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翰林作为科举的最高功名，是读书人毕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只要拿下翰林头衔，就有很大概率成为朝廷大员，甚至是入阁拜相。

明清两朝翰林的仕途较为通畅，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要是仔细对比起来，明代翰林的含金量，似乎并没有清代那么高。

明代时殿试之后，内阁及礼部会在新科进士当中选出一部分才华出众的入馆，即选为庶吉士，虽然也有考试，但只是走走过场。起初的时候，铨选庶吉士基本上还能做到公平公正的原则，到了明中期以后，制度就变形了，所选之庶吉士多为朝廷重臣之门生弟子，请托之风由此大开。

嘉靖十一年，内阁首辅夏言鉴于庶吉士铨选的弊端，就曾说“其法本良，但近年行之者或有弊，盖人自弊也，岂法之罪哉？”意思是说，制度本是好的，问题还是出在人的身上。

严嵩当权时，非贿赂者难以入选。曾任巡抚的何东序于嘉靖三十二年中第八名进士，并被挑选为庶吉士，他年轻气盛，说了几句严嵩的坏话，结果失去了入馆的机会。

晚明时期，情况更加糟糕，凡新科进士入馆皆以金钱开路，时人称：“进士选馆，百计钻营，正卷、副卷以银数之多寡为低昂，遂至互相刷揭。”就连崇祯皇帝也感慨道：“新进士选馆，将城内金子换尽矣。”

清入后沿袭明制，殿试后即选庶吉士，从新科进士中选出年龄相貌出众的参加考试。顺治九年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按各省大小来分配庶吉士的名额，具体为：直隶、江南、浙江各五人，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四人，山西、陕西各二人，广东一人，汉军四人，另授满洲四人、蒙古二人。

以省来定庶吉士名额显然也缺乏公正性，因为很多省份的新科进士数量有限，且整体水平不及江南等省，选出来的庶吉士质量不尽如人意。

康熙亲政后，废除了分省制度，令礼部选新进士六十人进行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最后由皇帝亲自考核，决定庶吉人的具体人选。

顺治、康熙两朝虽然出台了很多办法，但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庶吉士都是先经挑选，然后再经考试，说到底与明代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区别。

雍正即位后，意识到铨选庶吉士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性。雍正元年即颁旨要改变原先选拔庶吉士的办法，明确指出要亲加考试，引见拣选，并由此开创了朝考制度。

此前，庶吉士都是先选后试，或是只选不试，而选拔的标准又千变万化。事实上，能否入馆最主要的还是全凭大员们的个人意愿和好恶。

退一步说，就算选拔的过程是公正的，但是庶吉士的数量毕竟有限，不太可能从三甲进士中拣选。如此便会有很多因殿试发挥不理想而本身却有才华的新科进士，失去了入馆的机会。

雍正皇帝慧眼独具看到了这一弊端，说“国家建官分职，于翰林之选，尤为慎重。必人品端方，学问醇粹，始为无忝厥职……朕深知向有拟送策联，钻营甲第等弊，殊可痛恨。”

从雍正元年开始，新科进士不分二三甲，皆可参加朝廷统一组织的考试，即朝考。新科进士们再也不必四处钻营，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入馆。

朝考制度的出现客观地说是积极进步的，尽管考试也不一定就完全公平，但比起原先的先选后考或只选不考要好很多，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翰林的整体质量。

雍正皇帝事必躬亲，他连续两科亲自出题考试新进士，并选拔庶吉士。这表明了皇帝对馆选的重视，也使得天下读书人感到了国家栋梁之材的选拔是极为隆重而严肃的，无形也抬高了庶吉士的地位。

雍正初年只是出台了朝考办法，但还没有在法律层面形成制度，雍正五年，朝考作为一项制度被确定下来，而朝考之名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出现的。

自从朝考成为定制后，考试成绩第一名的者就称为“朝元”。这样清代科举制度在以前的三元（解元、会元、状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朝元。

雍正解决了庶吉士选拔的弊端，但却没有在教学质量上进行大的调整。乾隆即位之后命；礼部侍郎徐元梦、礼部尚书杨名时教习庶吉士。此后以博学大儒担任教习成为常态，也表现出朝廷对庶吉士的重视，加重了翰林的地位和分量。

乾隆中期以后，随着朝考制度深入人心以及庶常馆的高质量的教习，读书人对翰林身份已然十分认可，称“新进士殿甲后，朝考最重，盖庶常之得否，只争朝考入选与否耳。”

明代和清初的庶吉士因为是选出来的，且选的过程中夹杂着诸多不光彩的一面，故而在士人和读书人看来，颇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这也到导致庶吉士的含金量严重不足，这也是人们普遍认为，明代和清初的翰林质量远不如雍正以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