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湖南枪决一反革命，省副主席之女高呼枪下留人，怎么回事？

世人皆知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算坚决果断，却不知在1952年的长沙，竟然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劫法场＂大戏。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勇闯法场的姑娘，竟是时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的千金谭木兰。她为何要为一个反革命分子求情？这个被判处死刑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而最令人不解的是，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最终竟惊动了周总理亲自过问。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曲折离奇的故事？

一、反革命与红色千金

1920年代初，洪宗扬进入黄埔军校就读。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许多热血青年都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洪宗扬便是其中之一。通过周恩来的引荐，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黄埔军校里的地下党员。

当时的黄埔军校，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军事学府，实则暗藏着大量共产党员。他们一边学习军事技能，一边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洪宗扬在校期间，曾多次参与学生运动，组织工人罢工，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不少贡献。

然而，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成为洪宗扬人生的转折点。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洪宗扬也未能幸免。在狱中，面对国民党当局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洪宗扬最终在承受不住压力的情况下写下了脱党声明。

出狱后，洪宗扬被安排在湖南省凤岭乡担任乡公所主任。表面上看，他已经完全站在了国民党一边。但实际上，他始终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在他主政期间，凤岭乡成为了一个特殊的＂避风港＂，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此得到过庇护。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34年的一个雨夜，年仅九岁的谭木兰出现在了凤岭乡。这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正是时任红军游击队长谭余保的女儿。当时红军正在进行战略转移，在一次遭遇战中，谭木兰与父亲失散，独自在山林中跋涉了数日。

这个时候，洪宗扬手下的情报员徐成生认出了谭木兰的身份。按照当时的政策，谭木兰作为红军干部的子女，处境岌岌可危。但洪宗扬没有按照上级的要求处置谭木兰，反而冒着巨大风险，以自己无子为由，将其收为养女。

为了确保谭木兰的安全，洪宗扬不得不四处疏通关系。他给了徐成生一大笔钱财要求保密，又伪造了一份收养文书，将谭木兰的名字改为＂洪木兰＂。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这样的举动无异于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但洪宗扬深知，若不是自己当年意志不够坚定，也不会背叛革命理想。如今能救下一个革命干部的孩子，或许可以稍稍弥补自己的过错。就这样，谭木兰在洪家安顿下来，开始了她的新生活。这个看似简单的收养决定，却为日后掀起的那场轰动长沙的＂劫法场＂埋下了伏笔。

二、命运转折

1948年秋，国民党统治区局势急转直下。洪宗扬深知大势已去，便以养病为由，辞去了乡公所主任一职。这时的谭木兰已经长大成人，在湖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两人商定，一旦时局有变，立即分头撤离凤岭。

1949年8月4日，解放军进驻长沙。谭木兰第一时间找到了当地的军管会，主动报告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此时的谭余保已经是湖南省政府副主席，得知女儿还活着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将其接回长沙。父女相认的场面感人至深，但谭木兰并未提及洪宗扬的事。

然而，命运弄人。1950年春，一份举报信送到了湖南省公安厅。信中详细揭发了洪宗扬在1927年叛变投敌的经历。更为致命的是，有人指证他在1935年曾协助国民党搜捕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导致多人被捕牺牲。

这个消息传来时，洪宗扬正在湘西一个偏僻的山村躲藏。公安部门很快查实了举报内容，并在当年10月将其抓获。案件移交法院后，检方以反革命罪对洪宗扬提起公诉。

审讯过程中，洪宗扬承认了1927年叛变的事实，但坚决否认后来协助搜捕地下党员的指控。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自己在担任乡公所主任期间，不仅没有迫害共产党员，反而多次暗中提供帮助。然而，由于当时的关键证人徐成生已经去世，很多细节无法得到证实。

1951年12月，湖南省高级法院对洪宗扬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判决书中认定，被告人虽然在解放前确有过庇护革命群众的行为，但其1927年叛变投敌的事实清楚，性质恶劣，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依法应当严惩。

这个判决传到谭木兰耳中时，她正在省政府机关工作。作为副主席的女儿，她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但是，十七年的养育之恩让她无法坐视不管。她四处奔走，搜集证据，试图为洪宗扬翻案。

在走访过程中，谭木兰找到了几位当年在凤岭乡避难的老党员。他们纷纷作证，洪宗扬曾多次为地下党提供情报和物资支援。更重要的是，她还找到了当年徐成生的家人，从一沓发黄的老照片中，发现了一份重要文件的复印件，证明洪宗扬确实曾经冒险救助过多名革命群众。

但是，这些新证据并未能改变法院的判决。1952年3月15日，执行死刑的命令正式下达。就在这个时候，谭木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要在枪决现场为养父请命。这个决定不仅将彻底改变洪宗扬的命运，更在当时的长沙掀起了轩然大波。

三、枪下留人

1952年3月18日清晨，长沙城外的刑场上已经聚集了数百名群众。这天是公安机关统一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日子，洪宗扬在八名死刑犯中排在第三位。按照当时的惯例，处决前要向群众宣读判决书，并由死刑犯交代罪行。

当押解车抵达刑场时，谭木兰已经悄悄混在了围观群众中。她手里攥着一份新搜集到的证据材料。这是一份1935年凤岭乡的户籍登记簿，上面清楚记载着当时有多名共产党员以化名在此居住，而这些人后来都安全转移，并未被捕。这份材料可以有力证明洪宗扬并未协助国民党搜捕地下党员。

第一名死刑犯被押上刑场时，谭木兰开始悄悄向执行人员靠近。当宣读到第二名死刑犯的判决书时，她已经挤到了最前排。就在洪宗扬被带上刑场的那一刻，谭木兰突然冲出人群，高喊：＂等一等！我有新的证据！＂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执行人员立即上前制止，但谭木兰迅速报出了自己的身份：＂我是省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的女儿，也是洪宗扬的养女。我请求立即暂停处决！＂这个意外情况让执行人员陷入了两难。按规定，执行死刑时若出现新的重要情况，必须立即报告上级。

就在执行人员犹豫的时候，谭木兰将那份户籍登记簿递了上去，并且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她讲述了1934年那个雨夜，洪宗扬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收留自己，又是如何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保护了众多共产党员的事迹。

现场的群众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认出谭木兰确实是谭副主席的女儿，消息很快传开。执行长官当即决定暂停对洪宗扬的处决，派人向上级请示。其他七名死刑犯的处决则按计划进行。

这一耽搁就是整整三个小时。期间，谭木兰始终站在刑场上，向每一位前来了解情况的干部详细陈述案情。她提供的户籍登记簿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经过现场核实，这份材料确实是新证据，而且与案件定性有重要关联。

下午两点，省高院的指示终于到达刑场：鉴于出现新的证据材料，决定暂缓执行洪宗扬的死刑，将案件发回重审。消息传来时，谭木兰已经站得双腿发软，但她仍坚持要亲眼看着洪宗扬被带离刑场。

这起＂劫法场＂事件很快传遍了长沙城。人们议论的焦点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这对养父女之间的深厚情谊。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女儿，为了救一个被判反革命罪的养父，居然敢在处决现场喊出＂枪下留人＂，这样的场面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这个戏剧性的转折，也为整个案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四、总理过问

刑场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一份加急电报从北京发到了湖南省委。这份电报来自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要求详细了解洪宗扬案件的来龙去脉。原来，这起特殊的案件已经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接到电报后，湖南省委立即组织专门力量重新调查此案。调查组首先走访了凤岭乡的老党员和群众，核实洪宗扬在任乡长期间的所作所为。通过走访，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被揭开：1935年至1936年间，凤岭乡曾经是湘赣边界地下党的一个重要联络点。

在深入调查中，调查组找到了当年在凤岭乡活动的地下党员李德新。已经74岁的李德新提供了一份重要证词：1936年春，国民党军队曾在凤岭乡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洪宗扬不仅提前通风报信，还利用职务之便，将十几名党员的户籍档案全部销毁，使他们得以安全转移。

更重要的是，调查组在省档案馆发现了一份1927年的审讯记录。记录显示，洪宗扬在被捕后确实遭受了严刑拷打，全身多处骨折。这份记录印证了他是在极端情况下被迫写下脱党声明的。同时，记录中还提到，即使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洪宗扬也没有供出任何一名同志的情况。

1952年4月15日，调查组向周总理递交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洪宗扬虽然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意志不够坚定，但其后来的行为表明，他并未真正背叛革命理想。相反，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多次帮助和保护地下党员，客观上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周总理在看完报告后，立即指示湖南省委重新审理此案。他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问题，既要坚决打击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也要妥善处理像洪宗扬这样具有特殊情况的人。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湖南省高院于4月底重新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检方撤回了关于洪宗扬协助搜捕地下党员的指控。同时，考虑到他在担任乡长期间保护革命力量的表现，以及收养和保护谭木兰的事实，检方建议对其从轻处理。

经过慎重研究，法院作出了新的判决：撤销对洪宗扬的死刑判决，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判决书特别指出，被告人虽有叛变行为，但后期表现可以证明其并非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且在解放前长期保护革命力量，有重大立功表现。

这个结果传到北京后，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他在一份批示中写道：＂此案处理得当，既维护了法律尊严，又体现了党的政策。对历史问题的处理，要既分清是非，又要考虑具体情况，给犯错误的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份批示后来成为全国处理类似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参考。

五、结局圆满

1952年5月，洪宗扬被送往湖南省第二监狱服刑。在狱中，他主动参加劳动改造，并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教其他犯人识字读书。监狱干部多次在工作报告中提到，洪宗扬表现良好，确实显示出改造的诚意。

1953年春，谭木兰开始定期探监。每次探视，她都会带来一些书籍和报纸。在谭木兰的鼓励下，洪宗扬开始在狱中写回忆录，记录自己在凤岭乡的经历。这些文字材料后来成为研究湘赣边界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史料。

1956年，根据全国统一部署，司法部门开始对政治犯进行重新甄别。洪宗扬的表现引起了甄别小组的注意。他们发现，除了1927年的叛变经历外，洪宗扬在其他方面都称得上是一个进步人士。特别是他在狱中写的回忆录，为研究地方革命史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

同年10月，湖南省高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对洪宗扬案进行再次复核。考虑到他在服刑期间的表现，以及新发现的多项立功事实，法院决定给予减刑。经过审批，洪宗扬的刑期被减为八年，并于1957年初获得提前释放。

出狱后，洪宗扬婉拒了谭木兰接他回长沙的提议，而是选择留在监狱所在地株洲市。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他在株洲市图书馆找到了一份整理古籍的工作。这份工作虽然清贫，但让他能够安静地继续整理和记录历史资料。

1958年春，株洲市文化局开始征集地方史料。洪宗扬主动提供了自己保存的大量文献，其中包括凤岭乡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详细记录。这些材料引起了史志部门的重视，他们邀请洪宗扬参与地方志的编撰工作。

1962年，株洲市筹建革命历史纪念馆，洪宗扬被聘为特约研究员。他将自己多年收集的史料和回忆录全部捐献给纪念馆。这些资料中，既有革命斗争的珍贵记载，也有许多普通百姓在乱世中生存的真实故事。

1965年，已经年过花甲的洪宗扬终于同意搬到长沙，与谭木兰一家团聚。这时的谭木兰已经成为省妇联的一名干部，她特意在家附近为养父租了一间小院。每逢节假日，谭木兰都会带着孩子们去看望他。

1972年深秋，洪宗扬在整理文献时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一个布包交给谭木兰，里面装着他这些年写下的所有手稿。这些手稿后来被整理成《凤岭往事》一书，成为研究湘赣革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洪宗扬去世后，谭木兰按照他的遗愿，将遗体捐献给了医学院。他的骨灰被撒在了凤岭乡的山间，回到了这片他守护了大半生的土地。而那个当年在雨夜收留孤女的老乡长，也永远留在了湖南地方史的记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