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帝京景物略》
记得刚上初中那年，我跟随父亲去南新华街的中国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就有《帝京景物略》（集历史地理、文化和文学著作三者于一体的游记散文佳作，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城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当时只知道它是写明末北京景点的，具体内容看不大懂。待后来念大学，阅读过书中部分内容，我还在朝阳公园书市买到一本不同版本的同名书。说来也巧，一年前于地坛书市上居然又淘到一本。缘分不可谓不深。
治学严谨，不写一句空
工作数年，笔者如今重读《帝京景物略》依然颇受震撼，不仅为其精妙的文学语言所感染，更被作者严谨治学的写作精神所感动。作者遵循古人“事莫明於有效，论莫定於有证”写作传统，秉承墨子“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创作理念，践行朱熹“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理学思想，真乃文脉赓续，弦歌不辍，不写空文，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书作者刘侗（约1593－约1636），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明末散文学家，他认为北京最具有首都文化地理优势，明确表达了对北京的眷恋之情。另一作者于奕正（1597-1636），崇祯初年秀才，所撰《天下金石志》《钓鱼台记》堪称明代游记上乘之作。其熟悉北京风土人情，二十年间遍游京城名山胜迹。
《帝京景物略》写作极其认真，于奕正感慨地说：“成斯编也良苦。景一未详，裹粮宿舂；事一未详，发箧细括；语一未详，逢襟捉问；字一未详，动色执争。历春徂冬，铢铢緉緉而帙成。”写作过程中刘侗、于奕正分工明确，于奕正搜集资料，刘侗执笔书写。五年间，他们筚路蓝缕，跋山涉水，实地考察需要写作的每一处景点，反复讨论核准后才确定。刘侗讲道：“事有不典不经，侗不敢笔；辞有不达，奕正未尝辄许也。”作者为此花费五年多时间，扑下身子认真调研，亲临实地耳闻目睹，沉到现场心领神会，深入生活贴近民众，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创作态度和知行合一的务实精神。
筛选129处，一景一文
笔者多次参加北京民俗调研和三山五园历史文化研讨会，仔细阅读《帝京景物略》后，能够深刻体会到该书作者对北京的热爱，特别是对每一处名胜古迹如数家珍，对老北京人的风俗习惯娓娓道来，处处体现北京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
《帝京景物略》具有很高的北京景物风俗资料价值，全书共计八卷，按照城北、城东、城南、西城、西山、畿辅名迹依次铺开，所记景物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经过精挑细选、反复考证，筛选出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文物价值、建筑艺术价值的景观，涉及山川园林、庙庵寺观、桥台泉潭、岁时风俗、花鸟虫鱼等景物一百二十九处，一景一文，撰写文章一百二十九篇。
其中，从北京众多寺观宫庵、庙堂祠坟中，甄别出寺观三十五座，祠堂七所，庵堂、庙坛、坟墓各五处。它们中不少如今都已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比如：太学石鼓、东岳庙、报国寺、悯忠寺、白云观、天宁寺、白塔寺、真觉寺、帝王庙、万寿寺、大佛寺（大慧寺）、摩诃庵、慈寿寺（今慈寿寺塔）、碧云寺、卧佛寺、利玛窦坟、潭柘寺、戒坛（戒坛寺）、燃灯佛塔、卢沟桥、泡子河（通惠河一段）、石经山（今云居寺）等，以及香山寺（香山静宜园）、玉泉山（玉泉山静明园）、瓮山（颐和园万寿山）等北京三山五园景区。这些记载对于研究北京历史地理参考价值较高，对于保护和利用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修缮复原明代文物景观参考借鉴意义重大，长远来看更显弥足珍贵。
《帝京景物略》富有鲜明的文学艺术特色，描写北京民间风俗生动准确。作者强调，民间风俗关乎社会风气，语言要尽可能详细，贴近人民生活。前后呼应、互相补充的写作手法，使得春场部分的岁时习俗和具体景观中的节俗活动很好结合，读来耳目一新。例如，《高梁桥》以清明踏青习俗为主展开，《弘仁桥》侧重碧霞元君诞辰活动和进香描写，《胡家村》突出老北京人嬉戏蜻蜓、蛐蛐、蝈蝈习俗，《东岳庙》着重记述东岳庙会盛况和东岳仁圣帝诞辰巡游活动，把民俗活动渗透在景物描写之中，使得各种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再如，《泡子河》《三忠祠》《燃灯佛塔》等文详略得当、构思巧妙，以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堪称散文经典。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多处景物描写可谓鬼斧神工、妙笔生花，品读起来荡气回肠、如诗如画。读者不仅可以感知明代北京景物民俗，还可以领悟古汉语文学之美。
虽有瑕疵，功莫大焉
因所从事专业之故，笔者需要了解部分寺庙建筑遗址情况，查阅有关历史书籍，比如《燕史》《长安客话》《宛署杂记》《日下旧闻考》《帝京景物略》等，在学习中发现《帝京景物略》部分文章往往避开元代理学人物，回避元代寺庙建筑，是“无意失误”还是“有意作伪”暂且不论，略举两例说明之。
该书《略例》说晏公祠乃学圣尊儒之所，应该大书特书之。《晏公祠》文中讲到正殿所奉石像，其上像为三皇、五帝、三王，左像为周、召、孔、孟诸圣贤，右像为周、程、张、朱诸大儒。实际上右像中还有元代理学大儒许衡（号鲁斋）、吴澄（“草庐先生”），文中却只字未提。这也验证了生活在明朝的两位书作者，行文时确在回避元朝人物。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史料笔记《长安客话》写到晏公祠时说：“自吾师宣尼而下及宋朱紫阳、李延平，元许鲁斋、吴草庐诸公。”《帝京景物略》作者理应看过这一记载。清康熙年间王源《居业堂文集》，讲述康熙四年（1665年）晏公祠改建为地藏庵后，“鲁斋、草庐石龛”还在。作者实地查看时，应当是看见过许衡、吴澄石像。
该书《功德寺》一文，并没有直接介绍其始建于何时，而是引用他人描述：“李西涯记云：寺故金护圣寺。”《宛署杂记》记载：“功德寺，元朝敕建，曰大承天护圣寺。”作者查阅资料理当看过。清初《宸垣识略》在记述功德寺时，寺前两通石碑还在，文中说：“（功德）寺极壮丽。立穹碑二，其一宣庙御制，其一元旧物，蒙古字。”作者游览功德寺时可能见过，但书中还是引用李西涯的说法，将错就错。
《帝京景物略》虽有瑕疵，但又瑕不掩瑜。该书讲到《长安可游记》《燕史》《长安客话》《宛署杂记》，认为它们或漫、或俚、或讹、或漏，缺少条理或有纰漏。通过对比阅读，这些书籍各有侧重，只是并没有把北京地区寺庙宫观、民间风俗作为重点而已。比如《燕史》很少涉及北京寺观、岁时风俗；《长安客话》记载一般都很简略，编辑体例不太严谨，比如，“功德寺，旧名护圣寺，建自金时”，明显有误；《宛署杂记》是宛平县令沈榜所写，侧重宛平县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状况，对于宛平境内寺庙宫观只是进行统计，并没有展开介绍，也没有统计晏公祠。
《帝京景物略》填补了明代北京景物风俗记述之空白，内容客观全面，文字行云流水，论述出神入化，不但能够丰富完善相关书籍之内容，更能让读者体会北京景物风俗之精彩。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