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德治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注重道德教化，强调以德治国，创立“三纲五常”理论体系，提出一整套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以此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德治天下”的目的。

那么，朱熹的德治思想有何过人之处？从中得到哪些启发？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朱熹认为，“德治天下”，应从君主开始，并把“正君心”作为整个治国的大本。在封建社会，君主是一国之主，君心正，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自然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大事，即是“大本”了。

朱熹在《经延讲义》中讲到:“君犹表也，民犹影也，表正则影无不正矣;君犹源也，民者犹也，源清则流无不清矣。”把“正君心”的重要性讲得很清楚。怎样才能使君心正？

在朱熹看来，首先做君主的有自我修养的义务，其次是做臣子的有正君心的任务。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要“格君心之非”。

对此，朱熹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

《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朱熹以理学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皇帝的所作所为，按他的理解来“正君心”。

统治者只要修德，仁德的感召力就会显现，就能使天下人归仰。从杨时到罗从彦，再到李侗，都“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诣诀”。

在朱熹看来，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处于“未发”的状态，便是“中”的状态，这人就达到了修身的极致状态;达到了修身的极致状态，便能感化他人，这就是以德化人。总之，“君心正”是君主行德政的前提。

人君为政必须“以德为本”，采取以德化为主的治国方针，对百姓实行德治。朱熹说:“德与政非两事，只是以德为本，则能使民归。”

“‘为政以德’，……不待作为，而天下归之，如众星拱之北极也。”又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

“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待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他认为，德礼教化比具体的政教、法度更为重要，德礼是“本”，是“体”;具体的政教、法度是“末”，是“用”。道德是从根本上使人从善;而刑罚则是强制人不许从恶，从恶者惩。

朱熹说:“专用刑政，只是霸者事” ，应坚持以德教为先，使“民耻于不善，而有以至于善”。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通过道德教化，净化人们的灵魂。朱熹做地方官的时间不过9年，但他无时不关注朝廷政局的变化。

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34岁，被召赴行在， 朱熹把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作为抗金的根本对策。

朱熹在给孝宗的奏札中，还直言不讳告诫皇帝，要把握好“帝王之学，修攘之计”;只要朝廷能“一新德业，重振纲维”，那么，“内修政事”的种种条目就可施行，腐败丑恶的现象也可以减少，恢复中原的目的就可以达到。

朱熹还认为，人君行德政，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惠民”，即以政裕民。“惠民”是处理人民、国家和君主三者利益的调节手段。

君主要“视百姓为自家的百姓”，不仅“不生事扰民”，而且要“爱民如子”，国家要“理财以养民为本” ，应“爱养民力”，限制徭役，赋税;特别是当“民力之未裕”时，更应节制私欲，使民生存下去。

如果统治者在赋敛上无度，就会使得“生民日益困苦，无复聊赖”，势必会引起农民的反叛，造成社会危机。我们从朱熹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作为来看，他是注重将“惠民”思想付诸实施的。

朱熹在崇安五夫创办社仓，储备一定的粮食，以便在青黄不接之时或凶荒之年赈济贫民，以安百姓。

在漳州任职时，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朱熹针对当时“版籍不正，田税不均”的状况，主张“赡贫弱，以防兼并” 。

朱熹认为，要“爱民如子”“爱养民力”，只有这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用人讲德行，是朱熹德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人，就应有一个人才标准。朱熹说:“今日人材须是得个有见识、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将来截长补短使。”

朱熹要求的人才，是既要做人，又要做事，要有个“人样”。他批评说:“今日人才之坏”，造成“无个人样”。

“人样”，就是识大体，事事能理，会大处、正处，讲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做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

“作事”，就是经世事业。朱熹还把“用”作为检验、识别人才的标准。他提出“兵以用而见其强弱，将以用而见其能否”的主张。这是很有见地的。

在用人问题上，朱熹反对“恩荫”制度。他说:“然今之公卿子孙，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公卿子弟的特殊生活条件，养成了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惯，以致没有得到好的教育，不知“义理”。

朱熹少年时丧父，其父的好友朝请大夫刘子羽与妻卓夫人抚教朱熹如子侄。对这样的至亲，朱熹在大问题上，也是坚持原则的。

有一次，朱熹得知卓夫人为儿子谋官求职，便写信给卓夫人，极力劝阻。信中说:“闻尊意欲为五哥经营干官差遣。某窃以为不可。

人家子弟多因此坏却心性。盖其生长富贵，不知艰难，一旦仕宦，逐司只有使长一人可相拘辖，又多宽厚者，不欲以法度见绳。

上无职事了办之责，下无吏民窃伺之忧，而州县守令执反出己下，可以凌轹。故后生子弟，为此官者，无不傲慢纵恣，触事懵然。

愚以为可且为营一稍在人下职事，吃人打骂差遣，乃所以成就之……”朱熹的“用人以德”观，由此可见一斑。

朱熹在主张用人讲德行的同时，反对用“小人”。孝宗当朝时，甘昇是一个内侍近臣，无德无才，弄权有术。朱熹曾多次上书，反对孝宗任用此人。

他对孝宗说:“陛下知此人否?”孝宗辩解说:“甘昇乃德寿所荐，谓其有才耳。”朱熹反驳说:“小人无才尚可，小人有才，鲜不为恶。”

“小人”当道，如此下去，不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使国家前途不堪设想。可见，对朝廷用人问题，朱熹始终认为，须以德行为第一标准。朱熹反对“资考”制度，提倡选拔官吏应当“选贤任能”。

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时，了解到台州知守唐仲友在荒旱之年向灾民催税，急如星火，致使民不聊生。当时唐仲友正被朝廷提任为江西提刑，尚未赴任。

朱熹对此先后6次给孝宗皇帝上了弹劾唐仲友的奏状。因唐仲友跟当朝丞相王淮有姻亲关系，前3次奏章都被王淮扣压下来了，但朱熹并未因此妥协，再次上书。

王淮无奈，只好将朱熹弹劾唐的奏状转呈孝宗，并撤了唐仲友江西提刑的新职。这足以说明，朱熹以“选贤任能”的标准提拔官吏的态度是坚决的。

朱熹主张改革科举试时文的办法。他认为，时文是“取者不问其能，应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纸便可得”，无补于治道，亦达不到培养人才以德行为第一标准这一目的。

在朱熹看来，取士、选拔人才，是为了治国平天下，那么考选测试的内容就应当是与治国之道直接有关的、能够帮助治国人才正心修身立大本的儒家经典。朱熹还认为，培养人才要从学校开始。

从地方到中央，学校教之以德行道艺，能培养出许多贤者、能者。他说:“立学校以教其民。”自幼从修其孝悌忠信之“道”开始，然后再教以格物致知、治国、平天下之“理”。

这样，学者就能“明人伦”，不断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而成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人才。

朱熹一生中，从事教育事业半个世纪。他在实施道德教育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道德教育的理论。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熹窃观古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又说:“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己。”

这些论述说明，朱熹讲学或教人为学的目的，不是只要学生写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要学生按儒家经典，读书穷理，修己治人，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

朱熹针对南宋学校不重视德育的现状，于淳熙二年(1175)与吕祖谦在寒泉精舍收集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言论622条，编写出《近思录》，作为哲学、道德与治学方法的教材。

他对学生吴寿昌说，《近思录》一书的所谓“人病”，就是指“钓声名于禄利”，“忘本逐末，怀利去义”，“是以日趋以卑陋、惟利禄之知”，“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等不良风气。

《近思录》论述了“道体”“为学大要”“格物穷理”“存养”“齐家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等问题。该书是一部以德育为主要内容的教材。

钱穆说:“中国有关修养之必读书有论、孟、老、庄、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七种。”《近思录》是朱熹为实施道德教育所编写的一部好教材，在当时就已流传很广。朱熹的教学实践也体现他对德育的重视。

绍兴二十三年(1153)，时年24岁的朱熹初仕同安县主簿。他创办县学，设置“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各置斋长一人，按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原则对学生进行教育。

后来他写了《四斋铭》，表达了他自己的人格教育的理想。朱熹在同安除兴办县学外，还在县文庙大成殿后立“教思堂”，讲论正学，从游者甚众。用道德伦理教化百姓，使地处偏远海滨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同安县出现了“文教昌明”的新气象。

淳熙六年(1179)，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并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其中内容，强调了“德”的重要性。朱熹在书院开讲的第一课，就是《中庸》首章。《中庸》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和《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该书院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朱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淳熙八年(1181)，他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陆氏的讲演，达到了催人泪下的效果。

朱熹认为，陆九渊指出当时存在着“惟官资崇卑，祿廪厚薄是计”的不良风气，这切中了学者的隐微之病。朱熹将陆九渊的讲义镌石立碑保存在院内，并写了跋文，让师生们经常学习。

朱熹实施德育，尤其重视教育者的典范、楷模作用。教育者不仅要言教，而且要身教，以自己的人格感染受教育者，在道德实践中成为受教育者的表率。

朱熹安贫乐道。在武夷精舍讲学时，朱熹与学生们在生活上始终同甘共苦，这充分体现了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教育方法。朱熹的德治思想是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的。

但是，提倡人君行德政以正纲纪，擢用刚直公正德才兼备之士以攘外安内，重视道德教育以解决个人的欲望与社会道德规范的矛盾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性。在今天，朱熹的德治思想仍有其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