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闯关东》，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发生在近代中国东北大地上的一段厚重而悲壮的传奇移民史。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有“闯关东”这件事？究竟是哪些人在“闯关东”？曾有多少人远离家乡，到那白山黑水间垦荒、淘金、挖参？路途遥远，人们又是如何完成那条艰难之旅？

在我国的历史上，黄河故道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至秦汉之际，此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西汉末年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动乱，黄河流域人口更是受到严重损失。逃避战乱而背井离乡的人们，饱尝流离失所的逃亡之苦，“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便是他们从心底发出的感叹。

“闯关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移民史，自顺治八年，也就是1651年至1949年的299年间，约有3000万人涌入茫茫关东大地，其中山东人是主体。

山海关城东门，一关之隔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广义的“闯关东”是指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人出关谋生。

关东，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旧中国，山东人口稠密，灾害频发；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史书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历史上两地有紧密的地缘人缘联系，逃荒农民闯关东成为主流。“闯关东”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644年清兵入关后，满族人口几乎全部从东北迁入关内，原来汉人相对集中的辽东也变得人口稀少。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辽东一带还是“有土无人”，“自沈阳至卜奎(今齐齐哈尔)，中间数百里无居民”。为了限制蒙古人内迁和汉民外迁，划分游牧地和农业区，清朝于顺治年间沿明朝辽东边墙旧址筑了约900里长的“柳条边”，康熙年间又加筑了新边墙。边墙设20座边门，每门常驻数十名官兵，稽查出入，禁止边内居民越过篱笆打猎，采人参，放牧。

由于关东长白山地区盛产人参，从事采参与贩运获利丰厚，关内人出关买卖人参的人日渐增加。顺治十一年（1654年）规定，凡出入山海关者都须凭印票，禁止挟带人参入关，而对“柳条边”之内垦殖依然允许。但至康熙七年（1668年），关外之地也被列为封禁范围。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派大臣探求鸭绿江源头，寻访长白山清朝发祥圣地。根据大臣的回报，康熙帝认为长白山与清朝的龙脉相连，因而将长白山周围地区都列为封禁范围。尽管有封禁的规定，但遇有灾害，关内百姓往往强闯或偷渡出关。一方面由于“柳条边”长逾千里，常驻官兵人数有限，难以阻拦。另一方面，为减少关内灾民的压力，清政府不止一次变通规定，允许灾民出关，或者采取默许态度。但在多数情况下，出关是被禁止的、非法的，因此只能“闯”。

“闯关东”的另一层意思，是迁往关外前途未卜，风险很大。关东气候寒冷，人烟稀少，大多数地方还是无人区，能挖到人参，采到东珠，获得丰收固然能发财致富，也可能历尽千辛万苦却一无所获，甚至冻馁而死。加上盗匪横行，所以随时都有危险。闯出关的人可能得以维持温饱，就此安顿，再接来家属。也可能占上大片土地山林，或者带上白花花的银子衣锦荣归，来年带更多乡亲“闯关东”。但同样可能当了“胡子”，或者沦为奴仆，甚至客死异乡。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农民无地可耕，加上天灾人祸频繁，官府地主压榨，穷人流民只能以“闯关东”为唯一出路。

近代历史上，鲁、豫、冀、晋、陕五省流民，大多经过山海关往东北走，去“闯关东”。“闯关东”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路。陆路是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各关口出关，进入辽沈地区。海路则由山东半岛或福建沿海乘船到达辽东半岛。前者为“闯关”，后者为“偷渡”。实际上，“闯关东”只是指清代以来向东北移民的一个阶段性的代名词，并不是东北移民史的全部。历史上，东北大地至少曾出现过5次较大的移民潮。

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是从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开始的。很多族谱把“闯关东”的年份定在了这一年。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二十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从盛京（今辽宁沈阳）起驾，迁都北京。辽沈地区人口大多“从龙入关”，留住东北地区的人口约40万人。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如果移民开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八年清廷下令:“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十七日，满汉九卿官员将他们议定招民开垦的方案上报:“今将辽东为省，先以辽阳城为府，设知府一员、知县二员，招募人民前去收养开垦。”招募者将所招人数、籍贯、姓名，具册上报户部，户部核准之后，由招募者带领出山海关，赴辽东知府、知县处交接。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又颁布了一道命令，允许个体百姓自行赴辽东垦荒。从顺治十一年六月起，有组织地移民与个体自行移民辽东，二者并行。

为了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清政府规定新开垦的土地三年起课。康熙十一年（1672年）又改为十年起课。康熙十五年（1676年）恢复三年起课旧制。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定为六年起课。辽东一带肥沃的土地，优厚的起课年限，吸引大批贫苦百姓移民辽东。大批百姓拥入，必然危及满族“龙兴之地”自然环境。为了保护满族的“龙兴之地”，从顺治十一年开始修建“柳条边”。“边外”划为禁区。但是，这条边墙未能完全阻挡移民的步伐。如嘉庆八年（1803年）十一月十一日，山海关副都统来仪上奏:自十月初一至十一月初九，在40天内，出关的山东人、直隶人、山西人多达8218人，平均每天205人。这些都是合法出关的，从海上偷渡者，则不知有几。从嘉庆年间（1796年至1820年）起，陆续放垦“边外”土地，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最后一片“边外”土地放垦，200多年的封禁至此结束。进入民国以后“闯关东”进入高峰期。

“闯关东”的多是流民，大多是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受灾民人，也有福建、浙江一带的流民。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内各地“闯关东”人数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山东、河北、河南。一般认为，“闯关东”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80％左右，是“闯关东”的主体。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山东各地“闯关东”的比例一般占山东总人口的5％左右。自清迄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高峰时节，一年便有上百万人。“闯关东”的山东人是开垦东北的主力军，他们在白山黑水间“放山”、淘金、垦荒。挖人参，俗称“放山”，也叫“走山”。

历史上，山东曾是富庶之地。战国时的苏秦，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主父偃皆曾赞叹齐地之富。而入东汉以后，每况愈下，山东逐渐衰落了。谚云:“死逼梁山下关东。”一方面，这是由山东人“种地为上”思维定式所造成的。山东人曾经重农贱商，他们把淳朴的农家生活看做无与伦比的，把种地视为最高尚、最正经的谋生方法。耕而食与贾而食，不是谋生方式的差异，而是道德上的善与恶、美与丑之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那些惯于土里刨食而又被抛出土地的破产农民举目四望，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逼上梁山，扯旗造反；一条路是闯入关东，刨口饭吃。而扯旗造反，最终还是为了争得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

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他们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就是山东人的鲜明特征。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根源。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

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作为一场不靠政府动员、不单因为某次具体的战争或灾难触发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人类移民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作为迁移主体的是固守热土难离传统的山东人。他们迫于生计走上背井离乡、前途渺茫的迁徙之路，个中的惆怅、悲伤、决绝和困苦非今人所能体会得出。因而，也就先天地赋予了这段历史以传奇色彩。

这场历时近300年的民族大迁徙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断裂。浩浩荡荡的“闯关东”也被学者们视为中国人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的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由于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体，山东文化也就大大影响了东北文化。东北的文化跟山东的就非常相像。东北人讲话基本上也就是山东的口音。可以说，山东有什么文化特点，特别是底层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几乎都可以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