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胡适离开大陆之前，做了2件事，致使毛主席对他彻底失望
引言：
世人皆知胡适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却鲜有人知他与毛主席之间曾有过一段师生情谊。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年轻的毛泽东经常去旁听胡适的课，对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心怀敬意。1918年，毛主席还特意邀请胡适为新民学会做报告，可见对他推崇备至。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时局变迁，这对曾经的忘年交却渐行渐远。1945年，在国共两党激烈较量的关键时刻，胡适做了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毛主席对他的看法。这两件事到底是什么？为何会让毛主席如此失望？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为何还要托人邀请胡适留下？
一、早期交集
世人皆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的勤工俭学经历，却不知这段经历成就了他与胡适之间一段特殊的师生情缘。1918年初春，北大图书馆里来了一位新的助理员，正是年轻的毛泽东。
当时的北京大学，正值蔡元培校长主政，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胡适作为北大教授，每周都会在学校开设国学和哲学课程。那时的图书馆就在校园中心，毛泽东工作的地方与胡适授课的教室仅隔一条林荫小径。
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整理图书时发现了胡适从美国带回的大量英文著作。这些书籍让他对这位年轻教授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每逢胡适上课，毛泽东总会想办法调整工作时间，站在教室后门外认真聆听。
有一次，胡适在课堂上讲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恰好毛泽东在整理相关的英文书籍。课后，毛泽东主动向胡适请教，两人就＂实验主义＂展开了热烈讨论。这次谈话，让胡适对这位勤勉好学的图书馆助理员留下深刻印象。
1918年4月，正值春暖花开之际，毛泽东与蔡和森等14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在湖南新民学会预备会上商议邀请演讲嘉宾。当时的新民学会正筹备成立，急需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为大家指明方向。毛泽东想到了胡适，随即写信邀请。
令人意外的是，胡适欣然应允。当年5月，胡适专程从北京南下湖南，在新民学会上做了题为《新思潮的意义》的演讲。台下坐满了渴望新知的青年学子，毛泽东就坐在第一排，认真记录每一个观点。
演讲结束后，胡适与在场的青年们进行了热烈讨论。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改革的想法，胡适不时点头赞许。这次演讲在湖南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也为新民学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此后，每逢回到北京，毛泽东都会抽空去听胡适的课。他还经常在图书馆里精心挑选胡适推荐的书籍，研读其中的新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和科学民主思想，已经深深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青年学子。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这对师生之间的交集渐渐增多。毛泽东不仅经常参加胡适组织的读书会，还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探讨社会改革的话题。每当胡适在北大举办学术讲座，总能在后排看到毛泽东专注的身影。
二、思想分歧
随着时局变迁，胡适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逐渐显现。1920年代初期，胡适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大力倡导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他认为，中国应该采用英美模式的议会制度，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这种主张与正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提出＂好政府比民主更重要＂的观点。这一论调引发了广泛争议。当时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毛泽东，通过《湘江评论》对此作出回应，指出单纯追求＂好政府＂而不触及根本制度改革的局限性。
1924年，胡适应邀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演讲。他强调中国需要效仿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主张通过教育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社会进步。这次演讲的内容很快传回国内，在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
与此同时，胡适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日渐明朗。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胡适虽然对国民党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但仍然选择留在体制内推动改革。他担任了国民政府的文化顾问，并多次在公开场合为国民党的统治辩护。
1930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批评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路线。他认为革命不应诉诸暴力，而应该通过合法的政治途径来实现。这篇文章发表后，已经在江西苏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通过地下党员转来的报纸看到了这篇文章。
1935年，胡适在青岛参加＂中国文化前途座谈会＂时，再次强调和平改良的重要性。他说：＂任何激进的革命都会带来社会动荡，最终伤害的是普通民众。＂这次会议的记录被秘密带到了陕北，成为延安整风运动中批评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材料。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适虽然也呼吁国共合作抗日，但他对共产党始终保持警惕。在重庆期间，他多次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表达对共产党发展势力的担忧。他提出应该限制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将其纳入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
到了1940年代初期，胡适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他在《自由中国》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共产党的革命路线，主张通过宪政改革来解决中国问题。这种主张与当时正在延安领导革命的毛泽东的理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对立。
1943年，胡适作为驻美大使在华盛顿发表演说，公开表示中国需要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这次演说的内容被整理成册，辗转传到了延安。延安的《解放日报》随即发表社论，指出这种一味效仿西方的思路是完全错误的。
三、两件关键之事
1945年春，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一年，胡适在重庆做了两件事，成为其与毛泽东关系的转折点。
第一件事发生在1945年3月。重庆谈判期间，胡适受国民党之托，起草了一份关于处理中共问题的备忘录。这份长达二十余页的文件详细分析了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一套＂和平改造＂共产党的方案。方案建议通过政治谈判，要求共产党解散军队，将解放区改编为行政特区，由国民政府统一管理。
这份备忘录经由国民党高层转交给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赫尔利随后将其主要内容电告美国国务院，并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时暗示了这一方案。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延安，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策。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胡适作为国民参政会议员，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发表演说。他公开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建议美军在撤离东北时，将日军的武器装备全部移交给国民党军队，以＂维护中国的统一＂。这次演说不仅在重庆引起轰动，很快也传到了延安。
就在胡适发表演说的同一天，苏联红军已经开进东北，并与中共军队取得联系。胡适的这番言论，在当时的形势下无异于火上浇油。延安随即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种做法是在刻意制造内战。
这两件事的影响很快显现。1945年10月，当毛泽东应邀前往重庆谈判时，特意回避了与胡适的会面。虽然当时包括张治中在内的多位国民党要员都建议安排两人会面，但最终都未能实现。
更为关键的是，这两件事直接影响了中共对国民党知识分子的政策。1945年11月，中共中央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党组织注意分析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特别提到要警惕那些＂打着学术旗号进行政治活动＂的人。
1946年初，国共谈判破裂后，胡适更加频繁地在各种场合发表反共言论。他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系列文章，抨击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军事行动。这些文章被汇编成册，在国统区广为传播。
同年夏天，胡适还参与筹建了＂中国民主同盟＂，试图在国共之外建立第三势力。他多次在该组织的会议上发言，主张走＂中间路线＂。然而，这个组织很快就在国共对立中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1947年，局势进一步恶化。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称：＂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这番言论传到延安后，《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予以严厉批驳。此时的胡适，已经完全站在了中共的对立面。
就这样，曾经的师生情谊被现实的政治对立所打破。胡适的这两件事，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成为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四、最后的邀请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天平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还是托人向胡适发出了最后一次邀请。这次邀请的过程颇为曲折，其中经历了多位关键人物的穿针引线。
1948年11月，时任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的彭真接到延安的指示，要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与北平的知识分子建立联系。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成为了重要的联络人之一。冯友兰与胡适相识多年，且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
12月初的一个傍晚，冯友兰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小径上＂偶遇＂了胡适。两人漫步交谈，冯友兰婉转地提到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这次谈话后不久，冯友兰就收到了来自延安的明确指示，要他转达对胡适的诚意邀请。
与此同时，另一条联络线也在展开。梁漱溟作为中间派知识分子的代表，受中共委托，多次与胡适会面。在一次茶叙中，梁漱溟明确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希望胡适能留在大陆，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12月中旬，当时在北平的李济深也参与其中。他派人送去一份亲笔信，详细说明了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并特别提到毛泽东对胡适的重视。这封信辗转送到了胡适手中。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在即，中共地下党组织又通过傅斯年向胡适传话。傅斯年与胡适既是同事又是多年好友，他带来的信息更加具体：中共愿意保证胡适的学术自由，并承诺会给予其在北京大学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一切便利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邀请都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了中共中央的认真研究和授权。据当时参与联络工作的地下党员回忆，毛泽东特别指示要以诚相待，不能给胡适施加任何压力。
1949年1月中旬，北平局势日益紧张之际，中共又通过在北大任教的几位教授，再次向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邀请。这次邀请更加具体，表示可以安排胡适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并保证其研究经费和生活待遇。
然而，面对这些真诚的邀请，胡适始终未有明确回应。1月22日，他以参加学术会议为由，离开北平前往南京。临行前，他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整理了一些私人物品，将大部分图书资料留在了学校。
1月31号，北平和平解放。此时的胡适已经转往上海，并开始筹划着离开大陆。3月初，他搭乘飞机前往台湾，结束了自己在大陆的最后时光。
临行前，他向送行的好友说了一句话：＂二十八年前我从美国回来，是要参加新文化运动，现在我离开，是为了保持我对新文化运动的信念。＂这成为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一句公开言论。
五、后续发展
1949年后，胡适与毛泽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虽然两人再未谋面，但彼此之间的互动仍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
1950年2月，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这些文章很快被转载到香港，再经由地下渠道传到了内地。毛泽东在看到这些文章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1951年夏天，中共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批判会上，几位曾经追随过胡适的学者公开检讨了＂胡适思想＂的影响。这些检讨材料被整理成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寄往台湾的样书，经过多重转手，最终传到了胡适手中。
1954年，胡适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看法。这次演讲的内容被整理成英文论文，发表在《外交季刊》上。文章认为中国需要循序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激进的革命。这篇文章经由外交渠道传回北京，成为当年《人民日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要素材。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在批判会上回忆了胡适早年在北大任教时的情况。这些材料被收入《批判胡适反动思想言论集》，在全国高校广为传播。同年，胡适在台湾《自由中国》发表响应文章，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
1958年，中共开展大跃进运动。胡适在美国的一次华人学者聚会上，公开质疑这一运动的可行性。他的发言被记录下来，通过各种渠道传回大陆。当年年底，《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批评了这种＂否定革命道路的错误言论＂。
1960年初，胡适参与创办＂亚洲自由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这个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亚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组织的一些活动信息传到北京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
1961年，胡适在纽约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这次谈话的内容被整理成文，在香港《明报》上连载。文章经由地下渠道传入内地，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
1962年2月，胡适在台北病逝。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了这位昔日的北大教授。同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回顾了胡适的一生，并对其思想进行了全面评价。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批判胡适思想＂仍然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一些曾经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者被要求写回忆文章，揭露其＂反动本质＂。这些材料被汇编成册，成为当时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