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万隆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亮相国际舞台的重要时刻，却鲜有人知，在这场举世瞩目的会议背后，曾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杀危机。1955年春天，一位名叫曾昭科的香港警察，凭借敏锐的直觉，察觉到了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阴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以一个华人高级警官的身份，在香港这个东西方势力交汇的复杂之地，展开了一场惊险的情报传递行动。这位精通多国语言、黑白两道通吃的神秘人物，究竟是如何在万千条线索中嗅到危险的气息？他又是如何在险象环生中，成功挽救了新中国总理的性命？

一、香港情报战场

1945年日本投降后，香港重回英国统治，这座远东殖民地迅速成为了各方势力的情报交锋场。英国军情五处最早在香港设立了远东情报总部，选址在跑马地一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内。军情五处不仅在政商界布局，还渗透到了文化娱乐圈，香港著名的利舞台就成为了其重要的情报收集点。

1947年，美国中情局也在香港设立了远东分部。他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情报收集方式，在湾仔道开设了一家名为＂远东文化服务社＂的机构，以文化交流为掩护，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中情局特工们每天要完成大量的剪报工作，从《大公报》到《文汇报》，甚至连街头小报都不放过，试图从中搜寻任何与中国大陆有关的信息。

1949年后，台湾当局的保密局也迅速在香港布局。他们利用战前军统在香港遗留的关系网，在九龙城寨、深水埗等地区建立了多个秘密据点。保密局不仅进行情报收集，还策划了多起暗杀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与此同时，中共的地下情报网络也在悄然运作。早在1938年，中共就以贸易为掩护，在香港成立了名为＂联和行＂的机构，这就是后来华润公司的前身。这个机构不仅为解放区输送物资，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在抗日战争时期，＂联和行＂成功获取了大量日军在华南地区的军事部署情报。

到了五十年代初，香港的情报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英美情报机构开始对香港的左翼势力进行大规模清剿，多个进步团体被迫解散。但地下党的情报网络并未瓦解，反而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运作。他们将情报人员安插在各行各业，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就是曾昭科。作为一名高级警官，他不仅能接触到重要情报，还能为其他地下党员提供保护。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香港的码头、茶楼、报社都成为了情报交换的场所。各方情报人员在这座城市上演着惊心动魄的较量，而普通市民则在这场看不见的战争中继续着他们平凡的生活。

二、曾昭科的双面人生

1923年，曾昭科出生在广州一个满族旗人家庭。他的祖父曾是清朝的八旗官员，精通满文和蒙古语。父亲曾希颖继承了这份文化底蕴，在莫斯科大学留学期间不仅研习俄国文学，还广泛接触了欧洲文化。回国后，曾希颖成为广州＂南园新五子＂之一，与当地文人雅士常有往来，在书画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1930年，年仅七岁的曾昭科随父亲移居香港。父亲在圣类斯中学和拔萃女书院任教期间，坚持让他接受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每天清晨，曾昭科要跟着父亲诵读《论语》《诗经》，晚上则要用英语朗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这种教育方式为他日后的双面身份埋下了伏笔。

1941年，曾昭科考取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奖学金。在东京求学期间，他不仅精通了日语，还结识了不少留日学生。当时的日本学界正处于思想激荡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大学中暗流涌动。曾昭科在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学时，开始系统研读《资本论》，这段经历对他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7年学成归来后，曾昭科以优异的成绩加入香港皇家警察队。他的多语种能力和扎实的文化功底，很快引起了英国上司的注意。1948年，他被派往伦敦警察厅接受特训，成为首批受训的华人警官之一。在伦敦期间，他不仅学习了先进的警务技能，还深入了解了英国的社会制度。

回到香港后，曾昭科开始了一段迅速升迁的仕途。他先后在交通部、政治部任职，期间还担任过港督葛量洪的贴身保镖。1960年，他又被派往剑桥大学进修高级行政课程。这些经历不仅提升了他的专业能力，也让他在警界建立起广泛的人脉网络。

在履行警务工作的同时，曾昭科刻意经营着另一面的社会关系。他经常出入油麻地、旺角的茶楼，与当地的江湖人物称兄道弟。在这些场合，他会吟诗作对，展现文人风骨，但也不忌讳谈论江湖术语。这种特殊的交际方式，让他成功打入了香港的地下社会，获取了大量一线情报。

1961年，曾昭科升任助理警司，这一职位仅次于英籍总警司，权力极大。他的办公室设在九龙警署，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情报信息。正是这个位置，让他在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危机四伏

1955年3月，台湾保密局在香港的特务网络开始异常活跃。根据曾昭科收到的情报，多名可疑人物频繁出入启德机场附近的廉价旅馆。这些人大多以商人或游客身份入境，但他们的活动轨迹显示出明显的情报特征：从不在同一餐厅就餐，经常更换住所，且避免在公共场合使用电话。

通过深入调查，曾昭科发现这些人中有一名叫张明的特务格外引人注意。张明以机场清洁工的身份，在启德机场工作了将近两个月。他每天准时上下班，看似普通的清洁工，但经常在飞机维修区周围徘徊。更可疑的是，他与另外三名新入职的清洁工有秘密联系，这些人都是在同一时期通过不同渠道进入机场工作的。

在对张明的跟踪过程中，曾昭科的情报网络截获了一份意外的情报。一名在油麻地经营茶楼的线人报告，有人在暗地里收购大量的特制炸药。这种炸药具有特殊性能，可以在高空环境下保持稳定性。同时，另一名在深水埗五金店工作的线人也发现，有人在采购特殊的定时装置零件。

通过在九龙警署的职务便利，曾昭科调取了张明等人的出入境记录。他们都是在三月初前后入境，护照都是在台北最近三个月内办理的。更关键的是，这些人的入境时间恰好与即将举行的万隆会议时间相吻合。

四月初，曾昭科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张明所在的清洁工小组被临时调整到了负责印尼航班的区域。而根据公开信息，中国代表团将搭乘印尼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前往万隆。这个看似普通的人员调动，与之前收集的所有可疑线索开始重合。

通过秘密观察网络，曾昭科掌握了更多细节。在机场的员工餐厅里，有人看到张明与一名机械维修人员进行了短暂接触。这名维修人员负责印尼航班的例行检查工作。而在深夜，张明所在的清洁工小组经常在无人时段进入机库区域。

形势变得更加紧迫。曾昭科通过线人得知，保密局在香港的行动负责人曾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到＂重大行动＂即将展开。同时，他们还在九龙塘一带租用了多个安全屋，这些房子都位于机场航线的必经之处。

在这些零散的线索背后，一个针对中国代表团的暗杀计划逐渐浮出水面。时间紧迫，曾昭科必须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设法将这个惊人的情报传递出去。而此时距离中国代表团启程的日期，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

四、秘密传递

1955年4月15日，曾昭科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行动来传递这个关键情报。首先，他以例行检查为名，带队对启德机场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检查过程中，他特意在机库区域停留了较长时间，这个行动成功地限制了张明等人的活动空间。

同一天下午，曾昭科在深水埗的老字号茶楼＂荣华＂召开了一个特别的警务会议。这家茶楼是他长期经营的情报交换点，老板是他的可靠线人。会议期间，他借故离开了十分钟。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通过茶楼后厨的秘密通道，与一名联络员完成了情报交接。

为了确保情报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曾昭科采用了双线传递的方式。第一条线路通过香港《大公报》的特约记者陈光，他以采访为掩护，将情报送到广州。第二条线路则更为隐蔽，通过一个在九龙码头工作的搬运工，将情报藏在运往广州的货物中。

4月16日，曾昭科又做了一个关键部署。他以调查走私案为由，在启德机场周边增派了巡逻警力。这个看似普通的警务行动，实际上打乱了特务们的联络计划。同时，他还秘密调换了机场几个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使得张明等人无法接近印尼航班的停机位。

4月17日凌晨，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曾昭科接到线人报告，发现有人在机场附近的一间废弃工厂内进行可疑活动。他立即带队前往调查，在工厂内发现了一批伪装成维修工具的爆破装置。这些证据被他秘密转移，并通过可靠渠道送往广州。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曾昭科还在4月18日做了最后一个布局。他以私人身份参加了一场在跑马地举行的英国商会酒会。在酒会上，他故意与几位英国高级警官发生了激烈争执，随后被暂时停职。这个看似失误的举动，实际上是为了转移特务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误以为行动已经暴露。

4月19日，也就是中国代表团启程的前一天，事态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张明等人突然收到了行动取消的命令，随即在当天深夜分批离开了香港。而此时，中国方面已经根据曾昭科传递的情报，秘密改变了代表团的出行计划。

这场情报传递行动的成功，不仅在于曾昭科的个人能力，更在于他多年来在香港建立的庞大情报网络。从油麻地的车夫到中环的银行职员，从码头的搬运工到报社的编辑，这些看似普通的人们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情报传递系统。

五、隐秘功勋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平息后，曾昭科依然保持着他在香港警队的工作节奏。1955年5月，他正常复职，重新担任助理警司一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还参与了多起重要案件的侦破工作，其中包括破获了一个专门从事军火走私的犯罪团伙。

1956年春，曾昭科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协助调查一起涉及英国驻香港海军基地的间谍案。在这个案件中，他再次展现出高超的情报工作能力。通过在油麻地码头的线人网络，他成功追踪到了一批企图窃取英军机密文件的特务。这次行动不仅赢得了英方的信任，也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工作自主权。

1957年底，曾昭科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香港警务处派他前往新加坡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警务交流。在新加坡期间，他不仅学习了当地的反恐经验，还与当地的华人警官建立了深厚友谊。这些关系后来成为他在东南亚地区开展工作的重要资源。

1958年7月，曾昭科被任命为九龙区副总警司。这个职位让他获得了更多接触高层的机会。在处理日常警务工作之外，他开始频繁出现在香港各界的社交场合。无论是在英国商会的晚宴，还是在华人富商的私人聚会上，他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周旋。

1959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曾昭科在处理一起涉及国际军火走私案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这条线索最终导向了一个跨国情报组织在香港的秘密据点。通过细致的调查和布局，他成功挫败了这个组织策划的一系列破坏活动。

1960年初，曾昭科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情报领域。他以警务顾问的身份，参与了多个重要的安全项目。其中包括协助制定了香港警队的情报系统改革方案，建立了一套更为完善的情报收集和分析体系。

1961年下半年，曾昭科突然提出了退休申请。这个决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他的退休仪式很简单，只在警署内部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会。之后，他搬到了香港岛半山区的一处宅邸，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表面上，曾昭科的退休生活平静而普通。他每天清晨在维多利亚公园打太极，下午在茶楼品茗，偶尔会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关于香港治安历史的文章。但实际上，他仍然保持着与各方面的联系。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人来访，有的是昔日的同僚，有的是商界朋友，还有一些身份特殊的客人。而这些不起眼的会面，都是在为新的任务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