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一辑(解放战争时期史料专辑，1982年10月出版），作者李绍汤，原标题《从“固守”长江到缴械投降》
正文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战役的时候，我任国民党第四军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上校团长，奉命“固守江防”，直至国民党军队全面崩溃，我向解放军投降。
国民党第四军辖五十九、九十两个师，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奉命放弃淮阴、淮安两县，撤退到江北扬州，开始布置江防。人民解放军也跟踪追击到扬州附近，准备围攻扬州。
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于十二月上旬奉命“固守”长江北岸六圩、瓜州两地（江苏镇江对岸），团部驻六圩，征集民夫上千人，加紧构筑工事，拆民房筑桥头堡，砍伐树木作鹿寨。但是，由于解放军进攻节节胜利，越战越强，而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官兵如同惊弓之鸟，昼夜惶恐不安，部队已根本丧失作战能力，构筑工事，亦无济于事，徒劳民力而已。
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春节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发行的金元券贬值，在市场上一文不值，部队给养成了问题。一七七团的给养，由国民党镇江县政府指定江北一个乡供应；后来一个乡供应不够，又指定两个乡供应；最后两个乡供应也无能为力了，国民党镇江县政府则干脆通知江北部队“给养自筹”。当时一七七团官兵人数约为2500人，每天需要口粮3000斤，烧柴1000斤，食油100斤和菜、盐等，我们向哪里去筹？结果还是得找地方乡公所，由乡公所指定各保、各甲、各户按地多少来分摊。这时不惜采用各种残酷手段,强征硬派，每天派武装士兵连同乡公所派的乡丁，到各保各甲挨户去催逼给养。农民交不起粮，便说他“抗拒”不交，将人带到团部拘留，什么时候交粮，什么时候放人。逼得老乡们的妻子、儿女哭哭啼啼，每天都大批的来团部，向当官的下跪求情。稍有良心的人，不能不受到良心的责备。
一九四九年的元旦，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这一段是国民党党、政、军当局最混乱的时候，真是树倒猢狲散，国民党的末日来临了。行政院长孙科不听李宗仁代总统的劝阻，擅自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驻守江北的第四军乘乱转移到镇江。由于解放军主力部队推进江北，而守在江北桥头堡的只有一七七团和两个泰县地方保安团，随时都有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因此，军心不安，官兵一致要求放弃江北，转守江南。这时，国民党内不少人的唯一希望，是国共和谈。当时，我对国共谈判，也抱有很大希望。如果和谈成功，可以解甲归田，安度晚年。但是等到国共和谈的内容一公布，中国共产党以“八条二十四款”作为条件，把蒋介石列为头等战犯，指出国民党部队必须听候点交。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估计国民党是不会接受这些条件的，仗还是要打。这是我当时思想的实际情况。
一九四九年的除夕夜，解放军开始向我团所守的江北桥头堡阵地进攻，炮声稠密得如同过年放的鞭炮一样，惊动了驻镇江的第四军军长王作华。他半夜打电话问我：“枪声这样稠密，战况如何？”我说：“共军开始向我攻击，但阵地还在。”
第二天，第四军为保存实力，副军长李子亮在电话上命我将江北六圩、瓜洲防地交给泰县两个保安团去“固守”，一七七团乘船到江南大港布防。大港对面是和尚洲，守军是江苏省保安团的一个营，归大港驻军指挥。大港这个地方，在抗日战争年代，为新四军的渡口，因此，命我固守大港，防止解放军渡江。一七七团调到大港约一星期的时间，泰县两个保安团全部被解放军吃掉。同时守在江北和尚洲的江苏省保安团一个营也被解放军吃掉。至此，江北桥头堡阵地全被解放军所占领。
和尚洲失守后，南京国防部追究责任，强令一定要收复。经过一星期时间的准备，国防部派轰炸机三架，军舰三艘，一个步兵师，一个省保安团，统归第四军副军长李子亮指挥去收复和尚洲。先是由空军在和尚洲上空侦查轰炸，再由三只军舰在江面上反复对和尚洲炮击。接着听到空军报告说：“共军向北退了，江南部队可以渡江。”其实，解放军早已退出和尚洲。经过空军的轰炸，海军的炮击，这个洲的民房都被夷为平地，和尚洲的人民遭到一场浩劫。国防部命令：和尚洲收复后，派一个保安团进驻；由七十二师协助该团构筑工事，完成后撤回江南。七十二师怕被解放军吃掉，匆匆草建工事之后，于当晚撤回江南。第二天晚上八点钟左右，江北和尚洲又发生战斗，一个保安团全部被解放军吃掉。从此以后，南京国防部再也不提收复和尚洲的事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国民党使用的金元券几乎成了废纸，改用硬币银元。银元分好多种，有站人、大头、小头、船牌、龙洋、川洋等之分。这银元开始在市场使用时，不分种类很受欢迎。但流通不到两个月，又出了花样了。站人、大头买东西，是不折不扣，一元顶一一元；其他银元买东西，要打折扣，每元折值分别为；小头八角、船牌七角、龙洋六约、川洋五角。这就给部队领发官兵薪饷作了难。一七七团向军部领饷，银元一箱1000元，箱内装的是什么，不让知道，也不准打开箱看一下，只好碰时运。军需将银元领回。开箱一看，有的箱内全是大头、站人；有的箱内全是小头，或是龙洋和川洋混合装箱。发饷时倒霉的当然是小兵，当官的是不会吃亏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黎明，解放军大军渡过长江，东自江阴，西至荻港，两翼包围南京，会师于安徽广德县。我于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八时，接到军部副军长李子亮电话通知，命我当晚十点钟将一七七团集结，经丹阳、溧阳开至上海。我随问大港防务交给谁？回答：“不要管。”我知道大港是放弃了，但我这时并不知道解放军已经渡江。撤江防是不容易的事，国共两军现在是隔江相望，如果为解放军发觉，就不容易走掉。因而将易撤的二、三两营集结后，先行出发，第一营留在后面跟进。二、三两营出发后，我带领团直属队刚离开大港时，解放军已经渡江。我部经过一夜行程，天明到达丹阳做饭吃。同时我第一营也赶上来归还建制。部队由丹阳向天王寺行进，进入南京至杭州的公路时，只见公路上由南京撤退的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保安团、政府机关、学校以及地方团队乱作一团。再加上丢掉了的坏汽车堵塞交通，部队走几步，停一停，走的时间没有停的时间长。
一七七团在未入京、杭公路之前，我要求部队靠边走,任何人不准挤进队伍行列来。可是进入京、杭公路之后，走不到半小时，部队全部失掉联络，官找兵，兵找官，溃不成军。到了天王寺宿营，团部的公文担子、行李担子全部落在后面没有跟上来。晚上清查部队，有迫击炮连、通讯连和无线电排等落在后面，各营部队也没到齐，这种混乱情况，我是从来没有见过。
四月二十四日，由天王寺出发，京杭公路上的人，还是拥挤不动，都想争取时间，通过溧阳。越急越挤，越挤越走不动，结果一天只走了卅里，到了南渡。据说溧阳已经解放,不能通过，就在南渡宿营，准备收容落伍的队伍。这时通讯连、迫击炮连、无线电排等部队仍然落在后面没有跟上来，只有一部电台跟着我走，其他四部电台也落在后面。我想这次部队撤退落伍这样多，武器弹药、装备器材损失这样大，到了上海追查责任，我可吃不消。部队走了两天两夜，没有得到军、师一个通知，我一肚子牢骚和不满，立即写信给师长林方策，问他部队可要了？得到答复是：“部队剩多少算多少，武器弹药丢了不要你负责。”
四月二十五日，因溧阳解放不能通过，天又在下雨，在这种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随军补给一七七团给养的兵站站长张家骏，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溧阳解放不能通过，我们起义吧？我去联络，你在这里等我。”我想了一会儿，对张家骏说：“要起义你去吧，我是不去。”我便带着部队向南转走小道爬山，直奔安徽广德县。当时我认为只要通过广德县，便出了解放军包围圈。但部队在山区行进中，枪声四起，到处打枪，起初我以为是散兵游勇，经了解是游击队，他们神出鬼没。这时，行军十分困难，既没有向导，又没有安徽省的军用地图，再加上国民党早已失去民心，沿途一路百姓逃避一空。虽然如此，但我总还是想逃脱出去。
我们行动非常困难，最后只好依靠指南针行进。到了安徽的社渚，我看见西边山口有两人出没，随即派一个班前去搜索，结果被埋伏好的解放军吃掉了。我也无心再问，慌忙继续赶路，终于赶上了师部。一七五、一七六、一七七三个团在小山上休息，我见到师长林方策，没有来得及讲话，解放军早已埋伏好在山边森林里用追击炮向我三个团射击。因为没有准备，官兵四处乱跑，幸好解放军没有冲击。候我回到山上指挥队伍时，立即派第一连向森林里解放军冲击一下，解放军便退出森林，我没有追击。后又被解放军一打，我军被炸伤士兵十多名，战斗结束后，我们心里仍是惶恐不安。解放军埋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四处枪声，虚实难分，无法行进。师长林方策决定用梅花阵队形前进，以防解放军截击。一七五团在左，一七六团在右，一七七团在后，师司令部及直属队在中央行进。但是这种战斗部署，没有考虑到现实地形，全是纸上谈兵。因为我们行军道路不是平原，而是山川小道，不能用梅花阵队形前进。结果部队展开之后走不到半小时，突然遇到山沟河流，而且只有一孔小桥，部队非经此桥不能通过，别无他路可走，不得已又将部队缩转回来。然而正在过桥的时候，早已埋伏好的解放军乘机用机枪扫射。五十九师三个团，只顾逃命，无心还击，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人喊马叫，官兵互不相顾，骡马四处奔跑，伤亡很重。左翼一七五团、右翼一七六团已失联络，师直属队在后边没有跟上来，仅剩下一七七团和师长林方策。
这时天已经黑了，气候恶劣，又在下雨，但部队仍然还得继续前进。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团部连连长蔡良能觉得部队逃出包围圈实属不易，便劝我化装逃走。我说：“要化装逃走，你走吧不要管我了。”五十九师部队损失惨重，仅剩我这一个团，林方策师长只好跟着我走。部队爬上山去,山上只有一间茅草屋，屋内也只有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一口小锅。这时我也走得筋疲力尽了，便借用他的小锅，烧点磁饭吃。当我吃过稀饭走出屋来，天仍在继续下雨，很多主兵已倒在泥地上睡下了。我命令将士兵喊起来准备走，同时消那个小屋里的人带路。那人推说路不熟，我只得给他一只金戒指，他才给我们带路。出发时，我通知部队不要失去联络，结果，第一营下山还没有下完，前面就说失掉联络。怎么办？我命第一营停止前进，向后转，回上山来；停了一会儿再下山，还是失掉联络，再停止，再回转山上来。气候这样恶劣，夜间这样黑，天下雨，地又滑，部队下山又失掉联络,这时我也不愿走了，听天由命吧！师长林方策同我商量说：“我们还要走。今晚不能通过广德，那就逃不出共军包围圈，最好我们还是走。”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改换方式，要向导跟着我们走在部队的前面，部队按团直属队、一、二、三营顺序行进。也不管部队失联络不失联络了，一股劲走到广德附近。这时向导对我说，再往前走，过广德后他就不知道路了。怎么办呢？如果说路不熟带到解放军那里去怎么办？他说给我们找个路熟的人带路，问他找谁，他说有个亲戚。我们信以为真，答应他去找。可是一去不返，我们怀疑这个向导找人是假，报告解放军是真，不如赶快往前走吧。走着走着便遇着解放军问口令：“干什么的？”我们答不出，便稀哩哗啦，乱拉枪栓，装子弹。这时，解放军喊话了：“老乡呀！不要打了。我们都是中国人，共产党的政策是宽大的。放下武器，不杀不辱，不究既往。老乡呀！来者欢迎，去者欢送。”说实在的，这时我确实走不动了，也意识到逃不出解放军的包围圈，即令部队不要开枪，听候处理。这时，师长林方策听到我下令不要打，从我的后面逃跑了。天还未明，我问解放军怎么办？解放军答：“架枪休息，天明处理。”
我令部队架枪后，退后三步，就地坐下休息。等到天明，解放军派人来了，我们也没有人指挥部队，官兵还剩有一百多人。解放军上前一个一个询问每人身份，我谎称是“副官”，企图满混过去。这批被俘的，官兵不分，混在一块。解放军把我们带到广德县一座祠堂内，生活优待，照顾周到。每日三餐，不虑饥饿。对我们这批俘虏管理并不严，我们可以随便到街上买东西吃。我还有点爱面子，不好意思上街，整天蹲在祠堂内不出去。有些连排长上街私自买点食物带回来，怕领导看见，偷偷摸摸送给我吃。而解放军干部们看到这些，也不过问。有一天晚上八点钟左右，解放军一位团政委来到我身旁坐下，问我是哪省人和家庭情况，然后又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政委说：“现在共产党执行的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最后政委又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你一枪，我一刀，是敌对的。现在，我们化敌为友，今后做个朋友。”政委谈了这番话就走了。他走后，我内心很不安定，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晚上睡觉，彻夜未眠。政委为什么不找别人，专来找我谈话？其中必有缘故。莫不是谎报身份，已被政委知道了。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第二天天刚明我就去找政委，讲了我的真实身份。政委听了哈哈一笑，对我说：“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是当团长的。如果昨天给你指出来，你不一定承认。现在你自己坦白承认是个团长，这就是你的进步嘛！”政委说完话，叫我回到祠堂里。接着，一位干部来通知我说：“要你到将校班学习。”随即整理行装。这时我穿的军服，还是在被俘前化装穿的士兵军服，我在被俘前的呢军服换给士兵了。然而这个兵知道我坦白了，要到“将校班”去学习，自动将我的呢军服送还我，我也将这个士兵的军服交还给他。
“将校班”设在哪里，我不知道。正在踌躇，来了一位解放军战士，领我出发。在途中，这位战士对我说：“你是当官的，经过一段学习，将来你还可以当官。这是毛主席订下的政策。”一位普通战士，宣传政策是那样的中肯，实在使我钦佩，同时也使我得到一点安慰。我进入“将校班”举目一看，并不陌生，原来我的副军长李子亮、师长林方策等都在那里。我们一见面都自然的不叫官职军衔，改称老李老张了。“将校班”的伙食很好，每顿饭都有荤有素，对待战俘，确实优待。第二天“将校班”一位领导要我同被俘人员讲次话，我不知应该讲些什么。他告诉我：“就讲不谎报身份的事。”并且领我一道去那座祠堂，队伍已经集合好了坐在地上休息。这时，我壮着胆子，亮开嗓门，向他们说：“我们都解放了，首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大和优待。”接着，我就谈了想瞒混过去，谎报身份的思想等等。我讲话的口才，一向不大好，可是，我短短几句话却产生了效果，第一营营长当场起立，坦白承认他是营长。这一次会，就把千把人的身份搞得清清楚楚。营长以下的军官，到另一个地方学习，团长以上的军官留下来学习改造。士兵身体强健的，要求参军的随解放军南下，体弱的士兵发路费遣回原籍。解放军处理问题的果断而迅速，更使我佩服。
被俘的团长以上的军官约有五百人，编为“解放军官训练第十团”，下分五个队，于一九四九年五月间由安徽省广德县开往江苏省苏州学习。在长期学习过程中，回顾过去,我们这些人都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干了很多坏事，按罪恶都是死有余辜。可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我们采取不杀、不辱、不咎既往的政策，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伟大胸怀进行教育改造，把我们从黑暗的深渊中拯救山来，重做新人。因而联想国民党反动派抓着共产党人，不是屠杀，便是活埋；对待战俘（例如在上饶集中营）加以生活上的虐待和肉体上的摧残，使人变成了鬼。然而共产党今天却把我们这些恶鬼变成了人。两者对比，深感愧悔。
当我回到安徽毫县后，人民政府给我安排了工作，先在木器厂做工，后又到政治学校工作。现在又安排我为政治协商会议亳县委员会委员。吃住等生活方面都安排得很周到。今后愿以我有生之年，为四化建设，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我一点力量。
（原注：亳县政协供稿）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一辑(解放战争时期史料专辑，1982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