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3日，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应蒙古总统乌赫纳吉音-库雷苏赫的邀请访问了乌兰巴托，而后者拒绝履行蒙古作为成员国之一的国际刑事法院（ICC）对普京发出的逮捕令。
普京应蒙古总统乌赫纳吉音-库雷苏赫的邀请访问乌兰巴托
普京在乌兰巴托
虽然普京受到了蒙古人的热烈欢迎，蒙古自苏联时期以来一直是莫斯科的忠实盟友，但两国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
蒙古独立史
1911年10月中国湖北武昌起义爆发。1911年12月29日，原本一直处于中国制理下的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各部王公首领拥戴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蒙古大汗，登基称“博克多汗”，宣布独立，成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大蒙古国。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但外蒙古的独立并未得到清廷以及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仅受到当时西藏地方的承认，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而暗中支持其独立的俄国对此也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1915年，中俄蒙三方签订《中俄蒙协约》，外蒙古放弃独立接受中华民国的宗主权，而中国承诺给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
1919年11月，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宣布外蒙古“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协约》，北洋政府派遣皖系军阀徐树铮部率领部队进入库伦，并派兵占领唐努乌梁海。暂时恢复了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这次行动迫使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取消了“大蒙古国”的称号，并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但徐树铮在外蒙古期间，不顾其传统习俗，全面推行新政改革，致使外蒙古上层集团对北洋政府的统治更加不满。
蒙古人为抵抗徐树铮的统治，建立了“领事坡”和“东库伦”等抵抗组织。“领事坡”的建立者是喇嘛道格索姆·鲍道，受过高等教育，博克多汗统治时期，其在俄国领事馆工作。其合作者是霍尔洛·乔巴山，后来被称作“蒙古的斯大林”。东库伦的领导者是索林·丹增和丹斯兰比勒格·道格松，另外的成员还有达木丁·苏赫巴托尔，一名蒙古军人，被称作“蒙古的列宁”。该组织曾试图刺杀徐树铮，未遂。
1920年6月，在苏俄的帮助下，“领事坡”和“东库伦”两个革命小组合并，成立蒙古人民党（后更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党的7位主要人物，包括索林·丹增、霍尔洛·乔巴山、达理扎布·洛索勒、丹巴·恰格达尔扎布、道格索姆·鲍道、L·丹德夫和达木丁·苏赫巴托尔。并派索林·丹增和霍尔洛·乔巴山前往苏俄作为代表。
1920年7月，中国爆发直皖战争，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战败，旋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库伦仅留守部分兵力。自1920年10月底到11月，1000名白军士兵已经包围了库伦的7000名中国守军。此时，“血腥男爵”罗曼·冯·恩琴领导下的俄国白军对外蒙古的进攻使得苏俄方面注意到了外蒙古问题。莫斯科命令红军第5军越过俄中边境进攻冯·恩琴的部队。然而，被包围的中国守军在此期间成功击退了冯·恩琴的部队，打乱了苏俄的战略。红军已经精疲力竭，只有红军第5军留在远东战线，于11月28日放弃了进攻计划。
1921年2月，罗曼·冯·恩琴再次进攻库伦，战胜了中国守军。库伦陷落后，中国士兵和汉人平民紧急撤离外蒙古，北洋政府驻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军政管理部门迁往新疆。在罗曼·冯·恩琴主使下，博克多汗再次成为了外蒙古统治者。2月22日，大蒙古国政府重建，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命张作霖收复外蒙古，他仅作了敷衍，并未出兵至蒙古。
1921年2月10日，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举行了全体会议，通过了“支援蒙古人民的解放和独立斗争”的决议。蒙古人民党迅速崛起。
白俄军占领库伦后，站在被杀害的中国人头颅旁
1921年6月28日，苏俄远征军主力进入蒙古，7月6日进入库伦。蒙古革命军在苏军的援助下，成功击退俄国白军势力。7月10日，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保留博克多汗，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新的君主立宪政府宣告成立，由道格索姆·鲍道任政府总理，苏赫巴托尔成为军事部长，博克多汗权力受限，成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苏赫巴托尔与列宁
苏赫巴托尔（左）和乔巴山（右）
鲍道担任总理不久，便和索林·丹增的政治分歧加深，当时索林·丹增被鲍道的一位亲戚取代了党的领袖的地位。其后丹增担任财政部长。
1921年底，鲍道（在蒙古革命青年联盟的帮助之下）发起了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战役，以通过剪掉女人的德勒（蒙古袍中的棉袍和皮袍，属于蒙古国服）的袖口、强迫女人剪短头发等措施而使人民“现代化”。尽管蒙古革命青年联盟是1921年成立的旨在打击反革命活动的组织，蒙古人民党内的鲍道的政敌们如乔巴山、丹增、额勒贝格道尔吉·仁钦诺仍很快抓住这一机会以清除政敌。
丹增在苏联的煽动下指控鲍道与独立运动领袖黑喇嘛以及中国和美国进行反革命活动，企图建立专制政府。鲍道于1922年1月7日被因所谓“健康原因”而免去政府内的全部职务。鲍道被监禁后，经过苏联特工的审讯，然后于1922年8月31日被执行枪决。
1923年初，官员们怀疑有在蒙古正月的时候政变的计划，苏赫巴托尔因处于警戒状态而变得过于疲惫。2月14日到15日晚上，苏赫巴托尔病倒了，并于2月20日死亡。1940年代乔巴山统治时期称，苏赫巴托尔是被毒死的，但后来的社会主义出版物并没有明确讨论其死亡原因。
1923年，苏赫巴托尔逝世之后，乔巴山和其他蒙古人民党革命领导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准备在蒙古彻底消灭封建势力，逐步使作为落后国家的蒙古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1924年，博克多汗驾崩，君主立宪制被废除，大蒙古国过渡至蒙古人民共和国。
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民国关于解决悬案大纲的协定》，其中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加拉罕同时正式声明，若有关撤兵期限协定签字，苏联随时准备从蒙古撤出军队。
1924年11月26日，在库伦举行了国家大呼拉尔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蒙古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将首都库伦更名为乌兰巴托，蒙古语意为“红色英雄”。
1932年4月至11月，库苏古尔省爆发武装起义，反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及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牧业集体化和阶级斗争政策引起的起义，起义后扩散至后杭爱省、前杭爱省、扎布汗省。起义的领导者主要是喇嘛，参与者主要是平民，后来许多当地干部和党员也参与进来。后来蒙古政府在苏军支援进行镇压，大概超过1500人被杀，615名叛乱分子被判处死刑、35个苏木和45个合作社被摧毁。
镇压起义后，莫斯科下令中止左派不受欢迎的倡议，并将起义归因于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层中的强硬左派，如卓勒宾·希耶、奥勒扎·巴德拉克、总理清格勒泰·吉格吉德扎布，所有这些人都在1932年5月被正式开除党籍。政府制定了“新路线”政策，在1932年6月之后放宽了反宗教政策，并暂停了集体化。
1935年初，日本关东军在满洲国西北兴安地区（今呼伦贝尔）的军事部署基本就绪，关东军直属骑兵集团下辖骑兵第1旅团、骑兵第4旅团，由笠井中将指挥，不断在满蒙边界制造军事挑衅摩擦，试探外蒙古军事实力和政治态度。但由于骑兵兵种单一，加上重武器不足，难以胜任对蒙古的威慑挑衅目的。蒙古人民军在哈尔哈庙战斗中击退关东军的挑衅。日本于1936年2月由驻公主岭的战车第1师团抽出部分兵力组成一个特遣支队，支队长涩谷大佐，进驻海拉尔，暂配属于骑兵集团长笠井中将指挥。1936年3月12日《苏蒙互助协定书》签订，1936年3月29日对外公布。1936年3月30日，日本关东军涩谷支队1500人乘汽车50辆、装甲车12辆、坦克4辆，从贝尔湖西岸阿萨尔庙地区入侵外蒙古境内阿达格多兰地区，日本军装甲车全部被击毁，涩谷率撤回海拉尔休整补充。
1939年，苏蒙联军在诺门罕与满洲国、日本关东军交战并最终获胜，是为诺门罕战役，此战后日本放弃“北进”扩张计划。
1941年，日本和苏联签立《日苏中立条约》，蒙古人民共和国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同时苏联也承认了满洲国的地位。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美国请苏联出兵解决中国境内的日本军，苏联的条件是“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中华民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同年10月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98％的选民支持独立。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血腥的友谊
1933年，因怀疑存在与日本间谍有关的大阴谋，尤其是在布里亚特人中间。其中一些被苏联特工在乌兰巴托逮捕和审问的人交代称，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姜巴·勒库姆是他们的领导。数百名无辜的人，包括勒库姆本人，均被逮捕。56人最终被处决（包括孕妇），260人被处以3至10年的监禁，126人被流放到苏联。
1935年12月末，蒙古国首任总统佩吉丁.根登（Peljidiin Genden）因拒绝执行斯大林的反佛教政策被斯大林再次指责。酩酊大醉的根登在蒙古使馆接待处公开咒骂斯大林，骂道：“你这该死的格鲁吉亚人，你已经快成为俄国的沙皇了！”。据称，根登咒骂时掌掴了斯大林一下，抢走了斯大林的烟斗，并当众砸碎。
1936年4月，根登被送往苏联，表面上是为了治疗痼疾，其实是遭到斯大林软禁。此后，他花了整整一年在黑海度假胜地福罗斯“度假”。1937年夏，根登被捕，在刑讯下承认与“反动派喇嘛”和“日本特务”进行阴谋活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称根登“试图政变和充当日本间谍”，判处极刑。1937年11月26日，根登在莫斯科被秘密处决。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1956年为根登平反。
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建政十五周年，斯大林送给十五周年庆典的礼物是四支步枪和三万发子弹，被人理解为必须处决30,000人。1937年9月10日晚，大镇压的第一场战役打响，蒙古人民革命党65名高级干部被捕，其中包括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国家大呼拉尔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体将领。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对上述65人施以“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并扒光他们的衣服，严禁他们睡觉及吃饭，直至他们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止。在这场运动中蒙古军队的旅以上将领中，有187位被逮捕；51位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36位被枪决。有1,000多位军人为免被杀，而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起初其中仅有数人获赦免，后来绝大部分人仍遭枪决。
1938年8月，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报告斯大林称：“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另外，许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在十月革命之后从苏维埃俄国逃到蒙古，斯大林认为这些人“逃避革命”（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下令乔巴山对他们进行清洗。蒙古的2.1万哈萨克人中，有2,000人被消灭；140个塔塔尔人仅剩4个。来自我国内蒙古的汉族及蒙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任何活口。
1937 年至 1939 年间，在乔巴山的领导下，大清洗达到了顶峰，乔巴山被称作 “斯大林在蒙古钦点的人”。大清洗可能 “导致至少 2.2 万至 3 万名受害者（约占当时蒙古人口的 4%至 5%）”，其中近 1.8 万名受害者是佛教喇嘛。
1960 年中苏分裂后，苏联决定利用蒙古作为与中国的缓冲国。
尽管如此，苏联的遗产在蒙古仍然充满活力，蒙古人继续使用西里尔文字，而不是中国内蒙古保留的传统蒙古文字，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改变。
现代蒙古
1992年2月12日，在达希·宾巴苏伦政府主导的政治改革之下，更改国名为蒙古国，并修改宪法及国旗国徽，正式放弃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尽可能地接近俄罗斯，以确保我们的独立，”共产主义时期执政党副主席之一的参谋长桑加-巴雅尔（Sangaa Bayar）在2001年告诉《华盛顿时报》。
今天，普京访问蒙古讨论双边合作，历史的血腥味已经远去，留下苏维埃风格的公寓楼和西里尔字母标志依然存在，成为困扰蒙古现代史的悲剧的无声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