会不断变化；员工是为企业和企业主所用的，企业需要迅速果断地拔取你身上的可用之处。官员的社会影响惯性会在转岗后持续一段时间，等人走茶完全凉下来，就失去利用价值了。 综上所述，官员千万不要看着别人吃豆腐就觉得自己的牙齿锋利。有个高人打比方，说中国是个飞速发展的列车，从外面看只看见列车跑得飞快，真是快感；身处其中，感受到的却是剧烈的颠簸震荡。你如果脆弱，它一定让你翻肠倒胃，无法适应。看别人把企业做大，不过是站在车外看车跑；跑到企业去，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光景了。除非你真不是凡夫。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不在文学体制、或者说不在文学圈子里生存，这让我对文学创作，没有“计划”、技巧和目标之类的概念。我遵从自己的表达需要，性情所致，随时开启某一部灵感发生、冲动强烈的作品的创作。我也不太在乎体裁，只要有利于我这部作品抒发的特定需要，就可以了。所以，我涉及的体裁、题材特别多，形式上五花八门。这两年甚至用摄影文学、绘画文学来创作。 平时，我大量阅读，但从不钻研文体，不研究写作技巧，更不刻意经营某种文体。有热心的评论家多次提醒我，要在文学的某一个题材、特别是某一个体裁内专心致志地经营，这样才能培养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更重要的是，才能引起属于这个领域的评论家的关注，以此博得知名度和一些重要奖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永远攻不了一个山头，当不了“山大王”。我觉得这有道理，但已经偏移了创作本身，它说到底算是一种人生智慧了，是用创作来赢得人生的“外在”精彩。而我一边从事着大多数人的必要的世俗职业，一边坚持几十年“业余创作”，当然不是为了博取这种“外在”。文学一直在解决我的“内在”问题。我活着，需要解决世俗问题，承担个人和家庭的物质义务，也需要有创作这样一种精神意义的高度表达。 我们处在一个创作理论家的话语时代，因而创作行为和作品形式被“过度”研究和进行程式制定。对作家来说，理论家像你的”领导”，读者像你的”群众”，你听领导的还是听群众的？听领导的，你可能受到的扶持、奖掖会暴增，“成长”很快，人们更多地知道了你的荣誉。听群众的，跟他们的心灵呼应，走进彼此内心，在相对寂寞中获得一种抚慰——这大概算是文学创作的“初心”。本质上我属于后者，但有时候好像也做前者，偶尔用创作听从某一种善意的指引——比如，《追问》和《初心》的创作，就发源于此。 我十几岁热爱文学并开始写作，从中获得的是一种生命体验式的满足，直到今天，文学带给我的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一点让我对自己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