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皇权对于战争的干预有两种，要么亲自在一线指挥，要么在后方统筹，当皇权和战场有一定距离的时候就不能做到对战场形势的随时掌握，尤其是在信息传递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战术层面的自主权就应该交给实际指挥者，皇权只需把控战略方向、提供后勤、控驭领军之将就行。皇权与战争的关系始终是历史的一道大命题。

咸丰三年（1853）十月，曾国藩在湖南开始操练水军，根据实际进度，湘军水师开赴战场最早也在次年一月底，因为，负责造船的成名标十一月五日到达衡阳、褚汝航十二月上旬在湘潭开工；负责督造水师专用炮位的邹世琦十一月开工；招募水勇的工作则在十二月中旬开始。

任何事情从决策到落地是需要一定周期的，曾国藩办水师也是。

但是呢，咸丰皇帝十一月十二日就发来上谕催曾国藩出战，让他赶紧做好相关准备，自洞庭湖驶入长江，顺江东下，直赴安徽作战，咸丰的话说得非常漂亮：“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复委任也。”

咸丰的想法是没有错，既然下游的江南和江北大营无法遏制太平军的扩张，那么从上游出奇兵顺流而下就是最好的战略，这是历史经验。如此来看，清朝在应对太平军时的战略是有问题的：没有在第一时间出台宏观战略，没有及时建立水师掌控长江的制水权。

可问题是，湘军的水师还根本没有成型，没有出省作战的能力。

面对咸丰的催促，曾国藩只能无奈回答：“明春乃可成行...实有不宜草率从事者。”

为了让自己的结论有说服性，曾国藩还对咸丰解释说，自己和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广总督吴文镕、江西巡抚张芾、安徽巡抚江忠源商定了一个“四省合防之道”，还说不能辜负了皇上命臣统筹全局的期望。

面对曾国藩的抗命，咸丰当时就火了，直接就来了一番嘲笑式输出：“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衿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

本来咸丰对曾国藩抗命就已经不满了，如今一个办团练的人还有了主人翁意识，弄了一个什么“四省合防”，咸丰就更上火，所以这一顿霹雳输出也算正常。

不过，这也暴露出咸丰政治的不成熟，在政治中过多掺杂了个人情绪。

曾国藩呢，依然不为所动，继续采取文字博弈的策略应对朝廷的压力，咸丰问他“能乎？否乎？”，他则回答“自度才力，实属不能”，咸丰要他“办与朕看”，他则回答“惟有愚诚，不敢避死”，并表示“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崽不前之罪”。

也就是说，曾国藩宁愿承担畏敌不前的罪名也不愿将来大败落一个欺君之罪。将轻重掂量得明明白白。要知道，他的老师吴文镕就是因为巡抚崇纶参奏他避战不出而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草草出兵落了一个身死军败的结局。

此时的咸丰也终于冷静了下来，在批答中向曾国藩表示了自己的悔意：“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崽之罪，殊属非是。”

最终，曾国藩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才正式出战，虽然遭遇了靖港之败，但也取得了收复武昌、汉阳的胜利，令咸丰是刮目相看：“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

想想，如果曾国藩不能挺住，湘军可能早就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有之后的一系列胜利，清朝平定太平军的周期肯定也会被拉长，且充满变数。

咸丰和曾国藩的博弈其实是历史上的一个大命题，只有离炮火越近的人才能更了解前方的实际情况，才能制定出更高效的打法，而后方的干涉往往会让前方感觉压力山大，乱了节奏。

就是曾国藩自己作为湘军统帅后来也不太干涉左宗棠和曾国荃的打法，一心只做好后勤和政治工作，因此湘军才能节节胜利。

但我们也不能对咸丰过于苛刻，因为他毕竟是在深宫中长大，即位时也只有二十岁，根本没有军事经验，而且湘军还属于私军，咸丰不得不有所顾虑。

相比咸丰，慈禧在这一方面就比较成熟，放手让湘军去打，她只在后方考虑政治问题：如何制衡在战争中崛起的地方督抚，如何在湘军灭掉太平军之后保证曾国藩及其军队对朝廷的绝对服从。

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慈禧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反面案例也有，因为后方皇权对前线的强势干预导致的大败。756年六月初四，镇守潼关的哥舒翰在唐玄宗的催战压力下无奈出战，灵宝一战，唐军被叛军利用伏击、包抄的手段大败，等唐军撤回潼关之后，二十万人马就只剩下了八千，潼关的陷落已经成为必然。

等到叛军攻陷长安之后，战争的周期就被无限拉长，且京师的陷落导致大唐对帝国的控驭力直线下降。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结果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不管是哥舒翰还是郭子仪、李光弼都曾向玄宗陈述过一个事实：只要坚守潼关不战，避敌锋芒，等到河北战场重创安禄山的老巢范阳之后，前方的叛军就处于进退不能的尴尬境地，那个时候再出击就可一举打败叛军，结束战争。

也就是说，玄宗是不用仓皇出逃的，叛乱也是能提前平定的，藩镇对朝廷的威胁也能降到最低值，可是，这一切随着玄宗对前线的直接干预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其实早在高仙芝守潼关的时候就在执行坚守不战的战略，可玄宗却轻信宦官边令诚的话杀了高仙芝和封常清。

可见，安史之乱周期的拉长、朝廷后期对藩镇的无力是身处后方的玄宗对前线的强势干预造成的。

至于玄宗为何如此则和大唐当时的特殊形势有关系，当时，府兵衰落，而藩镇却强势崛起，安禄山的叛乱就是藩镇坐大不受控之后的直接表现。所以，玄宗不信任任何手握重兵的将帅。

只是，他没有分清情况，在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时刻以政治干预了军事。

等于说，玄宗对前线的一切判断都是来自宦官从而导致他对前线的实际情况是模糊的，最终作出了错误的决策。

潼关之战是皇权身处后方对前线战事强势干预导致失败结果的典型。

宋朝的赵光义也是如此，不管是针对西夏的战事还是雍熙北伐，他都喜欢玩将从中御的那一套，对前线将领进行遥控，结果就导致前线将帅的动作非常僵硬，根本没有变通的空间，常常处于被动的境地。

也就是说，宋军武力不举不仅和其战斗力有关系，更和赵宋官家对前线的遥控有关系。

当时的赵光义其实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御驾亲征的风险太大，高粱河之战他坐着驴车逃命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坐镇后方又对前方将帅不信任，担心再次发生黄袍加身的事，所以往往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决策。

说白了，还是不自信。

不过，这也和宋朝特殊的环境有关，北宋是作为禁军将领的赵匡胤通过发动政变建立的，所以天然对领军将领不信任，这是刻进赵宋官家基因里的东西。而且，五代的历史上经常发生领军将领带着军队掉头颠覆皇权的事。光义是从五代的乱世中走过来的，当然害怕历史重演。

当然，也有在这方面应对成熟的帝王。刘邦在定好经略天下的大方向之后就大胆放手让韩信去干，对于韩信怎么打、如何打他根本就不关心，韩信在充分的自由之下就顺利取得了灭魏、灭代、灭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的军功。

韩信的成功是完全建立在刘邦充分放权的情况下的。就是在垓下之战如此重要的时刻，刘邦为了保证对楚军的胜利都将六十万汉军的指挥权交给了韩信，绝对有魄力。

而且，韩信和刘邦还是盟友关系，不安全系数更大。这个时候，刘邦的水平就非常值得一说，刘邦的做法是：以心腹曹参和灌婴作为韩信的副将监视对方；频繁对韩信的军队进行换血使韩信和其将帅之间毫无粘合力；在打败项羽之后立刻收回韩信的军权。

也就是说，刘邦在保证韩信的才华充分发挥的情况下还死死控制了韩信本人，这绝对是教科书级的操作。

和刘邦同样自信的还有秦始皇，其在将六十万秦军交给王翦之后根本不关心王翦如何打、何时打的问题，最终拿到了灭楚的结果。

再看后来的唐玄宗和宋太宗，虽然帝王术玩得极好，但还是没有秦始皇和刘邦的自信。

在秦始皇和刘邦这两种帝王之外还有段位更高的人，那就是指挥对匈作战的汉武帝。汉武帝不仅是汉朝对匈作战的战略制定人、后勤的保障者，更是对汉军的具体战术事无巨细，每次汉军从哪进攻、采取什么样的打法，汉武帝都有交代。

如此，汉武帝就同时控制了军队和前方将领。

不过呢，汉武帝还是给了卫青、霍去病等人充分的自由发挥空间，不然汉军在极不确定的现实面前肯定就没法打仗了。

只是，历史上像汉武帝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大多数帝王要么御驾亲征，要么在后方坐立不安，时时掣肘前方将帅的发挥。于是，如何处理和前方领军将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历代王朝的一个重要命题。

但总体而言，战争一定要实事求是，也只有具体的执行人才能根据现实情况随时调整打法，如果帝王没有御驾亲征，那么做好统筹工作，对前方充分放权就是最明智的做法。

至于如何化解前方将帅对皇权的威胁则看个人段位的高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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