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和秦相张仪就秦国用兵方略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最终，司马错以“王地小民贫，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为由，成功说服秦惠文王发兵灭巴蜀。

自公元前356年秦国推行商鞅变法到公元前316年司马错伐蜀，秦国“废井田开阡陌、军功赐爵、奖励耕战”已推行了40年，为什么司马错还会说秦国“地小民贫”呢？

秦惠文王能够放弃“恐韩袭秦之敝”的顾虑转而全力支持伐蜀也恰恰证明，司马错的说法绝非是一种辩论说辞，而的的确确是秦国的真实写照，因而触动了秦惠文王的痛处。

那么商鞅变法究竟给秦国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韩非子曾有一句著名评价“秦行商君法而富强”。据统计，商鞅在秦国主政的18年里，共对外发起了8次战争，平均2年一次，且无一失败。

这似乎都表明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的确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为秦国未来的一统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商鞅变法的核心在于秦国庙堂对全国资源的集中掌控和刺激秦人的战斗力，对于秦国大众的生活水平有没有提升呢？换言之，商鞅变法在富国的同时有没有“富民”呢？

秦人的墓葬可以说明一切。

东汉以前，中国人奉行视死如生的墓葬观念，也就是所谓的厚葬之风。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秦公一号大墓被誉为中国迄今发掘的最大古墓，也可见一斑。

通过统计商鞅变法前后秦人墓葬的随葬品数量、质量，就能反衬秦人的生活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发现的秦墓有600余处计2000余座，其中涉及战国中后期（商鞅变法前后）的主要有长陇边家庄墓地、陇县店子墓地、西安半坡战国墓、大荔北寨子战国至汉初墓、云梦睡虎地战国晚期至汉初墓等。

其中，尤以宝鸡、西安等关中腹地的秦人墓地最能直观体现变法前后的差异。据大数据统计显示，在2000座秦墓中，陪葬有青铜礼器的墓葬占比从战国中期的23%，下降到战国晚期的10%；陪葬有仿铜陶礼器的墓葬从66.7%下降到11.5%；而以简单日用陶器作为陪葬品的墓葬比例则增加了50%。

西安半坡战国中晚期秦墓中，随葬器物最多的53号墓也仅有区区9件陪葬品，有45座墓甚至没有任何陪葬品。而86号墓2具人骨中嵌入的5个箭簇证实这是直接参与军功受爵的秦军墓葬，但即使是这种墓葬，也只有2件随葬品。

此外，宝鸡、铜川、大荔等地的秦墓在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并未出现数量上的大幅变动，这也就意味着关中地区的人口在商鞅变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而战国时期人口数量与经济水平是呈正比的。

大数据统计证实了商鞅变法后的数十年里，秦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享受到变法的红利，换言之，商鞅变法实现了国富兵强，但没有实现“富民”。所以，在变法40年后，司马错依然尖锐的提出秦国“民贫”，急需打下巴蜀之地来实现“取其财富民”。

考古发现的这一结论，也同时揭开了商鞅被杀的一个冷门原因。

据《史记》记载：“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商鞅之死，历来都被解读为是宗室勋贵的利益被商鞅变法所损害，因而在秦孝公死后以公子虔为首的旧贵族肆意报复所致。

不过，在秦惠文王发吏捕商君时，得到消息的商鞅已提前返回自己的封地调集属兵，打算进攻郑地以作为自己的立足之地。有专家推测，商鞅15个封邑可调动的兵力约为7万，但商鞅的计划最终未能成行，《商君列传》记载：“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

对此，《秦本纪》做了如下记载“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普通秦人不同情商鞅，恰恰表明，商鞅变法在让秦国富强的同时，却没能让秦底层民众生活殷实，因此，贵族要杀商鞅是一方面，得不到秦人甚至是自己封地属民的支持，也是商鞅最终被杀的冷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