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决定一个王朝军队战斗力和国运的主要“参数”并不是地理，而是其集权程度，一个王朝集权程度越高，则其动员能力越强，战斗力也就越强，国运也就呈上扬状态。
自从秦兼并了六国一统天下之后，人们就得出了一个定论：得关中者得天下，认为秦的一统是吃了地利的红利。接着，刘邦又依托关中耗死了项羽，凭借关中的地利成功剪灭关东异姓诸侯王，再一次验证了这个理论。
所以，人们读历史的时候往往会陷入地理决定论，再加上一些军事、地理作品的渲染，进一步固化了人们对地理制胜论的认可。
诚然，地理确实能够决定一个王朝的国运，但却绝对不是主要因素，真正决定一个王朝军队战斗力和国运的“参数”其实是：
集权程度。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因为体内游牧尚武基因的助力，尚能自保，但也仅仅局限于自保，想要开拓则属于幻想。但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军却一朝被打上了“虎狼”的标签，几乎就是战争机器般的存在。究其原因，一个是秦国粮食产量高了，富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商鞅以郡县制强化了君权，提高了秦国的动员能力。
变法之前，秦公的权力受世族和地方制约，不能有效集中内部资源，变法之后，权力集中于秦公，秦国的力量就可以聚焦为一个点向关东输出，再加上赏罚机制的建立，秦军的动员能力就更加高效。
再加上秦国密集性发动战争，以战争的形式再次强化了这种机制，使秦国的动员能力越来越高，秦军的战斗力也就越来越强。
为什么楚国幅员辽阔，是标准的大国，但却不能突围，核心原因就是，楚王的权力受贵族势力的严重制约，不能有效集权，进而服务战争。
还有，长平之战的结果也是秦赵两国制度的较量：秦昭王能够以个人意志控制战争的走向，而赵孝成王却总是受平原君等贵族的左右。两国比拼的还是制度。
所以，与其说，秦国是凭借关中的地利和经济优势兼并了六国，不如说秦国是赢在制度。因为，关中的地利也仅限于秦国进行防守，能够降低秦国的防守成本，秦国的扩张战争基本上是在关东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秦军持续创造胜利的密码正是制度优势。
秦国一统之后，蒙恬为什么能一战而却匈奴七百余里收复了河南之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原因就是，秦国高效的动员能力，同时，秦国在统一之战中形成的战争惯性，也是重要原因。
秦国是赢在制度优势 图源/剧照
楚汉之争中，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一个是因为关中的富饶，最重要的还是，制度优势，萧何和韩信在汉中实施的军政改革全面继承了秦国的各项制度，所以，和诸侯相比，汉军当时的动员能力最强，能够有效集中资源。
所以，就别总是拿刘邦的“约法三章”说事，那是刘邦在刚进入关中之后为了笼络秦人的临时手段，当他真正据有关中之后，还是采用的秦法，只不过没有胡亥那么过分而已。
为什么刘邦每次打成光杆司令萧何都能及时从关中进行兵源的补充，就是关中依托秦制高效的动员能力。
也就是说，始皇和汉高的成功都是赢在制度优势。
但汉高的动员能力也仅仅局限于关中，因为，大汉建立后，实行的是分封和郡县并行的制度，皇帝的权力很有限。当刘邦对外用兵时，诸侯派兵完全看心情，彭越就是因为没有全力协助刘邦平叛从而被弄死。
刘邦当时所能动用的力量只有关中，外加长子刘肥控制下的齐国。
所以，平城之战后刘邦为什么和冒顿单于握手言和，不惜以输送财富和和亲的屈辱方式维持和匈奴之间的脆弱和平，原因就是，以汉朝当时分封和郡县并行的体制，并不能做到对内部力量的高效动员，即使外部的藩王已经换成刘氏子弟。
权力、货币、文化的不统一使西汉并不能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
刘邦驾崩之后，吕后、文景二帝都对匈奴保持了最大克制，就是因为内部问题才是大汉的主要矛盾。虽然削藩工作从吕后时代就已经开始，但直到景帝即位，刘氏藩王依然强大。最终，朝廷和藩王的矛盾以七国之乱的形式爆发。
读史至此，许多人必然会非议景帝和晁错削藩的急躁，认为如果他们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来，就不会爆发战争。
实际上，解决内部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战争，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最大程度将地方势力摧毁，以胜利重建朝廷的威望，完了朝廷就能利用中枢的权威做到对帝国所有地方力量的动员。
晁错当时将这一层看得就非常透：“削不削藩他们一样都会反，削得急只会加速他们造反的计划而已。”
那还不如早一点化解这个矛盾。
所以你看，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景帝就能非常从容地削弱各诸侯的力量，大部分诸侯都只剩下一个郡的实力，根本不能叫板朝廷的权威。同时，各诸侯王也失去了治理地方的权力，只剩下坐享富贵，为什么中山靖王刘胜会生了那么多儿子，就是因为他实在没事干。
最重要的是，朝廷通过平定七国之乱来了一次大练兵，使朝廷禁军始终保持高效的动员能力，这一点也很重要。为什么和平年代总是在阅兵、演习，原因就在这里。
一支军队只有时常保持打仗的潜意识，有高效的响应能力，就会战无不胜。
因为有景帝时期的巨大突破，所以武帝即位之后才能以“推恩令”的阳谋继续削藩。当武帝对内架空了外朝宰相集中了皇权，对外成功削藩之后，汉王朝就已经具备了动员帝国所有力量的能力。
这才是武帝决定对匈奴亮剑的最大底气：他手里不仅有帝国几十年积累的巨额财富，更能调动所有的资源，完全可以对匈奴一战。
反观匈奴，表面看确实强大，但却根本不是汉朝这种集权制国家的对手，被武帝的连续用兵打得最终退往了漠北。
汉朝对匈之战，依然是赢在制度。
西汉也是赢在制度优势 图源/剧照
但是，随着世族力量的崛起，皇权又逐渐被削弱，皇权被削弱的背后又是动员能力的低效。东晋时期，世族为了积累军功进而控制朝政所以屡屡进行北伐，但结果却总是差强人意，在北方内战不断的情况下还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桓温北伐。
除了粮草运输困难、季节限制、缺乏战马资源等客观原因，制约晋军发挥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动员能力太差，东晋内部并不会像面对淝水之战的生存危机时那样团结，能够集中所有的力量应对外敌，所以取得的成绩就很有限。当他们撤出北方之后，之前取得的成绩也往往会一朝归零。
但刘裕却是个例外，其发动的北伐不仅成功灭掉南燕和后秦，甚至连关中这样易守难攻的地方都被他打下了，刘裕以一己之力将南朝北伐的成绩推到了巅峰。
为什么刘裕能够做到如此，就是因为，在世族退化之后其所代表的北府军强势崛起，战斗力彪悍，而且通过一场场战争的历练动员能力非常高效。同时，刘裕也通过内战提高了对朝廷禁军的动员能力。
再加上刘裕通过军功积累了巨大的威望，其对军队的掌控力也就更强。能够动员更多力量、晋军高效的响应能力才是刘裕北伐建功的根本保障。
但刘裕的军功也仅止于此，东晋内部存在的世庶矛盾依然不能让他集中所有的力量进行北伐，比如，他北伐所率领的军队只是北府军和朝廷直管的扬州军团，有限的兵力根本不能支撑其继续扩张。
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不是刘穆之突然病死，刘裕返回南方，晋军很可能会克复中原，收复北方领土。
其实这完全是想当然。以刘裕当时能够动员的兵力根本不能同时做到对打下领土的守护和继续开拓。
再说，刘裕能够返回南方也说明了内部反对势力对他的掣肘，还是不能集中所有资源的体现。
也就是说，对有效资源的动员能力是刘裕北伐取得巨大成绩的保障，但东晋内部的不团结、不能形成合力却限制了刘裕的继续发挥。
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
刘裕能够动员的资源很有限 图源/剧照
在失去刘裕这位强势人物之后，南朝皇帝的动员能力是越来越差，其北伐行动与其说是开拓，还不如说是以攻为守。为什么萧衍后期对北伐这件事是相当克制克制，原因就是萧衍知道在世庶矛盾的作用下，南梁的动员能力很有限。
虽然此时的北方也同样存在各种矛盾，但关陇集团的共同体却保证了北周对关陇地区优质资源的聚焦。此后，关陇集团不仅统一了北方，更是在杨坚即位之后混一了南北。
有了历史经验，就连游牧民族都知道集权的好处，所以成吉思汗才会设计千户制、完颜阿骨打设计了猛安谋克制度、清朝设计了八旗制度。
而且，和之前的中原王朝一样，游牧民族集权的结果也是通过内战拿到的。这就更加印证了西汉打削藩战争的正确：
只有战争才能摧毁旧有秩序，旧的利益集团，建立真正的集权制。
高度集权不仅能保证对资源的集中调动，对军队的高效动员，更能应对外患。
制度，永远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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