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剧变之前,都有七个征兆

文史宴说 2024-08-14 14:36:40

一部二十四史,其实都是政治史。而逃荒、物价暴涨、人口锐减等,则属于人类社会学关注的焦点问题。真实的历史,有时不在政治记载层面,而在于“存者六之一”这样冷冰冰的社会事实里。人口的消长、流徙,阶层之间的固化或流动,市场的繁荣或衰败……这些新鲜的视角,更有助于我们看穿历史,洞悉社会问题背后的历史真相。所以,新年第一天,我推荐台大历史系教授梁庚尧的《中国社会史》。该书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浅出,揭示了一个历史真相:每次剧变之前,都有以下七个征兆:人口锐减与流徙、市场的萎缩与囤货、门第与阶级固化、社会中心开始转移、土地性质的改变与兼并、大型工程不断上马、谣言谶语的盛行。从社会学角度切入历史,以历史烛照未来,掌握某些先机。该书的简体版是首次引进,对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提供另类历史坐标的好书,所以第一时间下单,并推荐给同好者。——余少镭推荐语

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曾经说过:“有什么样的先兆,就有什么样的事端”。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上诸多王朝的崩塌也绝非一夕之间完成的,大厦将倾之时,必有种种征兆。

以往我们喜欢从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的角度去钻研,却往往容易忽视社会学视角。其实对于历代王朝的百姓来说,他们可能不懂什么财政赤字,但是他们能看到苛捐杂税。他们也许不知道周礼秦制,但他们会惧怕苛政滥刑,这恰恰是因为任何因素的问题最后都会体现在“社会”这个基本面上。

台湾大学梁庚尧教授在《中国社会史》中谈到:“社会既是政治、经济的副产品,但涵盖范围更广,包括组织结构、法统规制、阶层社群、精神信仰等一系列塑造国人最终行为逻辑的因素”。

我们以此逻辑来解读历史,许多王朝的兴衰也便在情理之中了。以下我们就跟随本书的视角,细数历史剧变前的七种征兆。

人口:人口锐减与流徙

1945年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历史周期率”,说的是历代的王朝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

其实伴随着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还有一个“人口周期”也是如影随形。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其实主要是经历过人口锐减,人少地多,“内卷”的压力不大),王朝中期是盛世(人口复苏,社会繁荣),一直到王朝末期(人口过剩社会崩溃,进入战乱消减人口),再循环到新王朝的初期……人口的变化与王朝的兴衰总是相生相伴。

人口锐减的直接因素一般有三:战乱、瘟疫以及逃荒。以东汉为例,汉桓帝时期全国尚有五千六百万人口,到了东汉灭亡时全国已经不足八百万人。从瘟疫引起的黄巾之乱到后来的军阀混战,让中国人口下降85%以上。

此外,大量人口因为恐惧战乱“润”到了边境以外,以流亡到辽东、南匈奴、鲜卑、乌桓者为多。司马懿平定辽东以后,下令“中国人欲还旧乡者,恣听之”,可知有不少人逃亡到这里。人口锐减于先,王朝崩溃随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状况。

市场:市场的萎缩与“囤货”

市场的敏感特质,使其在剧变来临之际可以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就像今天大家所说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或者“资本用脚投票”一样,大难临头之际市场的反应通常是最真实的。

春秋末年以来,钱币在市场上已经通行,但是到了汉末,钱币的功能快速消退,交易媒介变成了谷米、布帛等实物货币。这显然是因为市场通常只是太平时节的产物,战乱期间人们需要的只有生存资源(有时还会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剧)。

另外对于士族大户来说,建立“坞堡”与外界隔绝成为了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坞堡”里囤积大量的粮食和生活必须品,市场的流通就此被阻断。

直到南北朝时期,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仍然被普通人乃至士大夫所向往。可见战乱给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之深。

阶级:门第与阶级固化

每一次王朝覆灭与新王朝建立的过程就是一次阶级洗牌的过程,旧贵族上了断头台,新贵族进了金銮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新贵族便会牢牢地掌控社会资源成为旧贵族。

人类天生就有改变的需求,若上进之路完全被阻断,难免不会出现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类的人物。农民起义士兵通常是因为生存,而农民起义的领袖通常是因为阶级固化。

魏晋以后,很多大士族长期垄断了政府中的高级官位,士庶之间有了明显界线, “公有公门,卿有卿门”的现象确立,士族形成了自己的圈层,与寒族泾渭分明。比如同为“太子党”的钟会反叛司马昭的行为,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兄弟阋于墙”的一场争端(钟会的家人不受牵连)。

门第通婚也有固定对象,社会地位不同,是不通婚的。社会阶层流动被彻底锁死,往往这个时候也就埋下了天下大乱的种子。

地域:社会中心开始转移中国古代历史有一个规律,每一次社会动乱,北方人口都会开始向南迁移。这里的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中国政治中心大都在北方,长安洛阳等都市是乱市枭雄的必争之地,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躲避战火的中心。二是少数民族南侵造成的破坏太大,远离烽火狼烟的地方便成了国人心中的“桃花源”。几乎每一次人口开始南迁,就可以代表一个乱世的开启,三国、南北朝、五代莫不如此。安史之乱让南方人口彻底超越北方,到了元代南方人口几乎占据中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八。当然,伴随着人口,北方的经济对比南方也开始此消彼长。科举实行以来,南方的士子更是一骑绝尘。到了朱元璋时代。竟然出现北方无一人得中进士的情况。这也促成了此后科举的南北分榜录取制度。土地:土地性质的改变与兼并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生产资料,我们的民族认同、风俗文化、乃至社会体制,就是从这一片片农田里成长而来。任何事关土地的政策,都会牵动国人最敏感的神经。许多都是因此而败落,也便不足为奇。北魏土地施行国有的均田制度,由国家来负责分配田地,人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所有人都成为了国家的“租客”,但此后国家对土地分配不足,让北魏一落千丈。无独有偶,王莽收归天下土地实行井田制(把土地为九个小块。在九个小块中,中间一块为贵族或皇室所拥有,周边八块则分予平民。平民耕种完中间的才能耕种自己的私田),也让新朝在短短十四年间崩溃。很多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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