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缠足最早始于何时并无定论，多数人认为是五代十国南唐后主李煜让其妃子缠足为开始。

女子缠足，一方面迎合了中国传统的对女性要求纤细、柔弱的审美观；另一方面又满足了一些男子的畸形性要求，因此一出现就受到很多男性的热烈欢迎。像苏轼、辛弃疾都对之赞美有加。许多男人对缠足入了迷，甚至达到“拜小脚狂”的地步。清代袁枚在《答人求妾书》中说：“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这种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缠足一出现，就受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批判，统治者也曾多次禁止，其中以清初满族统治者入关的措施最为坚决，多次下令严禁妇女裹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皇帝谕旨规定，有抗旨缠足者，其夫或父“杖八十，流三千里”。康熙年间再三重申严禁。法令虽严，却难以遏制缠足之风，最后不得不解除禁令，连满族人自己也效法汉族妇女缠足。

近代禁止缠足始自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令妇女不准缠足，“夜间女百长逐一查看，有未去脚缠者，轻则责却，重则折脚。”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设中国第一不缠足会，不缠足运动在中国渐成高潮。1897年，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成立不缠足总会，“未几，海内同志入会者甚众”，约30余万人。稍后，维新派和部分开明绅士在全国各地成立不缠足组织。1902年，那拉氏劝诫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各当婉切劝谕，使之家喻户晓，以期除积习。”袁世凯、岑春煊等地方大员也纷纷响应，采取各种戒缠足措施。到了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惟闽浙与陕甘而已”。

辛亥革命之前，在政府、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及传教士的努力之下，不缠足运动颇有成效。山东潍县“放足者不下千人”，广州放足者“十有八九”。1905年，“天津妇女不缠足的风气开通了，或有入天足会的，或有不入天足会也不缠足的，约略计算，天津一处，总有三四百家。”

民国肇建，万象更新，社会上兴起一种改良社会风俗热潮，禁止缠足自在其中。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发出了禁缠足的文告：“通令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从劝诫缠足令的实施情况来看，山西、山东、河南、云南等省非常重视，执行有力，也卓有成效。北洋政府时期，尽管政权不断更迭，世事混乱，但劝禁缠足的工作从未停止，部分地区的劝禁工作成绩斐然。冯玉祥主政西北时，放足就被列为要政之一。

冯有个部下邓长耀对放足运动非常热心，将放足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他任绥远道尹时，不仅“煌煌布告，更以通俗歌画，晓谕周知”。邓氏并“亲为村姑洗足以解裹之”。以后，邓氏又任职陕西、河南，多次因放足运动受到冯玉祥表扬。邓长耀将放足分为劝导和罚办两期，每期以一个月为期限。经检查，已放足者奖励，未放足者处罚。他曾将收集来的数万条脚带放在一处，召开脚带会，劝导放足。又引导赤裸小脚游行队，到各乡宣传缠足的害处。

经过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国人对缠足的观念已有很大的变化，但即使在国民政府时期，缠足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1927-1937年的十年时间里，国民政府至少五次颁布禁令、训令禁止缠足。甚至到了40年代初抗战进行到最艰苦的年代，内政部还两次颁布条例，禁止缠足。可见这一问题的普遍性与紧迫性。据统计，1928年时，以妇女缠足比例来看，湖北为59%，河北为50%，山西为18%，察哈尔为53%。1931年，有外地游客到山西，“亲眼在大同一带，所见十龄左右之女孩普遍缠足”。山西号称禁缠足的“模范省”，情况尚且如此，可见其他地区之情形了。

民国年间缠足之风久禁不衰，除了部分遗老遗少把裹脚看成“国粹”，倡导“保脚”之外，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人们固有习俗难于改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带有明显婚嫁取向的对女性的审美观念。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表面上各种思潮在中国各领风骚，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实际上这些新思想仅活跃在少数城市，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乡村所受冲击不大，在女性的审美观念上，小脚美的观念仍有很大市场。1928年，有人描绘云南妇女道：“缠足是她们最不幸的遗俗，愈小愈得到社会的艳羡与赞美。她们的脚若是缠得不小，社会上也就要批评她们是个大脚丫头。她们得了这个美称号，便觉得是奇耻大辱，所以缠足的竞争，一天更甚一天。到今日她们缠足的气焰，还是很热烈的燃着。”

在传统社会中，夫权占据主导地位，女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自然也就成了家庭的依附品，婚姻就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女子的缠脚与否就与婚姻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一位云南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回忆说：“从前在家乡时，常常听见为父母的替儿子择媳妇时，一开口就要问：‘姑娘的脚小不小？’而我们社会里也就隐然有一种趋势，把小脚当成美女的标准，姑娘也就把小脚认为自己美丽的要素。”在这种风气下，大脚女子难嫁，更不用说要找到好丈夫。小脚成了品评女子美丑的第一重要标准，颇类似于当代人对女子容貌的关注。

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社会风俗的进一步转变，小脚丑的观念已压倒小脚美的观念，在全国渐居上风。国民政府严禁缠足也颇有成效，再加上抗日战争中小脚女子们在躲避日本人的逃难中备受足小之苦，缠足现象日少，但也有少数“落后”分子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后。

缠足陋习的真正消除还是共和国时代的事。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就颁布禁止缠足令。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十八岁以下妇女一律禁止缠足；四十岁以下妇女，缠足者立即放足；四十岁以上妇女缠足的，劝令解放，不加强制，并且派出了大批妇女干部去做说服工作。这说明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尚有缠足风俗遗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1950年7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员下达了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命令，命令中说：“查我们尚有一部分妇女仍存在有缠足的现象，这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且有害于妇女健康，妨碍妇女参加生产，必须加以禁止。”此后又经数年的贯彻落实与努力，缠足才告消亡。

说1950年禁缠令颁布后又经数年努力才彻底禁绝缠足，是以云南通海县六一村为根据的。六一村有现存的世界上最后一个小脚村落，这里缠足陋习的消除可以说是最晚的了，六一村最后一批缠足妇女缠足的时间，基本上也就反映了中国妇女缠足风俗最终消亡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