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写有一组探讨史学理论的文章，即《史论》，包括《史论引》、《史论》上、中、下。这一组文章是苏洵嘉祐元年(1056)出蜀之前家居时所作。
《史论》综述写成后曾献给雅州太守雷简夫，雷简夫称赞说:“《史论》，真良史才也。《史论》，得史迁笔。”并把苏洵推荐给当时的著名人物韩琦、张方平、欧阳修等，引起他们的关注。张方平也称赞苏洵具有“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善叙事”的长处。
这些都说明苏洵对于历史著作是下过工夫，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也吸收了很多史学著作的营养在自己的作品中。
他在《史论引》中说：“夫知其难，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论》三篇。”
这三篇文章是一个整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苏洵对历史著作的认识。
经史的区别其中上篇着重论述经书和史书的异同关系，认为两者是“一义二体”，经书重在“道”和“法”，史书重在“事”和“词”，两者可以相资为用。其用意在于通过尊经来尊史，强调史书的重要价值；中篇指出《史记》、《汉书》作为史书的典范，既有事词之长，同时也兼具道法之义，是最能够得《春秋》之义的史学楷模。同时具体分析了《史记》、《汉书》的四项义理：隐而彰、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下篇则逐一批评了前四史的谬误之处。
这里先介绍上篇，其文论点鲜明、结构严谨，全文将经、史对举，条分缕析，两条线索互相发明，行文简切，气势充沛。
为什么要记录历史呢?因为人有忧患，忧患的又是什么?忧患小人。这又从何而知？是从史书的名字知道的。楚国的史书叫《梼杌》，而梼杌就是四大恶人之一。君子不必等到褒奖就能自我劝勉，不必等到被贬斥就能自我惩戒。既如此，那史书所惩戒和激励的就一定是小人。
孔子的志向远大，因此他的忧患就越大；忧患越大，他的著述就会越多。因此，他便要据事实来修撰经书。最终希望产生“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的结果。由此可知，史书与经书都因防患小人于未然而作，它们的用意是一致的，但体制却不同，所以一个叫做“史”，一个叫做“经”。
大概说来，文章的作用有四种：用事实来实锤，用文辞来弘扬，用道理来解惑，用法度来约束。这是经、史共同的目标。
经史互济虽然如此，但经书长于于道、法，而史书长于事、文；没有具体的事，经无法现化其褒贬的功能褒贬；没有经，具体的事上就无法明辨轻重；经所包含的不止一朝一代之法的总结，史所包含的一朝一代都有不同的方法；尽管在体上不相沿袭，但在用上却是可以相互支撑的。
《易》、《礼》、《乐》、《诗》、《书》这五经，论述圣人的道理和法度已经很详尽了，但却没有历史事实来验证。孔子担心后世把这些书看成是圣人的臆断，因此撰写《春秋》，以彰善良而惩邪恶，这是经书的道理。即便如此，还是害怕后世把《春秋》看成是他自己的主观推断，因此又依据《周礼》来发凡起例、制定规范，这就是经书的法度。
历史事件仅仅列举梗概，文辞务求简练。所以说“经书长于道、法”。
史书便不同，事情既曲折详尽，文辞也夸张炫耀，所谓褒和贬，除了文末的“论”和“赞”之外就没有什么评论了。所以我说：“史书长于事、辞。”
如果不知道史实就去看经书，那经书所表彰的就看不出它有什么善，所贬斥的就看不出它有什么恶。因为没有具体的事件作方法论的载体；如果不精通经书就去读历史，那事情的取舍判断就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惩戒和劝勉就不知道来源于什么。因为事情难办就在于要做选择，选择意味着放弃，这个依据又是什么？
经书有的是依据假赴告而来，有的是由于隐瞒忌讳而不写。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都只能是适宜于教化，所以说“经书不是一代历史的实录”；史书的一篇本纪、一篇世家、一篇列传，其中的美恶得失固然不是能够一一说得那么清楚，那在它文末几百字的“论”、“赞”中，又怎能对每一件事都进行褒贬，所以说“史书不是万古不变的常法”。
结束语规、矩、准、绳可以确定好要制作的所有器物标准。然而，没有实际的物，这些工具就无法发挥它们的作用。史书需要依据经书来校正，然而没有史书经书就会晦涩难懂。所以说“尽管它们的体制不相沿袭，但在用途上确实是可以相互依托的”。
规、矩、准、绳已经足以制造各种各样的器物。后人希望达到司马迁、班固的水准，只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像王通、陆长源等人那样扬扬自得、冗长而不知高低地模仿圣人的经书，那就很好了。
以前有个能把文章写得华而有物的秘诀——通背《孟子》和《庄子》全文，前者厚重刚猛，后者厚重恣肆。厚重是两部经典的内涵，而刚猛、恣肆则分别是两部经典的外在，这个“外”是小外，却也最容易是对得上眼的人之沉浸处。这刚猛和恣肆却如风筝，只有底子厚重方能牵得住。
南宋辛弃疾酷爱词中用典，但其词华丽而不轻浮，却惹得后世蹩脚学者言谈辛词有无“掉书袋”，其目光聚焦处也就不言而喻了。
辛弃疾之“行深”带50人就能闯入金兵大营诛杀叛贼张安国，最终却能“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又是如何沉得下来的呢？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