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刚看到上面这张照片时，我好奇这剪得形状也太奇怪了。‍

照片中的婴儿叫向在淞，他是今天故事的讲述人。我们刚加上微信，他就发来信息，说：

“实事求是反映历史真貌是对当事人最大的尊重，功德无量。”

我们沟通了一个星期，记录下了他们家的往事。

听完他的介绍，我才知道这照片背后的故事。

向老师的父亲曾是最顶级的飞行员，他剪掉照片，只是为了抹去那段历史。

小家事，大历史。

一个人的经历，一个家族的兴衰，就是社会演变的缩影。

读来，令人唏嘘。

记得是小学一年级，我们家场子外面有个网球场，很多人在那里上缴东西。

我父亲也从家里拿了一把佩刀去上交，手柄不记得是银子还是金子做的，挺漂亮。

我好奇为啥要上缴？

父亲告诉我，他以前是空军，这是部队发给他的一把佩刀，每个飞行员都有。

后来知道，那是蒋介石发给航校毕业生的中正剑，和黄埔毕业生的一样。

除了那把漂亮的佩刀，父亲脖子上还挂着一个不锈钢的小牌牌，上面刻有他的姓名向子昶、生日1921.4.25、血型A型等信息。

这牌牌父亲没舍得上缴，当护身符一样天天戴着。但有一天，父亲把它一锤一锤的锤扁了。

直到父亲去世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牌牌的来历。

我们家是典型的书香门第。

祖父向楚是辛亥革命同盟会会员，是推翻满清的革命者，民国时期做过蜀军政府秘书院院长，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

祖父文史功底深厚，孙中山先生亲书“蔚为儒宗”以赠之。祖父这样的出身，对我父亲他们五兄弟的影响很大。

按理，他们都会跟着祖父做学问，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抗战爆发后，祖父将三个儿子都送上战场。

我三伯向子许是国民空军第11期官校飞行员，我四伯向子昕川军的陆军少校，我父亲向子昶16岁就报考了最危险的空军。

三伯还没成家，日军轰炸重庆时就牺牲了。

当时人们纷纷逃避，道路到处弹坑，一个小脚老太婆掉到弹坑中。混乱中，三伯奋不顾身跳下弹坑将老太婆举推上道，而他被后面狂奔人群活活踩死。

事后，重庆市民万人空巷为三伯开了隆重的追掉会，三伯向子许被国民政府授予烈士称号。

三伯向子许（右）和我父亲

国民政府为充实空军下级战斗骨干，在成都成立空军军士飞行学校，培养飞行军士，学制四年，蒋介石兼任校长。

招生的对象为国内初中毕业生，为了分出三六九等，这些初中生不能投考军官学校，以为着只能当兵，不能当军官。

不论是官校还是士校，要被录取，必须要通过一套严格的体格检查。每次几千人报考，体检合格通常只有几十人。

我父亲是1938年5月报名入伍，隶属第三期。

父亲身高只有1.66米，但他身体很捧，考官用手摸胸部，发现肌肉很发达，从而录取了他。

被录取的学生都统一到重庆市铜梁县旧市埧入伍，入伍生的营房没有正式的大门，只是由铜梁县进入旧市埧的营区范围前竖立了两根柱子，分别刻着：“民族复兴路 空军第一关”。

航校对学员要求极端严格，每周都有因体格、技术、政治等因素而被淘汰的学员。

吃饭时，教官一声令下，学员全部得放下饭碗，没吃完者，教官就将饭碗连汤带饭扣在其脑袋上。夜间睡觉不许打赤膊，违规者罚赤膊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

在严苛的管理下，可以说能够毕业的人在身体素质、文化素养、飞行技术、航空理论方面都是佼佼者。

我的父亲算是高干子弟，但他不仅聪明，训练还很刻苦，飞行技术在三期是最好的。

教官两次找他空中比武，看谁本领高强一点。两人同时驾机起飞，迅速上升，爬高到最高位置来占据有利空间，两次都是父亲取胜。

所以航校的教官很喜欢我父亲，经常给他放特别假，其他同学在太阳高温下训练，父亲可以在寝室里面休息。

教官的特殊照顾并未让父亲松懈，他和我说过，别人能做到的，他一定要比别人做得更好，别人做不到的，他一定要做到。因为只有这样要求自己，才可能成为顶级的飞行员，才能在抗日战场上消灭敌人，保全自己。

三期入校280个学生，四年淘汰只剩下83 个，毕业榜单公布的时候父亲荣登榜首，是三期的状元。

三期毕业后，没有直接送上战场，而是在1943年被派往新疆伊宁，接受苏联教官的培训。

那是他们相对快乐的训练时光。到了冬天，冰天雪地，北方同学都流行户外滑冰、滑雪。

父亲很想试试，先穿上滑冰靴在屋里地板上试滑，慢慢走了几步逐渐滑起来，虽然阻力大，但没有摔跤，信心大增，第二天就到冰埸上去滑，越滑越熟，又去学会滑雪。

父亲的确有运动天赋，这对他的飞行也有帮助。他们以前开的是老式旧飞机，全靠手上的感覚和头脑灵活的反应，才能操作自如。

但这样欢乐的航校时光很快结束了。

军士飞行学校的学员，不管技术多厉害，只能是军士，待遇与中央军官航校相差甚远。这引起了学员的强烈不满。

因此，在校学员及毕业飞行员闹事此起彼伏，一直闹到航空委员会也没有解决。蒋介石可能就是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相互制衡？

到了父亲他们第三期，军士和军官双方矛盾越来越大。

特别是后来练习跳伞，军士用的就是仓库里的国产旧降落伞，有些伞根本就打不开，导致了“十人跳伞，两死两伤”的惨剧。

大家都是热血男儿，游行抗议时把三青团的总部给砸了。学校给蒋介石打了报告，说是有地下党在操纵。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三期个个都被审查，最后23名同学被抓，关进了集中营。

父亲肯定也被审查，但我祖父这种级别的国民党元老，他没有被关。

这事情得很大，最后由宋美龄出面调停，决定军士学员毕业后再增加六个月军官补训，与中央军官航校毕业生同等待遇。

我父亲所在三期就变成了13期官校特训班，父亲也就从少尉、中尉、上尉这样一直正常晋升。

父亲的飞行服照片

被抓的23名同学后来都关在重庆的集中营，父亲去看过他们好几次，给他们送吃的用的。

到1944年，父亲被选到美国去接受美军教官的训练，学到更加高超的飞行技术。

父亲是在美国迎来了抗战胜利。1947年，父亲美国归来，他没有上战场，在上海空军供应司令部基地勤务处任上尉参谋。

这一时期，父亲也结婚了。

我母亲叫俞庆明，她祖籍是淅江杭州，抗战前我外公俞虎臣就到了成都经商。

外公的哥哥俞凤岗任成都商会会长，是凤祥银楼的掌柜，成都春熙路的地产大亨。

凤祥银楼当年就是我外公代为经营。

这个不锈钢街牌如今镶嵌在春熙路上

我这个大外公有七个子女，两个女儿嫁给了空军，他们都认识我父亲，就这样介绍我父母认识了。

母亲毕业于华西坝的齐鲁大学，齐大是抗战内迁到成都的。母亲京戏唱得好，在学校演过京剧十三妹，很有名，人也长得美，被称为校花。

父母的婚礼很隆重，在成都春熙路耀华西歺厅包租一天，亲朋好友、达官贵人纷纷到场祝贺。

多年后，母亲说到此事，依然是满脸的幸福。

1948年6月21日，我出生在上海吴淞口空军医院，祖父给我取名向在淞。

不久，国民党要求所有飞行员携带家眷转移到台湾去，母亲的两个姐姐家都去了，父亲也得走。

父亲走之前，祖父已经想好要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他对蒋介石有看法，觉得他没有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所以，祖父不想去台湾，他让我父亲找个借口把我和母亲送回成都，让他一个人去台湾，以后在伺机回来。

我和父亲第一张合影，为了不留后患，父亲把空军军装的领章都剪掉了

父亲走后，蒋介石让四川省长张群拿了三张飞机票到我家，让祖父祖母再带一个儿子到台湾去。

我祖父对张群说，他是个学者，家里面书太多，搬不过去，他也老了就不去了。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于右任，早年同祖父一道加入同盟会员，俩人是过命的革命党人，他和家人就被蒋介石派人胁迫到台湾。

此时，成都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胡宗南部队还在西南坚守，请求台湾派飞机对他进行空中支援。我父亲的长官对三期60位空军飞行员说，谁愿意到大陆去支援胡宗南的部队呀？

59个同学都不吭声，只有父亲说，他愿意回。于是，父亲一个人驾着飞机从台湾飞回大陆。

父亲回来后，解放军准备合围成都，胡宗南部队又想驻进川大，屠杀进步学生，川大的校长黄季陆也撤去了台湾。

临危受命，72岁的祖父由四川大学教授会推荐为代理校长，他带领全校师生护校成功，胡部退走。

解放军进入川大时，祖父将川大完整移交给军代表曹振之，曹振之讲："向老先生70多岁了，还事无巨细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动容。”

以后祖父仍任为川大中文糸教授，川西文物委员会委员。

父亲随四川部队参加了起义，他是国民政府现役空军飞行员第一个从台湾飞回大陆参加起义的。

父亲的履历很简单，没上过战场，加上我祖父的影响力，他在成都军区学习了三个月就出来了。

1950年10月1日，成都举行国庆庆祝游行，我父亲和其他两个飞行员，三人架机在皇城上空撒传单，庆祝国庆。

第二年，上级有关部门给我父亲发了一个介绍信，叫他到北京民航局去报道，他把信邮寄到北京民航局，那边回信说现在民航事业没开展，请他就地解决工作。

他就和当地志愿军的转业军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成都体育运动器械厂，这个是经过工商部门批准的，现在叫做成都假肢工厂。

父亲虽然不开飞机了，但他做事还是保持着“要做，就比别人做得更好”的习惯。

记得小时候，我都是父亲给我理发。

父亲因小时候到理发店理发染上了头癣，我出生后他就决定不让我去受罪，买回美国货推子和剪刀亲自给我理发。

他不仅给我理，还给自己理。

前面放一个大镜子，后面花架上放一个小一点镜子，他站在中间，右手反握推子从下向上推后脑勺的头发，这个动作很难的，又费劲费力，但他做事就是有恒心。

父亲坚持几十年，从不到理发店理发。一般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但父亲坚持了下来。

记得我3岁左右，一天父亲将我带到川大校医院，找一个护士要给我输血。

护士从他手臂上抽了一管血注谢到我的血管里，我们都是A型血，他希望我能拥有他的健康基因，健康成长吧。

这是父亲对我特殊的爱。但父亲又是军人，对我要求极其严格。

记得四岁多时，有一下雨天，路很滑我和父親行走在很滑的路上，我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疼得放声哭起来。

父亲没有哄我，而是严厉喝斥我，叫我不许哭，再疼也要忍住，不然他要打我，我只能含着泪水强忍住。

从那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也能克制自己的情绪，使我逐渐坚强起来。

父亲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从小他就要求我做事要仔细，不要粗心大意，还给我讲了一个他故事。

有一天，父亲到南京明故宫机场上班，回家后发现钥匙掉了，进不了门，他回忆一天的经过，确认是丢在机场上了。

当时天已黑了，天上又下着瓢泼大雨，父亲开着吉普车回机场去找。

可雨水打在地上，加上汽车灯照射一遍发白，根本看不清路面，开了几趟毫无结果。

父亲告诉我一定要有耐心，他沉住气，认真回想白天每一个动作，确定钥匙掉的大致范围，最后采用开倒车的方法，慢慢的搜索。

因为汽车的倒车灯没有前大灯亮，最后终于找到了。

父亲参加空军前的学生照片

这件事情我领会了父亲做事仔细，不毛燥的好品质，我也养成从不马虎大意的好习惯。

父亲希望我有健壮的体魄，就带我去看各种体育比赛并详细讲解。以至于我从小热爱足球运动，一直坚持比赛近50岁。

但父亲又很清楚，运动只能作为爱好，不能成为专业，不让我报考体育院校。

为了开发我的兴趣，父亲还带我多次去看画展、书法展。得益于从小熏陶，我后来成了成都大学美术学院的副教授。

我是从一件件生活中的小事，去感受父亲所说的，别人做不到的，他一定要做到，别人做得到的他会做得更好。

也只有养成良好习惯和能力，事无巨细，聪明过人，才会成为顶级飞行员。

在我祖父去世前，我们一大家都随祖父祖母住。

开始是在川大铮园，1956年祖父调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我们也从川大铮园搬到成都市新南门龙江路十四巷，这里是川大廿八宿舍。

祖父、大伯、二伯、四伯和我们家，一大家人东西很多，加上祖父的书，搬家都用了三天。

新家是一个独院，前后都有很大的草坪鲜花和很多树木。

正房在中间有六间，左右两边有耳房进出，也可从中间进出，砖木结构，从中间上梯进入正房是客厅，有30平方米，客厅中间放一个楠木柜子，两边是楠木花架，左右两边各摆放两个楠木高背座椅，中间各一个楠木茶几。

客厅背后的房间也有30平方米，那是祖父的书房，里面放滿了线装书，放在各种书架上，只要进入书房满房书香，除了祖父我们一般不进去。

客厅右边门进去是祖父的房间，窗下有写字台（书桌），书架上很多书，有楠木雕花大玻砖衣柜，楠木大床。

祖父房间后面有一扇门，进去就是四伯的住房，也有30平方米，可以从右边耳房进出。

我的祖父向楚

客厅左有门进入就是我的房间，大约25平方米。

进门左边是窗户，下面是楠木园桌，两边罗汉椅，右边是四个万有文库书柜，成L形，门右手边一个，其余三个靠墙。

万有文库是商务印书局出版的一万本书，不是线装书，接近现代印刷但文字竖着看。

内容包罗万项，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学，中医西医，卫生机械制造，天文地理历史，世界名著什么都有。

记得有一天，父亲在我房间里指着这万本书，对我说：“这万有文库是爷爷给我买的，以后我将它传给你，你要好好读书学习。”

这是父亲读初中时祖父送给他的，当时很贵，一般的人家都买不起。祖父希望我父亲能成为一个读书治国的良才。

我父亲兄弟排行第五，是幺儿，“百姓爱幺儿，皇帝爱长子”这是人之常情。

我的房间还有一个床，右边有个门进去是父母的房间，有35平方米，屋内有一个西式楠木大床，一个楠木五抽柜，两个香樟木箱子，一个楠木园桌，两杷楠木西式椅子，屋的正对面和左侧是格子窗户，里边右有一个门通书房。

房间左有一个门与我房间门相邻进去是耳房，可进出后园，种了很多树树。有一个井，我们挑井水饮用。

正房全是木地板结构，右边是厢房四间，大伯向子春和伯妈住第一间，大伯比我父亲大二十多岁，早年毕业于重庆大学体育糸。

厢房第二间是二伯居住，第三间是佣人居住，第四间是厨房，第五是洗澡间，后面是厕所。

我们家最多的就是书了，我祖父读书治学一身，几乎用所有经费买很多书，是典型的书香门第。

十四巷川大廿八宿舍，巷子深且窄，到大亍龙江路有一百米在右，我祖父到省文史馆上班是轿车接送。

祖父是十三级干部所以配车配司机，五十年代轿车很少。骑自行车的人也很少，我父亲买了一个英国狮王飞利浦自行车，因为是进口的，说能值一套房价。

每天早上，接祖父上班的轿车开进不了巷子，司机就在大亍巷口处按喇叭，声音很大，全街都能听到。

这时大伯扶着70多岁祖父去上班。祖父下班回家，汽车又按喇叭，家人赶忙出去迎接祖父。

祖父每次回来带一些糖果给我孙儿们，并带回当天报纸，他年岁已高又高度近视，我就给他读报。

我是他的长孙，他很喜欢我，我也很懂事很听话。

我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就自己磨墨20多分钟，再写300个毛笔字。

父亲下班回来要检查，父亲受祖父的影响，从小练字，他手把手教我写正楷宋体字。

那时，我安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用一根竹杆装上天线绑在窗外树上，线就直接接在收音上，调试好后带上耳机，就能听到广播节目。

我做作业或写字的时候，就戴上耳机边听边写，一天爷爷走过来看见我正带着大耳机，好奇问我在干啥。

我把耳机戴在他头上，当他听到广播节目时，先是感到惊讶，马上露出笑容。

身边的父亲说：“这是在淞自己组装的矿石收音机。”

爷爷很高兴，摸着我的头说：“好好学习。”

祖父向楚百度百科上的肖像照

爷爷经常说，你们的父辈年轻时没有好好读书，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支持他们去参军入武，你们现在一定要好学习，做个有学问的人。

有一次他把我们四个孙儿叫到身边，讲：“你们千万不要做拨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之人”。

我问，什么是匹夫？

爷爷说：“就是白火石，在河滩上拿两个白石头，一碰就冒火，什么都不是。”

爷爷要求我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人，我一辈子从不与人吵架斗殴，一直努力学习工作，以对得起向楚后代之名。

到了暑假期间，有四川足球队的比赛，在市体育场，我们家在郊区较远，我有三次搭祖父的汽车坐到省文史馆，下车再跑到体育场。

祖父对家人要求很严格，除了我，家里没有任何人坐过他的轿车。他不允许使用这样的特权。

现在回想，那段时光是我最幸福的年代。

到1960年初，困难时期，家里面请的佣人都返乡了，家里没有人照顾祖父的生活，我父亲主动辞去工作回家照顾祖父。

一大家人，煮饭，买菜这一类的事情都是父亲管，他虽然排行老幺，但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祖父的工资也是交由我父亲在管。

祖父文史馆的秘书杜琪，每个月都要来看望我祖父，每次都些营养品，红烧猪肉，红烧牛肉，猪油罐头，芝麻酱，白糖等都有，带来政府对祖父的关心。

除了吃的，还送了一些到耀华餐厅去吃饭的餐券，我们家那时生活还可以，没有饿肚子的情况。

家里很大花园，父亲也种了很多南瓜、土豆之类的的农作物，大大解决了一大家人的生活困难。

1961年9月，我上初一，那是84岁祖父生命的最后时光。

祖父去世后，四川省政府统战部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悼词里对祖父一生评价很高，特别说向楚自始至终都和我党同心同德。

陈毅，刘伯承，杨尚昆，郭沫若，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省长李大章等都送了来花圈。

祖父一生都是边治学边从政，在动荡的时局里探寻国家民族之命运，世人敬他，我们更敬他爱他。

学者对祖父向楚的评价和认可

这年，我初中第一学期成绩公布，排班上第二名，学校给前三名同学每人发壹拾元以资鼓励，当时最大面额。

我回家将奖学金交给母亲，她太高兴了，她在中学教书每月工资就五十元左右。父亲也很开心，他说，你本应如此，还要继续努力。

到1963年，我父亲就去成都铁路局医院针灸科，跟着叶清新主任学金针手法。

现在各大医院针灸科用的是钢针，金针细软，右手进针时斜向穴位，左手稍按一下，不好掌握。

父亲悟性高手法好，跟叶主任临床医治病人一年，就独自给别人看病。先给家人、朋友扎针，很多医院没解决的疾病，都叫父亲扎好了。

因父亲不收费，大家送礼感谢他，人太多送东西又不放便，父亲才开始收费，家里也有了一些收入。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的飞行员同事刘翼非，他是空军十二期空勤的，刘叔叔腿部有疾走路很困难，因住处离我家不太远，父亲就一次次到他家扎针治疗。

等刘叔叔能走动了，慢慢走来我家治疗，我每次看见父亲给他扎右脚掌的湧泉穴时，那是非常痛的穴位，扎进去时刘叔叔痛得脸都变形了，但从不出声，这就是真正的军人气概。

渐渐的刘叔叔明显好转，能快步走路了，他要给我父亲治疗费，父亲从不收，他们都是患难阶级兄弟。

后来我有两次在街上遇见刘叔叔，他大步走过来与我握手，动情说：“多亏你爸爸，治好了我的腿，我永远感谢他。”

我儿子向朝楚读小学五年级时脖子上长了白癜风，有小指姆大小，此病发展是很快，会长遍全身，特别是脸上，让人头痛。

父亲立刻给孙子扎针，隔天一次，一共扎了二十多次，病灶彻底根除治愈。

我跟父亲学了一些针灸技法，记住了身上很多穴位，只要身体不适就自己给自己扎，效果不错。

我至今还为父亲高尚的人格和高超的扎针技法而自豪，他真是那种“要做，就一定要做得比别人好。”

1964年9月，我在成都十二中学（川大附中）读高中，父母要求我学习要好，身体也要好。

父亲说男人应该参加足球运动，这是勇敢者的运动，要有良好的身体素与体力，还要有过人的技术和团队协作能力，这也让我从小就对踢球有浓厚兴趣。

到了高中，我是校足球队员，每天下午4点半后在踢球，每周一次比赛，比赛完后到食堂飯菜已凉，用开水泡饭，吃得也很开心。

我们十二中是重点发展足球和田经运动的国家级重点中学，校足球队1965年获成都市中学生冠军队。

记得我在读高二的时候，母亲正好在成都十九中学教初三。她是从初中一年级教到初中三年级一个轮回。

我从小就喜欢数学，读初中时成绩也在班上前三名。读高中时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叫苏维刚，原是川大数学系讲师，因错划成右派被派送到12中教数学。

苏老师确实有水平，他上课把黑板分成四段，从左上角解题运算讲起，一直写到右下角句号时，刚好下课铃声响起，每次上课从不擦黑板，如此精确，令人佩服。

我作业书写工整，苏老师时常在班上拿我表扬，他只教了我一年，我印象深刻。听说文革结束后，苏老师调回川大数学糸任教。

母亲教的初三共有五个班，家离学校又远，来回一个多小时，母亲每天背着二百多本作业上下班，回家还要改学生作业，实在很累，我就每次帮她改三个班的作业，好让她轻松点。

母亲和父亲不一样，对我很慈爱，我读小学时母亲就对我讲，上课不得迟到，迟到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所以我从小学到大学上课从未迟到，我也是这样要求我的儿子。

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对老师很尊重，这是我们向家的家风。

就是我读高二的这一年，空军在我校招飞行员。

全校高二高三男生全部都去体检，高三合格的直接到空军航校读书，高二合格的先到滑翔学校读书一年，再到空军航校学习。

高三6个班，高二6个班，几百男生，高三有一名合格，高二有三名合格，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四个合格者在全校一下出了名。

周末回家，我把消息告诉父亲，他很高兴，认为我身体合格是他身体的优良遗传基因。父亲内心希望我去当飞行员，继承他未完成的飞行事业。

父亲给我讲了很多飞行技术要领，比如飞机下降着陆，要柔和收油门，就像蜻蜓点水轻点三下，停在水面上，不能过快，否则飞机会失速，也不能过慢，这样滑行距离很长，凭手上感觉操作，每次他都能做到。

记得我小学五年级时，参加了航模小组，回家后父亲亲手教我做飞机。

他先把机翼用挫刀挫成流线型，再用细沙纸把翅膀，机身，尾翼沙光滑，用胶粘成飞机，机身下用一个大头针弯曲后钉进去，做好后用橡皮筋作动力，将飞机弹射到空中。

在我们家宽大的院子里，航模飞机飞得很高，盘旋很久才落地。父亲说所有飞机的机翼都是流线型的，这样阻力小可产生升力，让我从小对飞机有了深刻的印象。

当飞行员，我的身体素质没问题，祖父的历史地位国家也是认可的，但父亲的飞行员历史可能会对我有影响，因为那是政审最严苛的年代。

我小时候，父亲很少讲他当飞行员的历史，他很小心谨慎。一直到我读初中时，父亲才给我讲了三伯向子许的生平事迹。

连牺牲了的都不敢讲，更何况还活着的，父亲能不提就尽量不提。

记得是小学一年级时，我们家的场子外面，有个网球场，很多人在那上缴东西。

我看到父亲从家里拿了一把佩刀去上交，手柄不晓得是银子还是金子做的，挺漂亮。我好奇父亲为啥要上缴，这么好看的刀。

父亲告诉我，他以前是飞行员，这是部队发给他的一把佩刀，每个飞行员都有。其他也没多说。

后来知道，那就是蒋介石发给飞行员的中正剑。

至于他曾经在美国受训三年之久，我们更是从不知道，他也怕传出去了戴上理通外国的帽子，那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事。

我记得我读小学四年级时，父亲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英文版，教我英语故事，翻译给我听，我好奇父亲英语这么好，但也没有细想。

为了保险起见，父亲把他所有穿军装的照片都剪了，只留下个头。

只有那个不锈钢的小胸牌，父亲没舍得上缴和销毁。上面都是英文字，我问他上面内容是什么，他说是他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他的血型。

后来知道，那是美国空军用来核实阵亡士兵的身份，或者飞行员受伤能立刻知道血型，输血抢救。

这是父亲到美国受训的标志，他们每个同学都有，父亲把它当作护身符，一直戴在胸前。

就在一家人担忧和期待中，我填完了滑翔航校的登记表。

但那已经是1966年的5月，一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我后来也想过，如果我进了航校，肯定会得到父亲真传，加上他对我从小严格要求，哪怕成为不了父亲那样顶级飞行员，也会成为一名优秀飞行员的。

历史没有如果。

我们这样的家庭，当然不可能逃脱“文革”的风暴。

川大红卫兵拿走了家中所有的书，包括万有文库，我父母的东西，香樟木箱子及里面母亲的旗袍，祖父收集的字画等。

还有其他教授被抄的东西，全部都被堆放在川大的教室里。

学校里都在给老师写大字报，父母跟我说，你不能去。我肯定不会去，我们家对老师都是要尊重的，所以我没参加什么红卫兵，也没有去造反。

有一天在家里，当着我的面，父亲把刻着姓名的胸牌从身上取下来，放在一个石头上，用铁锤把胸牌一锤一锤地打。

最后锤成一个不锈钢片，英文全没有了，父亲看着难过了很久，然后将其丢到河里去。

这是父亲戴于几十年的护身符，从此没有了。

不仅是父亲，三期所有留在大陆的叔叔伯伯都少不了被调查、被批斗，游街示众，受尽屈辱。

1969年1月，毛主席叫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也不得不去。父亲叫我勇敢坚强，我母亲因担心跑到我姨妈家大哭一场。

好在我从小就没骄生惯养，父亲又言传身教，男人要勇敢顽强不怕苦不怕累，下乡后我很快适应农村起早贪黑而无休止地劳动。

我们三个高中生在一个生产队，每天收工后，由一个人轮流煮饭，其余两人去浇灌自留地，种蔬菜自己养活身己。

当时工分10分，我是生产队最高分，因为表现好，我母亲又是教师，下乡三年后，教育糸统招回教师子女，我就到了成都师范学校读书，学习美术专业。

文革快结束时，氛围已经有些宽松了，在家里父亲几次给我和母亲提起他很怀念伊宁的生活，伊宁是个好地方，在南疆风景优美，气侯也好，他想到伊宁去生活，远离城市的喧嚣。

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当时我和母亲都在中学教书，是不可能去的。

父亲随三期同学飞赴新疆伊宁，在艾林巴克空军教导队接受苏联空军训练一年多，后又赴美受训三年多。他是接受了两大空军强国军官的训练，是当时最优秀的飞行员。

在伊宁受训他可以说，一在国内，二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到美国去受训，他从未提过。

我们家的全家福，我时年32岁

文革结束后，开始清退抄家的物资，我父亲找汽车去拉我们家的。他们指着一堆东西说，这是向楚家的。

我父亲拉回来一一查看，字画基本没有了，线装书基本在，万有文库数量在，但其实只有六千多册，还有三千多册宋曲、元曲之类的书，是别人的。

川大把书弄错了，万有文库其余的交给其他被抄家的人了，我们又不认识，也无法交换回来，只好作罢。

可惜呀！

1985年5月，成都军区给我父亲颁发了起义证书，这才正式承认他从台湾驾机回来起义有功。

8月，航校三期23名被关押监禁的同学约在西安团聚，父亲也参加了。

航校三期留在大陆同学，除了23名难友，还有4人，共27人。

时隔40年，父亲和同学西安重聚

难友殷钟崃解放后一直在川大外语系教书，常和父亲往来，他通知我父亲一起去。

当我父亲去时，大家都感到惊讶，说你这个家伙怎么跑到台湾去又跑回来了？

我父亲告诉了他们缘由，说他和其他59个同学都到了台湾，后来又一个人驾机飞回成都，参加起义。

那时父亲还没完全“落实政策”生活条件也不好，同学们还打趣他是“自投罗网，自讨苦吃”。

说放着大好前程不享受，回来受这个罪！

世事难料，我的祖父已经做好了选择，身为祖父最疼爱的儿子，父亲肯定会跟随。

去西安父亲提前没有告诉我，当时我儿子刚出生，我又上班很忙。直到儿子满周岁我回家，才听父亲说起。

不久，父亲被调往四川省文史馆任馆员，工资每月两千五百元，享受正处级待遇，父亲也有了一个安稳的晚年。

随着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国门打开，航校三期（十三期特训班）海内外同学终于取得联系，常有书信来往。

每到圣诞节，春节都互寄贺年片。

1989年和1992年，海外三期同学两次集中于母校所在地成都聚会，我父亲也都参加了。

92年三期同学齐聚成都太平寺母校大礼堂旧址

这两次，大学长郭烽明的女儿郭新都全程陪同。

有一次，他们从山西坐火车到成都，郭新的脚都肿了，我父亲见状就给她扎针，不一会儿就消了，郭新多次和我说起这事，说她忘不掉向叔叔。

郭新说，我父亲告诉她，大儿子向在淞在成都大学做教师，他很优秀，因为有课，没有来参加聚会。

我听后也挺感动，父亲在我面前从没这样表扬我。

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一年，父亲去世，享年79岁。母亲2010年去世，享年85岁。

郭新一直在收集三期的资料，她给我发来我父亲的简历，其中有1944一1947年到美国受训的记录。

我才知道父亲有赴美训练的历史，才明白难怪他英语这么好。但父亲去世多年，无法询问，但我为此感到骄傲。

我很感谢郭新为铭记父辈历史所做的努力和付出，我也愿意为抢救历史做出自己的努力，前不久，我把父亲的一件飞行服和祖父的一些遗物捐给了建川博物馆。

今年2月，郭新送我一本《老照片》，里面第一章是樊建川写的《青空飘零》，是对三期前辈张树奇留下的一本珍贵相册的解读。

文章里，有三期同学在美国受训的合影。

仔细核对后，第二排从右→左第五个就是我父亲，他个子矮只有1.66米。

父亲1946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洛克机场学合影

这张照片对我们极其珍贵，让我想起父亲的种种难言之苦，想起他一锤一锤砸掉胸牌的场景。

我有很多话想问父亲，可惜他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

父亲的一生，真的很不容易，称得上荣辱与共。

年轻时子承父志，放弃优渥的生活，投笔从戎，抗日救国。后又跟随祖父的选择，从台湾架机回大陆参加起义，建设新中国，历经世事变迁。

作为最顶级的飞行员，他没有机会翱翔蓝天，但他永远是那个“要做，就要做比别人更好”的向子昶。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永远怀念他。

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无穷的细节，尽管纷繁常使人着迷。‍

我们常常听到“书香门第”这个词，什么才是书香门第，大概率很难具象化。‍‍‍‍‍‍‍

我保留了向在淞老师很多儿时的回忆，虽然琐碎，里面的细节让我对“书香门第”有了具体的画面感。

不仅仅是一般人家买不起的万有文库，不仅是良好的家风涵养，更在于舍我其谁的家国情怀。

世事变迁，向在淞老师是大学教授，他的儿子也是大学教授，向家的书香门第开始延续。‍‍‍

历史的无奈之处也在于它所承载的事实，都将不可抗拒的流逝，永远无法追回。

文革摧毁的一切已经无法复原，一切悲欢离合，风云激荡都抵挡不了时间的推移。

过去的绝对无法重现，只能存在记忆当中。

凡留下的，皆为珍贵。‍‍‍

社会到处都有遗忘的角落，这些遗忘的角落藏着的就是民族的历史，家国的记忆。

我们总得做点什么，留住点什么。我想，这是每个有良知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写：刘霞

图片来源：向在淞、郭新提供

感谢郭新对本文的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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