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绍武曾在奉军中任旅长
我父亲(赵尊吾)和张作霖是旧识。张作霖在清末庚子年代，经过我父亲与奉天将军增棋的关系，才受到新民府知府增韫的招抚，使他的一伙由“马胡子”而成为“官军”。从此以后，我父亲和张作霖更成为亲近的朋友，我也因此能从16岁就在张作霖二十七师的孙烈臣五十四旅给孙当了随从兵。我对张作霖尊为父执，他常叫我的乳名“小四”；张学良见了我，称呼“大哥”。我的这些回忆，除了是听我父亲讲的，大多是在我和张氏父子私下接触中看到和听到的，当然其中也有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回忆不全，作为片断资料而已。
一、张作霖的生平
1. 一生发展的几个阶段
清末，张作霖从绿林中被招抚，由匪而官。辛亥革命后，张作霖所部编为中央陆军第二十七师，从此有了政治资本，逐渐在东北形成以二十七师为中心的实力派。这是张作霖发展势力的第一个阶段。
袁世凯任大总统时，张作霖极力为之效劳。袁阴谋称帝，张又劝进，因而受到袁的特别赏识，亲自召见他，以示拉拢。张作霖并不以此为足，竞很不客气地把袁的亲信、他的老上司张锡銮、段芝贵先后从奉天撵走，被袁世凯任为盛武将军，登上了督理奉天军务的第一把交椅，成为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这是张作霖势力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1918 年，北京政府给张作霖加上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头衔。一朝权在手，张作霖利用许兰洲驱逐毕桂芳的机会，取得了黑龙江地盘，安插他的亲信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又挤走了吉林督军孟恩远。从此以后，整个东三省完全纳入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在北洋军阀集团中，形成了另一个派系——奉系。这是张作霖势力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1920 年，奉军帮助直系战败皖系段祺瑞，与曹锟共同掌握了北京政权，更增加了他的声势。1922年首次直奉之战，奉张虽败退关外，但经历二年的“保境安民”，整理内部，养精蓄锐，时时以“复仇雪耻”为念，终于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利用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打垮曹、吴，取得苏、皖、待地盘，并又迫使冯玉祥退走，这是张作霖势力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1927年，孙传芳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所败，依附张作霖，组成安国军，张被推为安国军总司令，陆海军大元帅，这是张的历史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第五个阶段。后奉张被北伐军打败，当他退走关外途中，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设计炸死，结束了他的一生。
2. 吃掉别的帮头壮大自己
在清末民初，东北各地红胡子帮头很多，各帮头的伙伴们，人数多少不一样，他们还有“联庄会”的组织。除了当地帮头外，还有蒙匪，也在各处窜扰。这类蒙匪帮头，行踪不定，过着游牧、抢劫生活。张作霖对这类帮头们，无论在他被招抚前或以后，总要想方设法吃掉他们。
张作霖早年破过五大哨，也打过白音太来、牙扦、海沙子和陶克陶等蒙族帮头。当他在郑家屯车站打海沙子蒙匪时，张作霖的三炮连连长舒玉书，用炮轰击海沙子匪众，炮弹正射入海沙子炮位的炮腔内。蒙族人信佛，海沙子见到张作霖方面发炮这样准确，很以为异，一定是有“神”的，不然为什么打来的炮弹会正射进炮腔之内呢。因此，海沙子感到这个仗不好打了，乃由郑家屯车站逃到洮安府，使张作霖取得了胜利。
海沙子被张作霖击溃后，归入了另一个蒙匪陶克陶帮头里。后来，陶克陶、牙扦和白音太来等蒙匪，相继为张作霖所破，全把他们吃掉了，使张的声势一天比一天壮大起来。
这些蒙匪帮头，全是马队，而且有很好的马。张作霖打垮他们之后，不但收罗了很多人，而且还劫获到很多马匹，为他的马队增强了力量。张作霖就是这样吃掉别人，壮大自己。
3.打蓝天蔚有“功”擢升师长
奉天的驻军，原只有由巡防务处指挥的中、前、左、右、后各路巡防营，后来才有新军在那里驻扎。
1911 年(宜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有的是真响应，有的是假响应，也有的是在观望举棋不定，目的不同，各有想法。
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是个顽固的保皇派，挖空心思，想耍两面派花招，一方面既要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敷衍革命新军。那时驻在奉天的新军蓝天蔚第二混成协响应武昌起义，与赵尔巽的保皇派处于极其尖锐的对立地位，革命党人准备踢开赵尔巽，推举蓝天蔚为奉天都督。
赵尔巽针对这种情况，他既不明确宣布独立，又不敢公然反对革命，炮制出一个“保安会”。这时张作霖带领的前路巡防营正驻在郑家屯。赵尔巽乃急调张作霖率队来省。这是张作霖带领前路巡防营第一次进入奉天省填。
张作霖在赵尔巽秘密指示下，首先参加了“保安会”的成立大会。这个“保安会”，是由官绅合办的团练组织，它的全称是“奉天国民保安会”，是保皇派为“保卫东北”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总会设在奉天，由赵尔巽和谘议局议长吴景濂(吴大头)分任正、副会长，另在吉林和黑龙江各设分会。
在召开这个“保安会”成立大会那天，张作霖带领他的一伙弟兄张作相、张景惠和汤玉麟等，在会场上采取了周密的“保安措施”，眼盯着革命派人物蓝天蔚、张榕等，维护了赵尔巽的安全，使赵的阴谋得退，赵尔巽从此更加赏识张作霖。随着张作霖对蓝天蔚新军革命活动的镇压，新军溃散，张作霖为革命党所忌恨，曾企图炸死张作霖，因掷手榴弹的人手法不对，不但没有炸到张，掷弹人反把自己炸死。掷弹地点，在奉天大西边门里小药王庙。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赵尔巽被任为奉天都督。他认为张作霖对他有“功”，改编张的前路巡防营为北洋陆军第二十七师，提升张为师长。从此以后，张作霖成为奉天的实力派。
4. 与冯德麟相斗占了上风
清朝末年，张作霖与冯德麟(麟阁)同是活跃于辽西一带的绿林英雄。论年岁冯比张大，论帮头和结伙人数，冯也比张强。两个人争强好胜，明争暗斗激烈，一直到全被清廷招抚后，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冯常是自摆老资格，对人说：“张小个子不够朋友!”意思是说张作霖不让他一头，应该让他占点儿上风才对。
张作霖与冯德麟受招抚后，张任巡防营前路统领，冯任巡防营左路统领。辛亥革命成功，张部扩编为第二十七师，冯部扩编为第二十八师，两人分任师长。第二十七师两个旅长，五二三旅初为依荣廷、后改汤玉麟，五十四旅为孙烈臣。第二十八师两个旅长，五十五旅为张海鹏，五十六旅为汲金纯。双方旗鼓相当，不分上下，互相争雄，各不示弱。特别是在张作霖被任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之后，而使冯屈就军务帮办，引起了双方斗争的白热化。
1917 年张勋拥溥仪复辟时，冯德麟参与其事，复辟失败，冯被捕入狱，冯的第二十八师由张作霖兼领，这更使冯难堪，愤恨之极。尽管冯对张如此，张作霖对冯德麟仍是抱着宽容态度，终赖张代向北京政府说情，使冯获释，这是出乎冯意料之外的。
张冯二人明争暗斗了多少年，经过老伙伴们的说合，晚年的冯德麟，火气已消，在出任了张作霖的顾问后不久，即行逝世。冯死后第三年，张也在皇姑屯被日本军队炸死。
5.劫械扩军派兵援湘
冯国璋于1917年就任代理大总统后，正赶上第二次南北战争，这时内阁总理是段棋瑞。在对待南方革命党人问题上，冯段之间看法不同，冯主张和平解决，段主张武力统一，形成主和与主战两派。
段祺瑞为了加强对南方用兵的力量，拉拢张作霖率领奉军进关参加。这时正有一批军械由日本运到秦皇岛，据说这批军械是日本根据“中日军械借款协定”送交北洋政府的。徐树铮知道了这个消息，向张作霖建议设法就近劫取这批军械。张作霖认为这正是他扩军的大好机会，就派张景惠进行劫械。张景惠急忙来到秦皇岛，他了解到军械已转装上火车，就让人把火车道道岔子搬开，使火车不能开走，然后把军械劫运到奉天。
张作霖先后编了七个旅，提拔了相应数目的各级军官，这在奉天等于来了一场“下官雨”。当时张景惠是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张作霖为迎合段棋瑞的意旨，派孙烈臣、张景惠沿浦路南下援湘。在这次“援湘”中，孙烈臣与张景惠之间还闹过一场矛盾。张作霖在这次“援湘”军事部署中，以孙烈臣为主，但奉军进入湖南，张景惠首先过江，把援湘总司令部牌子挂了出来。孙烈臣对于张景惠以副将身分，抢先自以为是地来这一手感到很窘，因此两人发生分歧。孙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虽受到老将的倚重，而张景惠却是老将的老伙伴、关系较近。未便与张景惠争执这件事，即返回北京，接替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不久，“援湘”的奉军也撤回来了，仍回到关外。
6.倚靠的干将孙烈臣
张作霖早期在东北的统治，除依赖他的老伙伴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吴俊陛等为基本班底，另一重要角色是孙烈臣。孙与张作霖的关系，虽不同于上述四人，因其为人老成持重，受到张的特别信赖。在张的左右首先出任督军职位的是孙烈臣。
孙烈臣原名佐臣，字占鳌，后改为烈臣字赞尧，世居奉天黑山芳山镇老河深屯。孙烈臣上有胞姐，他排行二，五岁丧父，时乃每年仅26岁。旋遗腹生一女，是孙的胞妹。孙母忍悲抑痛，矢志居孀，家徒四壁，养老抚孤，数十年辛苦如一日。孙烈臣就是经这位贤母教养、在这样艰难环境中长大起来的。
孙烈臣的老住宅，在我家住宅的前边。他在少年时曾在我们家染坊当杂工，把染出来的布，通过木板的小孔把它拉出来，以挤掉染布上的染水，他就是经常于这种活。后来，他给一个姓贾的财主当炮勇。有一次，蒙匪黄四喇嘛抢劫贾家的大车，孙烈臣奋勇地打退了黄四喇嘛，保住贾家车上的财物。朱庆澜为安定地方，在黑龙江成立绥靖营，他投奔朱的门下，参加了绥靖营活动。张作霖被招抚后任巡防营统领，孙又到张的巡防营任马四营营长，这是孙与张结合的开始。辛亥革命后，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擢孙为五十四旅旅长，继又升任第二十七师师长，还先后接任黑龙江督军与吉林督军。因患食道病(大概是食道癌)，每吃饭必出燥汗，1924年死于吉林督军任所。当孙病人膏肓时，张作霖特亲到孙的病榻看望。这时孙已自感无能为力了，他咳了一声，难过地对张说：“我已经不行了，干不了了!”张说：“干不了也得干。”孙说：“那哪能行，实在干不了了!”最后，孙向张进言：“您老要想多干几年，我死了以后，最好让辅忱(张作相)来接替我。”张听后频频点头，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又对孙安慰了一番，然后告别。这是张作霖与他的干将孙烈臣最后的晤谈。
仅仅是一天之隔，孙烈臣在张作霖看望他的第二天即行病逝。张闻讯不胜悲恸，并及时在总部二门挂出了牌子，发表张作相继任吉林督军，实现了孙的遗愿。
张作霖与孙烈臣平日商谈问题，张在征询孙的意见时，常是这样说：“那你看怎么办呢?”经过孙陈述看法之后，张就说“你看着办吧。”在孙辞别人世之前夕，张对孙所提出的办法，仍是尊重如此。
7.处决高士傧的经过
当张作霖挤掉吉林督军孟恩远后，孟的亲信将领高士侯对此极度不满。高终为张所杀。
高士傧，字燕儒，天津东大沽人，是孟恩远的亲家(高士傧之兄高峻峰是孟的女婿)，曾任孟的参谋长、第四混成旅旅长、扶农镇守使、第一师师长等职。高知道张作霖排挤孟恩远，很不服气，并坚决反对鲍贵卿接任吉林督军。因为当时张作霖的权势正在逐步上升扩大，高自知很难与之较量，经人调解，忍而退去，但高恨张之心未死。1922 年直奉战时，张作霖败退出关。高认为有机可乘，乃潜回秘密勾结卢占奎(永贵)反张。卢占奎原系高士傧在五站绥芬河招抚的土匪。高趁着张作霖败退机会，在张的老家造反，以求一逞。当时张作霖虽为直系打败，但在关外还存有力量。高士傧仅仅勾结卢占奎的一小撮人马，而且是处于孤军深人的形势，有点像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很快被张作霖击溃。高士傧失败后，拟逃入俄国边界，行至中途，为张军所俘，被张令就地枪决。
8.宠信的寿夫人
张作霖在打蓝天蔚新军时，他是住在万福栈大店。这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寿夫人”，即后来成为张作霖最宠信的五夫人。
寿夫人是清末满族寿翼长(任山)的外家王老太太所生。这位王老太太原是一位有本领的“耍人的”，她有才有色，且擅交际，绰号“酸里红”，因结识寿翼长而生此女。此女嫁张后，人称“寿夫人”，备受张作霖的宠信。1925 年冬，郭松龄叛张进攻奉天时，张已将金条等贵重财物运往南满站，正要火烧帅府，逃赴大连，旋因局势转变，奉天才又恢复平静。当时在张作霖身边的，就有这位寿夫人——五夫人。
因王老太太避讳提那位寿翼长，为了正名，在张作霖死后印发讣告时，即将寿夫人改写为王夫人。
九一八事变后，寿夫人由东北来津居住。在双十二西安事变前，我代表张作相去西安见张学良和以后又去太原访阎锡山，返津之后，张作相授意我往晤寿夫人，向她报告这两次闻见情况。她听到我告诉她当时张学良在西安的苦恼心情，愁锁眉间，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当我谈到阎锡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问题，不同意打内战，不参加攻打留在陕、甘的东北军，她听到以后，脸上又转而流露欣慰的神色。由这说明，她对张学良是关心的。张学良和张学铭是赵夫人所生，因寿夫人受宠于老将，张学良弟兄们对她也是尊敬的。
9. 对待不同人的权术
张作霖在与人相处方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待方法：他对自己的部属或肯为他使用的人，如有错误，初犯容让，改了算完，照样使用。对待知识分子，喜欢结识，但又怀戒心。对于敌对的人，常是表现阴阳脸，暗地是一套，明着又另是一套。我从许多事实观察，他对不同的人，耍着不同的手法，很有一套权术。
①对自己部属或肯为他使用的人。张作霖掌权之后，知人善用，用人不疑，遇到反对过他的人，只要能悔悟，他就照样使用。
汤玉麟曾经反抗过张作霖，当他们两人翻了脸争辩最紧张的时刻，张作霖曾怒气冲冲地指着汤玉麟说：“我知道你汤大虎!”汤也不示弱地对张说：“我也知道你张作霖!”两人脸红脖子粗，闹得很僵，最后汤玉麟负气地拉着队伍走了。汤这一走，惹得张作霖更恼火了，让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等调动队伍，用“讨逆”的声势，对汤进行了一次追击，给了汤一次惩罚性的教训。后来，汤悔悟了，低头认罪，张照样维护老伙伴的关系，对汤相见以诚，提拔他，重用他。
冯德麟(麟阁)一向与张作霖处于敌对地位。当汤玉麟与张作霖发生矛盾时，冯利用他所掌握的第二十八师，对汤暗中是支持的，张作霖对此是有所了解的。而张对冯一再容忍，冯德麟放弃了前嫌后，张作霖照样友好地对待他，并妥善地安置他。
由于张作霖如此对待人，巩固和加强了他在东北的统治地位。这是张作霖机智之处。
②对于文人墨客。张作霖能礼贤下士，喜欢接纳并善于利用一些文人墨客，如黑山县的举人李龙石(雨农)、刘春烺和杜泮林等，全是当地具有声望的文人墨客，又是绅士一类的人物。因为这些人有文化，常对地方官府的施政挑毛病，挟官告史。张作霖很明白个中奥妙，对这些人常是曲意逢迎，而且还拜认杜泮林为义父，自以干儿子之礼恭而敬之。张作霖所以如此，意在博得这些人的吹捧，以维护他自己的名利地位。
在奉系中，袁金铠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文人。张作霖任巡防营统领、第二十七师师长时，即与袁金铠结识，他能利用衰替他出谋划策，使之甘为己用。
依荣廷，是满洲旗人，又名依克他那，也是一位有文化的人。张作霖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时，依荣廷是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后由汤玉麟接替)。张能使依不离左右，唯命是从。因此，当年在第二十七师中流传着这么两句话：“坐着的张作霖，站着的依荣廷。”
张作霖虽能利用一些文人供他驱使，但是，他对于文人却又别有看法，管着文人叫“字匠”，认为“字匠”心眼多，不好对付。他对于文人，就是既想结交利用，又怀有戒心。
③对于敌对的人。清末，金寿山是曾经打过张作霖的帮头，因此，张作霖跟金寿山是有“仇口”的。但是，在有一次金寿山被地方官军攻打时，金寿山跑到了张作霖那里。张作霖见到金寿山、表示出一番很“够朋友”的姿态对金说：“他们这不是想拆咱们的垛子吗?”言外之意，是说别人想拆散他们两人的关系。张作霖要这一套，表示对金寿山的“好感”。其实张作霖是怀恨金寿山的，是势不两立的。
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椎翻曹、吴，是张作霖用200万元收买的。当张、冯与段棋瑞召开天津会议时，冯与张发生了矛盾，双方气氛非常紧张。张作霖马上揭了冯玉祥的短，他对他的部属们说：“冯玉祥是咱们用钱买出来的!”这话传到冯的耳里，使冯感到特别气愤。但当冯玉祥表示要引退时张作霖又假惺惺地劝冯不要走，还要拉着冯“合作”下去。他“赌誓”地对冯说：“你不能走，我要让你走，我是混帐王八蛋!”事后证明，就在张“赌誓”的同时，他反过手来又勾结吴佩孚，向国民军进攻，逼得冯玉祥没有办法，不得不以退为进出国去苏联了。这就是张作霖对冯玉祥耍的一套两面手法。
10.经商牟利但不吃部下
张作霖在未显赫时，也做过生意，在新民府以买卖粮食牟取利润。当年有丁河刘家，是个富商大贾，财产雄厚，经常大批买卖红粮，长袖善舞，气势压人。当时的张作霖力量不足，难与刘家抗衡，但为争做买卖，又不甘示弱，乃采取一种虚张声势的办法，借以唬人。某次，在一个买卖红粮的场合上，张为了表示进货多，让手下人搬运几只箱子来，故弄玄虚，扬言箱子里边全是银子，其实箱子里满满的全是砖头。张之所以如此，意在不让跟他竞争的人小看他，所谓“打肿了脸充胖子”。
张作霖在统治东北时期的经济，是依靠奉天官银号。张作霖在这个官银号里可以随便用款，该号只要见到张作霖批示的领款条子即行照付，开支票也好，提现款也好，予取予求，形同他自己的私人帐房。正是由于有这样方便的条件，张作霖让他的亲信刘锡九、彭相亭等，利用官银号的款子，大做买卖，如出口的大豆，是他经营获利最丰的一项生意。
彭相亭和刘锡九，是张作霖在经济方面的两员得力助手。彭相亭是张作霖最早驻防新民府时结识的一位朋友。刘锡九是我的老乡，又叫刘君，原住黑山县老河深屯我家西大门外。张作霖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时，彭、刘都是军需上士，后来全升到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和经理。他们为张作霖经营大豆生意，获利甚巨，素为张所倚重。张作霖对刘锡九说过：“你要把官银号看守好了，别把咱们的‘家当’丢了。”可见张作霖对东三省官银号的重视。
张作霖虽是想法琢磨钱的，但是，他从来不计算他的部属和士兵。他一不喝兵血，二不吃部下。换句话说，他是从大处着眼充实他的腰包，而不是斤斤计较在小的方面，因此他受到部属们的拥护，尊之为“老将”。
11.精于兽医利用兽医
张作霖从小经他父亲“张三爷”指点传授，懂得牲口的习性，善于医治骡马的病症，渐渐有了名气。一些清朝地方官和胡匪各帮头的病马，也常请张作霖治疗，因此张作霖不但结交了不少官府的人员，而且还和各帮头有广泛的往来。
辛亥革命后，张作霖由巡防营统领，被擢升为第二十七师师长，驻防奉天，地位虽然高了，而习性并未改。那时我是孙烈臣的随从兵，常去张的二十七师司令部，在马夫给他放马时，看到张作霖常是自己靠近马前，抚摸着马身各处，显示出一番爱不释手的亲热样子。有一次师部招考兽医，张作霖认为他自己是行家，要亲自主持这件事。他很自负地对僚属们说：“关于骡马的习性和病症，瞒不了我。你们不要管，我自己会出题考他们。”在那次考试兽医的场合，张作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际经验，对应考的人出题考询。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全都很中肯，使应考的人心服口服。
据我所知，当年在二十七师里的兽医们都对张作霖很佩服，兽医们常和张作霖接近，相处关系很好。张作霖利用这些人作他的耳目，对各旅的情况了如指掌，有利于他更好地驾驭他的部队。
12.平日的生活作风
张作霖从小过着艰苦流液生活，他在发迹后也未忘记了过去。他在有权有势时吃喝穿戴各方面，也是很平平常常的。张作霖与普通东北人一样，经常不离高粱米饭。对于烟也不是抽多么名贵的卷烟，而是中国老百姓所惯用的长杆旱烟袋。张作霖平常好穿长袍马褂，衣料也是普通一般的。他最不喜欢用外国货，假如遇到有人购买外国奇巧的进口货，他好说：“嗯!妈拉的‘洋相’!”表示了他心中的不高兴。
张作霖所喜好的游戏是赌博。他在清闲时，常召集亲信僚属们玩牌，特别好“斗十胡”。他的左右们为了让他高兴，常是有意识地让他多“胡”几把。
有一次，张作霖和吴俊陞等“推牌九”，吴俊陞在押出的钱票上暗中拴上一条线。当他估计要输牌时，就悄悄把拴着线的钱票拉回来，以免被“庄家”搂回去。没想到吴的这个鬼祟小动作被机智的张作霖发觉了，当场予以揭穿，大家为此哄堂大笑。
张作霖好听评书，常找说评书的给他说一些英雄侠义、忠臣孝子和才子佳人等等故事，因此，张对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以及东周列国等等旧小说的内容，多有所了解。当他听到某个关键地方，常让说书人停下来，他自己对某个人或某件事表示个人的看法，有的是赞扬，有的是批评，有的是在咒骂。
张作霖在召集部属开会时，对任何问题全有个人的看法，部属的意见只能做参考；除非是合乎他自己心气的可以听从，否则他以自己的想法作出决定。
13. 迷信算卦和坟地风水
张作霖有迷信思想，他信算命的，每遇疑难不好解决的问题，就让人把包瞎子找来，算一卦，占卜一下吉凶祸福。这位包瞎子，是张作霖奉若神明的座上客，这在奉天几乎是没有人不晓得的。除此以外，他还迷信坟地“风水”，信看坟地“风水”好坏的杨先生。
张作霖尽管好请包瞎子算卦占卜，并迷信坟地“风水”的杨先生，最终却未逃出日本军队的暗算。
14.与日本人的关系
张作霖从二十七师起家后，以奉天为起点，到控制整个东北，形成“关外王”，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也利用张作霖在我国东北占了些便宜。正因为是这样，张作霖是了解日本人的，也经常针锋相对地想办法抗拒日本人。有一次，有个日本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又来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张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可是这个日本人装做没事人一样，还是赖着不走。张作霖感到非常讨厌，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当着这个日本人的面，拿起长杆老烟袋，装上一锅儿抽起来了。因为烟味很足，顿时把那个来访的日本人呛得咳嗽，没谈出什么结果，就被“呛”得迫不及待地告辞了。事后，我听张作霖似乎是很得意地说：“像这种人就得想法子“冲’他一下，你不走，我把你呛走了!”
日本人跟“老毛子”一样，想琢磨我们东北，可不是一朝一夕了。日本帝国主义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不久袁就因帝制失败气愤而死，“二十一条”也未得实行。关于“二十一条”中满蒙杂居权，日本人想让张作霖实行。张想到袁世凯因签订“二十一条”，遭到国人的反对和唾骂，他决不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说：“假如让日本人随便在我们这里杂居，那不就乱了套了吗!”有一次，日本人还在这个问题上压张作霖，他就是不答应。事后，张作霖对部属们说：“不管他们(日本)怎么说，我是不能答应的。假如他们逼急了，我也豁出去，我带着你们上山去!”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日本人再对他施加压力，他不惜舍去现有的职位上山当土匪去。
在张作霖就任“大元帅”仅仅一年之后，到1928年5月间，国民革命军开展的北伐战争，已是以摧枯拉朽之势节节向北方逼来。张作霖鉴于局面已非，乃一再收缩队伍，终以大势已去，乃于6月3日悄然离开北京，拟返回东北老巢，再作卷土重来之计。讵料专车行至皇姑屯，突然遭到日本军队的暗害。
张作霖从北京向关外撤走时，日本顾问町野武马随行，专车到达新民，町野武马先行下车。他在与张作霖话别时，曾对张说：“大帅!你要保重啊!”张毫不介意地说：“怕什么?我是他妈泥做的?我不怕!开车!”专车继续前进。当车到达距沈阳不远的皇姑屯车站三洞桥洞口，轰然一声巨响，张所乘坐的兰钢车被炸毁。张作霖受重伤，同车的重要人员吴俊陞被炸死，张景惠却未受伤。
张作霖被炸后，并未立即毙命，急忙运回沈阳急救，终以伤重不治而死。据当时在皇姑屯车站目击者谈，当张作霖被炸运回沈阳途中，嘴里仍在骂骂咧咧不止。这时日本人知道张并没有死，但不知道伤势究竟重到什么程度，他们有所顾虑，故未能逞其更大的阴谋。如果他们确悉张已无生望，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不可测的大事了。
这时，我的队伍驻在独流镇，担任掩护东北军撤退的任务。张作霖被炸消息传来，我正随同张作相在杨村车站。当我们进入停在站台的车厢时，张作相悄悄对我说：“出了事了，老将被炸受伤，吴兴权已死。”这时正有人进入车厢报告什么事，张作相用脚轻轻踢我的脚后跟，意思是不让我再提这件事，以防泄露机密。其实这时张作霖已经死去，因一切还没有做好准备，暂时不能不严守秘密。
在张作霖被炸的前两天，沈阳的宪兵司令齐恩铭(佐臣)和警察厅长张乐山(运白)已接到情报，说皇姑屯车站地道洞口悬有不寻常的装置，日本人对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地道洞口，限制行人往来，但未引起齐、张等重视，致有6月4日之变。事后，曾有人主张要追查这个责任问题，但因“老将”已不在人世，事已过去，后悔无用；且因忙于处理有关当时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故对此事乃不了了之。
二、张学良继承父业
1.“炸烂吴张，杨常而去”
张作霖被炸死消息传出后，中外震惊，成为国际间一条重大新闻。当时奉军已陆续退回关外，在东北还保有相当实力，但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惶惶。
首先急待解决的是及时确定新的首领。在这个问题上，老派主张推举老成持重、素孚众望的张作相担此重任，而张作相本人却极力告辞。这时正逢张作相父亲逝世，我在参加张父丧礼中 ，张和我谈到这件事，他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我们跟老将多年，我从老将生前一步一步的安排看，全是为儿子着想的。今天的局面，应该是子承父业，比较名正言顺。”张听到我的说法，很合乎他的心意，更坚定了他的信念，终于按照他的设想，拥戴张学良为新的东北保安总司令。
张学良继承父业，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当时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看到蒋、阎、冯、李等几大军事集团，都在国民革命军旗帜下推进北伐工作，东北方面决不能成为孤立的局面，所以关于东北军的归属问题，便成为他昼夜思考的头等大事，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那时张学良虽还不足30岁，但是，他看问题很清楚，且坚决果断。他综合了当时国内外客观情况，经过多方考虑，审情度势，终于排除了内部杨宇霆的阻挠和外部日本人的压力，毅然决然表示拥护国家的统一，于 1928 年 12 月 29 日降下来旧五色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这就是著名的东北“易帜”。张学良所做出的“拥护统一”和“易帜”，就是取消东北的独立局面，服从国民政府，投靠蒋介石，改变了双方敌对局面。
当时的东北军政，全按照国民政府的军政建制和组织，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在政治方面，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各省设立省政府，由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常被处决后，由万福麟兼任)、汤玉麟分任四省省政府主席；另任张景惠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在军事方面，由张学良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为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驻黑副司令。东北局面为之一新。随着东北军这次改编，张学良任我为吉林边防军第七旅旅长，归张作相指挥。
在张学良拥护统一、“易帜”之后仅仅10天，即1929年1月10日，东北又出了一件哄动一时的大事，即张学良处决了杨宇霆和常荫槐。关于这件事的原因和经过，谈者已多，我不再人云亦云。我所了解到的是，杨宇霆原为老将所信赖，骄横自大，目空一切，视张学良如阿斗，且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张作霖被炸后，东北军退回关外，独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被阻于关内滦河之东。张学良继承了父业，即予以击溃。而当时的杨宇霆，拟让张、褚队伍出关，企图作为自己利用的资本。张学良拥护统一，准备“易帜”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张施加压力，阻挠他与国民党谋和，杨宇霆也持反对“易帜”，要保存东北独立局面。常荫槐是杨宇霆的死党。这些阴谋，为张学良识破，乃果断枪决杨、常，以除后虑。
当郭松龄背叛张作霖时，高纪毅是郭松龄的责任副官长，他同情郭鬼子，站在郭的立场。张学良处决杨、常时，高纪毅担任了刽子手，以表示赎罪。
在杀杨、常时，距张作霖被炸死，相隔不过半年，一般人认为老将尸骨未寒，遵杀“老臣”，这是自毁长城。实际上杀了杨、常，东北局面安定，反更提高了张学良的威信。有人说在这半年过程中，是“炸烂吴(俊险)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的局面。所谓“炸烂吴张，杨常而去”是成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的谐音。
2.伤心回忆中俄战争
1929年秋，因中东铁路问题，俄国(苏联)违反协定，以重兵侵犯我们东北国土，引起了中俄战争。这是张老将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业”以来遇到的第一件国际大事。当时，因张学良拥护统一，我们东北军已经换上了国民党旗帜，隶属于国民政府，跟蒋介石合作了。张学良是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另有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张作相、东北边防军驻黑副司令万福麟等辅佐他，应付这次对俄战事。
我生长在东北，对那里情况是熟悉的。东三省这块地方,处于我国边疆，大部分与俄国接壤，两国边界线非常辽阔，而人烟特别稀少。我从少年时就知道，“老毛子"早就虎视眈眈地想吃掉我们东北。他们从昏庸无能的清朝统治者手里，侵占了我东北不少土地。
1929 年中俄战争发生时，我是张作相指挥下的吉林边防军第七旅旅长，驻防哈尔滨，担负哈尔滨到长春铁路线的护路任务。当时我看到的情况是：
俄国军队的行动很狡诈。他们武装便衣马兵，散布在东铁沿线，进行扰乱；并利用双方正在召开的交涉会议，做为缓兵手段，暗中部署军事力量，想造成压倒我方的优势。在我们这方面，因为多年来参与了北洋军阀混战，只顾对内，疏于防外，加以张学良是刚接手统率整个东北军，军队方进行了改组，指挥系统较乱，这都是不利的因素。
我们与俄国接连的边界太辽阔，而我们的边防军备又太空虑，有鞭长莫及、顾此失彼之虞。敌人是了解我们的，他们针对我们这种虚弱情况，忽而东侵，忽而西扰，目的是分散我们的兵力，使我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困境，这是敌人的一种战略计划。
武器装备和兵力方面，俄军在上空有飞机，地面有坦克，更有为数很多的重炮掩护，配合进攻，得心应手。而且进犯的人数，常是超越我方兵力好几倍。我们既无飞机、坦克，兵器种类少而落后，而兵力又是寡不敌众。
在战争进行的后期，气候特别冷，朔风刺骨，白雪铺地，在这样天寒地冻的季节，构筑防御阵地是非常困难的。我旅在穆棱、绥芬一带的战线，是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损失很大。
我旅是在整个战线的东侧。在西侧方面，即黑龙江省与俄境接壤的地方，是由东北陆军第十七旅旅长韩光第率队抵挡。韩光第字斗瞻，是我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他由海拉尔进驻扎兰诺尔，在俄军的压力下，虽经奋勇抵抗，终于全旅被歼，韩光第也壮烈殉国，损失比我旅更惨。
在战争未正式爆发前，我方过于老实，认为这是国际战争，我们国家已参加国际非战公约，应力守衅不由我开之戒，只是片面在防守，而未主动去进攻，致为敌人所乘，突以重兵侵入，使我方整个战线遭遇极大挫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今天回忆及此，认为这是应该引以为训的。
3.两个“九一八”滋味不同
1930 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爆发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内战——中原大战。这时处于山海关外的张学良有举足轻重之势。蒋与阎、冯均对张进行拉拢，期为己用。因当时蒋介石掌握国民政府的实权，能利用他的优越地位和条件，派遣代表到沈阳对张学良游说，希望张学良不要动摇。张本着拥护统一的精神，在中原大战拼杀最激烈的时刻，于9月18 日发出拥护中央的巧电，顿使整个战局发生变化，使阎、冯阵线失败，特别是使冯玉祥的30万西北军土崩瓦解。最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收拾阎、冯队伍，进行整编。就在这年秋末，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司令名义，率队入关，坐镇北平。这是张学良继乃父之后第三次统率东北军进关，他当时也曾以出乎意外的神色对部属们说：“咱们又来到这里来了。”
从此以后，张学良就长期驻在北平，因他还兼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对那里的事只是遥领而已。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的炮声，忽然在奉天北大营打响了。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以下在平的东北军政人员，大吃一惊，认为这次的9月18日，与去年9月18日发出巧电那一天是大大不相同了。事已如此，张学良即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命令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 当天夜里率天城即全为日本军队占领。日军是节节进攻，我们是步步撤退，不久东北三省整个沦于日军之手。
4.身入虎穴，终身恨事
1934年，蒋介石电召张学良回国，任为“剿匪”副总司令，司令部初设武汉，后移到西安，以便进“剿”正在陕甘活动的红军。蒋介石这种做法，意在借刀杀人，消灭东北军。这时张学良看到流落关内的东北军，处境非常艰苦，他朝思暮想的是如何能打回东北老家去。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对东北讲武堂毕业同学极其关心。因为他感到经过九一八之变，东北讲武堂历届同学多已星散，必须加强同学会的组织，联系和团结这一部分骨干力量。他把同学会设在西安大新巷，另在天津进行同学登记和相互联系工作。当时我已辞去军职，在津居住，张学良待派我担任同学会在天津的主任，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张学良委派的工作。
在张学良出国时，离开北平军分会来到天津居住的张作相，在西安事变前夕，看到当时的风云很紧张，极关心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甘的情况，曾于1936年11月底，委托我去西安面见张学良了解一切。我在那最后一次见张学良时，听他说过“不要说来这里见我”和“这里的事我自有办法”。米春霖也对我说“不是人家围我们，就是我们围人家”。当初我很不了解他们说这些话的含义，果然不多几天西安事变就爆发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前夕，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精神是很苦闷的，他正在深思熟虑准备要做的大事。可以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安内攘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逼出来的。
天津解放后，米春霖也住在天津，我们是老朋友，经常来往。他每谈到在西安事变前流落关内的东北军官兵和东北老乡们过的艰苦生活，就非常难过。他更感到遗憾的是，张学良在释放蒋介石时，竟演了一场“摆队送天霸”。张学良从此身人虎穴，长期过着软禁生活。
内容来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