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已经赋闲多年的贺彪，被卫生部长要求出来工作，这也是上级的意思。但鉴于当时的环境和情况，他表示自己一生从事卫生系统业务工作，不善政治，因此婉拒对方的要求。

说起贺彪，是军人出身，而且是军医出身。

他在参加革命之前并不是医学科班出身，到部队进入医训班后，就成为一名军医。在部队大多数都是外科伤，并没有像如今学医系统化好几年，那时候是边学习边实践。此后也需要个人能力晋升，他逐渐成为二军团卫生系统干部。

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军团卫生部长，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师卫生部长等。二军团出身的将领，大多数受伤都被他救治过，贺炳炎、王尚荣、黄新廷、杨秀山等等。

抗战时期，原本被任命为旅卫生部长，可因为所谓军阀主义，他选择到团担任卫生队长。后来，提拔为师卫生部长兼晋西北军区卫生部长。解放战争时，担任西北野战军卫生部长，西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

从他入伍的资历，以及职务，对军队地方卫生系统的贡献来说，评一个中将是没问题。但新中国成立，因为地方卫生发展需要，在1954年调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在六十年代的特殊时期中断工作。

1972年5月，接到通知从江西回北京生活，到京的一段时间生活也不太平，时不时有人来找麻烦。当时的气氛也很紧张。当然，也有高兴的事情，老战友可以相聚，不少人来家看望他，很多都是医学界的人才，这让他惊喜万分，压抑几年的心终于轻松一些了。

此后的几年里，基本上是赋闲状态，没有被安排工作。

到1975年7月，作为卫生部长的刘湘屏来到家中探望，并传达上级的通知，希望他回卫生部工作，协助自己。

刘湘屏可是大有来头，是谢富治的妻子。在战争年代一直从事地方工作，担任专员、县委书记、县长。建国后，担任民政厅副厅长、人事厅副厅长、市委书记。后来跟着丈夫调任北京工作，担任农业部司长。1973年，从1机部调任卫生部长兼革委会主任。

贺彪与他不相识，过去不认识，也不在一个系统工作，对方调任卫生部时，自己在赋闲，不参与任何工作。他想去的理由很简单，自己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卫生系统的业务干部，不擅长政治。

确实如贺彪所说，从参军后，他虽然担任行政职务，但一直从事卫生系统的业务工作，拿着手术刀是他的工作。建设和发展卫生医疗，对各种疾病的研究处理是他的工作。

1936年原本担任二方面军卫生部长的他，接到上级通知，从一方面军调侯政担任部长，贺、任、关三位首长让他改任卫生部政委兼副部长，他没有干，而是到作战部队担任师卫生部长。对职务高低看的不重要。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他被任命为358旅卫生部长，但要求到团担任卫生队长。除了自身热衷于业务之外，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难以开展工作。而且这位部长可是“不寻常”，在1976年被撤职。

10月份，他被任命为中华医学会会长。没想到1978年，他能重返部队，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这是他离开军队24年了。到总后勤部，分管卫生部工作。1982年他领导位置上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