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斯大林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它的缔造者，斯大林对其应当十分满意是不是？实则不然。1952年那会儿，正值苏共十九次大会如火如荼召开，74岁的钢铁同志不算太老，身板也相当硬朗，壮志依旧，当时的他内心却充满了忧虑。

原来，斯大林敏锐地意识到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巨变，国家却似乎陷在泥潭里，越来越走不动了。或许他的政治生涯中有着太多需要被诟病的地方，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实干派，眼下状况令其决心做一场彻底改变——没错，当时斯大林体制的弊端远没有咱们后来所说得那样明显，但斯大林早已意识到它不改不行。

历史上，赫鲁晓夫的一场“秘密报告”使得苏联的二十大在历史上太过瞩目，各种来源的资料对这场会议的描述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形。按照当局的说法，会议现场掌声雷动，甚至欢呼声都迫使赫鲁晓夫暂停演讲；而有与会者透露，当时会场一片死寂，有人甚至当场晕厥。总之，二十大的光芒直接掩盖了4年前的十九大，事实上，1952年10月召开的苏共十九大总结报告中出现了一些颇有历史深意的议题，对苏联而言，它的积极意义远超“秘密报告”。

这场会议究竟讲了些什么呢？咱们通俗些讲。

首先，在斯大林眼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角色变了。二战时期，美国是苏联的盟友；二战刚结束时，美国是苏联最为理想的合作对象之一。但现在，由于缺少了共同敌人，加上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美国终由屠龙者变恶龙，成了实质上的“新的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充当“国际宪兵”，到处挑拨事端，扶持傀儡政权。毫无疑问，这样的行径是彻底邪恶的，而国际社会也自发形成了仍坚守和平主义的阵营，苏联自然应当担负起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与自由的崇高使命，同西方国家的侵略行为做斗争。

然而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理想向来是完美的，但眼下苏联内部也出了大问题，未必就能扮演起如此光辉的角色。往小里说，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行政体系的高效廉洁，但斯大林十分确信，当下苏联政府的官僚主义是越来越严重。他曾为这个问题费了巨大脑筋，甚至尝试过“高薪养廉”，但无奈的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问题非但没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重了。为此，斯大林决心真正地做出改变。他在十九大上尖锐地抨击了官僚主义作风，提出要大幅削减行政开支，恢复列宁时代所推崇的集体领导原则，重建社会民主主义。行政部门应当向专业部门放权，权力应当受到公众监督，他甚至再一次重新定义了革命群体的性质，即“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思想一致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自愿的战斗联盟”。

另外，苏联高层还把提升百姓生活水平摆在了与政治建设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当局许诺民众以“民主”和“道德”，旨在改变苏联社会相对压抑的现状。

此次会议，决策者们还抛出了许多具体问题，如生产过程中的浪费问题、生产部门领导以权谋私侵占国有资产、利用职权之便压制批评粉饰太平等种种问题，但跟上述原则性问题来讲，这些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显然，正如咱们之前所说，早在人们诟病斯大林体制之前，斯大林本人就已经嗅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一早就着手改变。

这场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个个尖锐无比，斯大林之所以如此迫切地将它们全都捅出来，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他于1952年前后的许多发言和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斯大林认为苏联正在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道路——对苏联这座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丰碑来说，路线错误无疑是毁灭性的。他在1952年5月22日给出的《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一文中就挑明了一个问题：过分强调生产力、忽略生产关系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直接相悖。而在当年10月刊发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又几乎将每一点思考都落实在马克思主义上，不惜引经据典，逐条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别看《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不算什么鸿篇巨著，只是本小册子，它对整个红色阵营的影响可是极其之大的。对后来的苏联而言，此书绝对是“救命良药”，却因为立场问题被高层故意忽视。反倒是它带给咱们的启示，令中国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应对得十分从容，成了中国后来崛起腾飞的理论基石之一。

话说回来，斯大林在会议上提出的种种决定都指向了一个主题——眼下各种问题交织成了一个顽固的壁垒，严重限制了国家自身的发展，还把国家引向一条危险的道路。没错，他打算把苏联人民带回到20世纪初期最开始的那种理想的精神状态，把“斯大林体制”一举摧毁。斯大林比任何人先发现了问题、提出了问题，甚至连解决问题的方法都顺便想出来了。以他的权威，想要推行改革绝非难事。况且作为一位政治家，当时斯大林并不算太老，尚处于“壮年”，而根据私人医生的报告来看，钢铁同志身体颇为健康，各项指标都没啥大问题。

按照斯大林的行事风格，接下来的三五年内，苏联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许多根本性问题，官僚的权力将被大大约束，经济发展重新充满活力，苏联也将很大程度上避免走上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而这番改革将成为“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最为显赫的政治遗嘱，甚至对咱们而言，苏联将成为一位真正的优质合作伙伴，而非敌人。然而，就在一切看似即将往好的方向发展时，斯大林却偏偏意外病逝了。

如此巧合不禁让历史爱好者们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斯大林之死到底是一个意外，还是一场谋杀？长期以来，这个过程一直被反复提及，咱们在此不多做赘述。倘若这是场阴谋，“凶手”们的动机便十分明显——这番改革充满了民主主义色彩，一旦推行，势必会损毁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利益。对斯大林而言，眼下已经不存在“更大的权力”了，况且身为实干主义者，没有什么比建设更强大的国家更为重要。遗憾的是，他的“心腹”们未必是这样想的。

斯大林的匆匆离开留下了一个强大却绝不完美的苏联，巨大的权力真空令心急如焚的“大人们”联手祭出了一场拙劣的表演。首先，作为“二号人物”，贝利亚率先对权力发起了冲刺。他大肆批判曾经的领导，重翻30年代的旧账，大规模拨乱反正，试图用这种方式获得民众支持。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大打“人情牌”非但未能为他迎来民心，反而对“伟大领袖”的冒然抨击令他人心尽失。

解铃还须系铃人，作为打破斯大林体制的最佳人选，斯大林的意外离世彻底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为了争夺头把交椅，不同立场的夺权者们都围绕着“斯大林”这张牌大做文章。然而无论拥护还是反对，他们在乎更多的是“斯大林”这个名字能为自己带来什么，而不是这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能为国家发展带来怎样的启示。在漫长的斗争中，“斯大林”连同其思想渐渐变成了一套空洞的主义；而在“树立——推翻——再树立”的过程中，这个年轻的国家也渐渐失去了它本身的思考和信仰，一切都陷入了令人绝望的恶性循环中。因此，虽说这个国家后来的毁灭是几乎注定的，原因又是极其复杂的，但“苏联亡于1953年”这个命题，如今想来却又多少让人有些认同感。

颇为讽刺的是，在同贝利亚斗争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扮演着“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角色；在夺取了最高权力后，他摇身一变也成了“批判者”，甚至比贝利亚还要疯狂。更可怕的是，赫鲁晓夫对前任的批判是彻底的，包括斯大林在1952年提出的那些颇为积极的见解。赫鲁晓夫倒台后，为了“拨乱反正”，勃列日涅夫又将斯大林主义重新搬上台面。但遗憾的是，斯大林留下的堪称伟大的政治遗嘱被全然忽视了，勃列日涅夫所“继承”的斯大林主义只是个固化的空壳，他只想让自己显得得位更正一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