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起，关中地区出土的十六国时期乐俑，都有何规律？

自M1号墓起，关于十六国时期的乐俑频繁被挖掘。

至今已有14座大小不一的科研墓葬。

那么，这些墓葬中是否存在秘密呢？

目前已知最早的有关关中地区出土十六国时期乐俑的资料是1953年发掘的西安草场坡M1号墓。至2024年，关中地区出土有乐俑的十六国时期墓葬共14座，现将其基本信息及乐俑出土情况进行简要列举。

草场坡M1：发掘于1953年，出土伎乐俑3件、鼓吹俑6件；平陵M1号墓：发掘于2001年，出土伎乐俑4件、鼓吹俑16件；凤栖原M9号墓：发掘于2008年，出土伎乐俑6件、鼓吹俑2件；北贺M298号墓：发掘于2009年，出土伎乐俑19件、姿态俑23件。

洪庆原梁猛墓：发掘于2011年，出土伎乐俑1件、鼓吹俑10件；坡刘M2号墓：发掘于2019年，出土伎乐俑8件、鼓吹俑2件、姿态俑5件；岩村M3号墓：发掘于2019年，出土伎乐俑5；焦村M34号墓：发掘于2020年，出土伎乐俑4件；中兆村M100号墓：发掘于2020年，出土鼓吹俑14件。

等驾中村M3号墓：发掘于2021年，出土伎乐俑7件，鼓吹俑22件；豆家村M3号墓：发掘于2021年，出土伎乐俑3件；豆家村M14号墓：发掘于2021年，出土伎乐俑3件，鼓吹俑4件；布里村M63：发掘于2022年，共出土伎乐俑20件，姿态俑11件；长乐坡西M140号墓：发掘于2023年，共出土伎乐俑4件，鼓吹俑4件。

有关关中地区出土十六国时期乐俑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发掘简报、研究类文章、研究类书籍、硕博学位论文等。

其中，发掘报告和简报为研究者提供了相关基础信息，而其他研究类成果则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此外，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需要后续研究者进行完善。现将当前有关关中地区出土十六国时期乐俑的研究现状进行介绍。

有关关中地区出土十六国时期乐俑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研究成果为发掘报告和发掘简报，与前文所述各墓葬均一一对应，故此处不赘述。第二类研究成果则是以发掘报告和发掘简报为基础撰写的研究类文章、研究类书籍、硕博学位论文等。现将其探讨的主要问题与观点进行总结、分析。

乐俑中乐器形象大多不甚清晰或绘制较为抽象写意，导致乐器辨识较为困难，主要体现在横卧类弹弦乐器和竖吹类管乐器中。针对这一问题，可采用对比法、框架描述法等方法进行研究，力求研究结果相对客观。

在前述研究成果中，李雨生、耿庆刚的《咸阳坡刘村十六国墓研究》关注到了乐俑中“笛”“箫”等竖吹类管乐器定名容易混淆的问题，并且文中多次提到乐俑中的乐器为明器乐器，存在抽象、写意的问题，对坡刘M2号墓中出土乐俑乐器的定名与描述较为客观。

学界多认为伎乐俑的表演形式与“相和歌”有关。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周杨的《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出土坐乐俑的时代与来源——十六国时期墓葬制度重建之管窥》，辛雪峰、刘呆运的《从相和歌到鼓吹乐的转变》，辛雪峰、耿庆刚的《西安秦汉新城坡刘十六国墓葬乐俑考》等。

作者主要通过与文献中所载相和歌所用乐器的对比以及将姿态俑认定为“歌唱俑”进行研究。然而，尽管乐俑所奏乐器与文献所载相和歌所用乐器有一定重合，但那些被推测为“歌唱俑”的人俑并无明确的“歌唱”的特征，故此观点还需进一步研究。

刘卫鹏、张淑娟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女乐》中认为，十六国时期伎乐俑多为4～6件一组。而据最新考古资料，十六国时期伎乐俑应为“6～7类乐器一组”。

至十六国晚期以及北朝早期，伎乐俑的数量、乐器种类逐渐减少，由6～7类减少至4类，后逐渐消失。辛龙在《略论关中地区西晋十六国陶俑的演变》中认为，伎乐俑主要出现在十六国时期；辛雪峰、刘呆运在《从相和歌到鼓吹乐的转变》中也认为，伎乐俑等在北朝时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鼓吹俑。

而根据文献记载，一部分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的乐伎在十六国晚期刘裕北伐后流入南方，这或许是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伎乐俑在北朝时期几乎消失不见的原因之一。

根据研究成果的研究内容及观点，笔者简述其三点不足之处。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关乐俑的信息不细致且考古资料公布不全部分发掘报告和简报对乐俑的记录太过简略，使得研究者无法准确获取研究对象的关键信息，给研究带来一定阻碍。此外，据统计，目前关中地区已发掘的超200座十六国时期墓葬中公布资料的仅30余座，亦不利于相关研究的进行。

有关音乐内容的描述不严谨、不准确、不统一主要体现在对乐俑名称的选用、乐器名称的判定以及乐器外观的描述方面。首先，在乐俑名称的选用方面，以骑马鼓吹俑为例，在前述研究成果中就有“骑马胡角俑”“骑马击鼓俑”“鼓吹骑马乐俑”“骑马俑”等名称，不利于系统化、整体化的研究。

其次，关于乐俑乐器名称的判定，以横卧类弹弦乐器为例，体型较大者大多被命名为“筝”或“瑟”，而体型较小者大多被命名为“琴”，缺乏严谨性。再次，在乐器外观的描述中同样存在不准确的问题，如《大音希声：陕西古代音乐文物》中将北贺村M298号墓“抚筝俑”筝的岳山描述为“筝码”。

目前学界对关中地区出土十六国时期乐俑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考古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如年代分期、起源流变等，主要研究乐俑的形制、类型、演变规律，而较少涉及音乐层面，对乐俑乐器形制的演变、乐队组合的构成、音乐表演的方式等关注较少。

1953年至2024年，关中地区发现的十六国时期墓葬的数量颇多。从发掘报告、简报来看，尽管有乐俑出土的墓葬仍占少数，但已能获得诸多研究结论。在十六国时期墓葬中，伎乐俑数量较多，制作较为精致且大多成组出现。

而在十六国晚期以及北朝时期的墓葬中，伎乐俑的数量明显减少直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骑马仪仗俑，并且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风格。在乐器方面，伎乐俑所奏乐器以弹奏类乐器为主，而鼓吹俑所奏乐器则均为吹、打类乐器。

此外，关中地区出土乐俑的十六国时期各墓葬均鲜有舞俑出土。而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大多从考古学的研究角度出发，研究关中地区出土的十六国时期乐俑的起源与来源、形制的变化，但对音乐层面的研究不够深入。

此外，相关研究还存在乐器名称的判定、墓葬断代等难题，需要后续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乐俑作为当时社会音乐文化发展现状的真实写照，是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音乐文化发展面貌的重要载体，为研究民族融合背景下公元4至5世纪社会中上阶层所盛行的音乐文化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并印证了当时民族融合背景下胡乐入华、华胡交流、兼收并蓄的音乐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为隋唐音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