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日寇集中了3000名鬼子，5万名伪军，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对我临郯一带抗日根据地采取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我党政机关被迫突围，主力部队也转移外线作战，郯城全境很快伪化。

在这险恶的环境里，褚墩区西官庄村却象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一直是敌占区中的“抗日根据地”。全村23名党员，团结如一。他们的组织委员就是模范妇救会长谢大娘。

西官庄村位于临、郯、苍三县交界处，起初没有引起敌人的重视，谢大娘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该村变成了我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中心。

鬼子扫荡期间，郯城县委书记傅展如、区委书记沈芸、区委组织委员胡元良都长期住在她家。为隐蔽起见，沈芸当她的孩子，胡元良充当她家的雇工。

谢大娘家有十几亩地，一年的收成全用在了接待来往同志的吃用上，还不够，村党支部就凑集点粮食送到她家。谢大娘不识字，但为了掩护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并及时准确地将搜集的情报传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她专门刻了一枚中间有个红五星的印章。

印章放在哪儿都不安全，她就夹在扫帚疙瘩里。我工作人员只要带上盖有她的印章的条子，在村里可以自由出入，交通员只要有盖她的印章的信件就能接上关系。同志们高兴地说“盖了大娘的章，走到哪儿都不怕。这章金贵啊！”

只要家里有同志，谢大娘总要亲自站岗放哨，无论寒暑风雨。一有风吹草动，她都要及时掩藏或护送同志们转移，万无一失。因此，同志们又说，到了谢大娘家，就像进了保险柜。

后来，敌人怀疑东官庄村有八路军的活动，经常来扫荡。为了掩护同志们，谢大娘的三间堂屋专门修了夹壁墙。

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县委六名主要领导同志在谢大娘家开会。敌人清剿突然下了乡。谢大娘发现情况后，突围已经来不及了。便让同志们躲在夹壁墙里。夹壁墙的口用一个大橱子挡着。

敌人搜查进了谢大娘家，明晃晃的刺刀直横在谢大娘脑门上，连逼带吓，叫谢大娘交出共产党。谢大娘镇定自若。敌人问什么，她假装不懂，一问三不知。村保长也是我方的人，他向鬼子介绍说，谢大娘是大大的好人，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

敌人还有怀疑，便命令搜查。鬼子散开搜，屋里屋外，床上床下，老鼠窟窿里也掏三把，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保长”跟在敌人后边，一边帮衬一边说着好话。

这时，一个鬼子兵对大橱起了疑心，他左看右瞧，搬了一下，挪不动，就喊来几个伪军，命令他们挪大橱，夹壁墙内的同志听得清清楚楚，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子弹早已上了膛，只要敌人一发现，他们就一排枪打倒他几个，往外冲。

谢大娘临危不惧，她一个劲地说：“这大橱是老辈里传下来的，几十年没动了，还能有什么呢？”伪军们住了手，鬼子不让，强令他们挪大橱。这时，“保长”也急了，他在院子里喊：“麦秸垛里能藏人！”鬼子、伪军赶紧出来，围住麦秸垛，用刺刀向里捅，感觉到里面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才罢手。这时街上响起了集合哨声，敌人便一窝蜂地跑走了。

1943年夏季的一天，县委领导带着一个排的公安武装住在西官庄。谢大娘一夜未睡，一直在围墙上巡逻。

这天晚上，由于叛徒告密，几百名日伪军连夜从临沂长途奔袭，准备包围西官村。午夜两点，敌人到了村外。谢大娘听到鬼子唧哩呱啦的声音，赶忙跑回互家，叫醒了同志们。由于发觉得早，在敌人还没有完成包围之前，同志们已从村南突围出去，脱离了危险。

谢大娘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掩护同志们，从未出过差错。谢大娘不仅是掩护革命同志们的模范，而且还是对敌斗争的先锋。

1941年冬，由于形势的恶化，她一个在部队当兵的侄子对革命失去了信心，当了可耻的逃兵，跑回家，还偷了部队上的一挺机枪，准备作为投靠土匪武装的见面礼。谢大娘知道后，非常恼火。为了不让革命事业受到损失，她立即向区委领导报告。并和同志们一起巧妙地把侄子藏的机枪起回来。

当县委决定逮捕这个叛徒时，谢大娘又亲临现场协助捉拿。侄子被抓获后，他跪在谢大娘面前，一个劲地叫亲大娘，让她高抬贵手饶条小命。谢大娘想，出了叛徒，西官庄的堡垒作用没有了，还不知有多少革命同志遭到不幸，形势不容姑息养奸，于是喝声“带走”。她侄子被带走处决了。

谢大娘大义灭亲，至今在鲁南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