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闻宇
西安兵谏其所以说不尽，一是题旨重大，用史学家的话讲，“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属于中国命运接续存亡的一个转捩点；二是涵盖复杂，涉及到中华民族诸多阶层何去何从的前途和命运。正如毛泽东1937年所说的那样，没有西安兵谏及其和平解决，中国大地上“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由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A 抓蒋
西安兵谏第一个决定性的目标是“抓蒋”，抓住蒋介石，也就抓住了牛鼻子。而抓蒋念头的产生与形成，不可能凭空而降，有一个逐渐演进发展的过程。
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早在西安事变10年前即已形成，在这漫长艰难的岁月里，以死抗争的共产党人面对强大、凶恶的敌手，也只能采取“反蒋”的斗争方针。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教堂里秘密会谈之后，共产党才依从了张学良的建议，易“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实质上是将“逼蒋”的重担移在了张学良的肩头。红军作为蒋介石剿灭的对象，要逼迫蒋介石抗日，在实际上是无从谈起的。
自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说到做到，从南京到洛阳、自洛阳到西安，对蒋介石哭谏，苦谏，的确是做了一系列“逼”蒋的文章，怎奈蒋氏顽固不化，亲自赶赴西安，增兵遣将，进一步加紧了剿共的步伐，拧紧了、强化了剿共机器的运转。蒋介石翻转身杀出的回马枪，反而是将张学良逼到了无可转圜的田地。这个时候，张学良深感无奈而痛苦，但在他心底，尚未萌生“兵谏”的意念。兵谏是通过武力来谏诤，是政治斗争中最后的杀手锏，一旦刀兵相见，基本框架是你死我活，其后果是很难预料的。
在蒋介石到了西安，张学良被逼得焦头烂额而无路可走之时，是杨虎城向他郑重地提出了兵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也就是说，是杨虎城破题之后，张学良这才产生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念头。
蒋与张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副总司令，二人称兄道弟，也正因为二人是这样的不寻常的密切关系，张学良才敢于把“逼蒋抗日”的担子一肩挑起。假如张学良在延安没有“逼”蒋的承诺，则不会有嗣后“逼”而碰壁的极度苦恼，杨虎城之点火也就没有机缘，无从措手。从这个角度溯源推理，延安天主教堂“四九会谈”时化“反”为“逼”，也可以视作是周恩来在张的心底于无形中埋下了“抓蒋”的第一粒火种。
杨虎城是继周恩来之后的破题人，引爆者，火枪手。那时在西北，张学良的东北军近20万，最具实力，他们离乡背井，无家可归，是一堆积聚既久的干柴（陕西方言称“硬柴”），而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自然是兵谏能否付诸实施的最关键的人物。西安兵谏如果缺少周恩来，则没有火种；缺少杨虎城，则无从起火、引爆；缺了张学良，则没有实力，无从实施，无法成势。这样看来，兵谏之形成与产生，张、杨、周三人，缺一不可。
另外，为最后消灭红军，蒋介石之赶赴西安，也是“兵谏”得以产生的重要的客观条件。就心计手腕、政治权术而言，蒋介石在当时是个首屈一指的佼佼者（杨虎城对蒋之评价)。西安特务那时节多如牛毛，张、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暗中监视。蒋介石对整个西北的局势了然于胸，对西安"火药桶"式的形势也反复地揣度过、掂量过。他敢于御驾亲征，来西安督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来到西安后，他不住西安城里，而住在城东70里的骊山华清池，且又严加护卫，并将自己的专列置于眼皮之下，随时随地预备着逃出潼关。这一切都意味着蒋介石对西安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是有着充足而缜密的思想准备的。该做的文章，他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
即便如此，蒋介石仍然被抓、被扣，这愈益证明张、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斗争艺术的高超与绝妙。二位将军抓住了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蒋介石，紧紧的抠住了牛鼻子，这是西安兵谏取得成功的第一步。
B 放蒋
事变、政变、兵谏，其性质大抵上是相近的，因为是历史纠结的总爆发，是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斗，是用刀兵武器做最后的一场拼搏，不可避免是要流血、要死人伤人的。通常情况下，抓住了对手之后又决定放掉，几近于天方夜谭。西安兵谏成功地抓住了蒋介石，扣留10多天之后，又放其死里逃生，返回南京，这在古今中外的兵变里是一个鲜有的特例。
西安兵谏能否和平解决（即要否放蒋），要由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及蒋介石的态度能否转变来共同决定。从三位一体方面忖度，放蒋的第一朵幼芽是从张学良心地里冒出来的。对蒋既然下硬手抓之，就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走，从抓到放，在张学良心里有一条萌生与发展的脉络灰线。
12月12日之前，张学良认为，兵谏一旦发动，最起码在国际上可以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声援，至于在国内得到红军的信任和帮助，更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张学良下决心发动兵谏的心理底线。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兵谏一发动，蒋介石被抓住，苏联在广播上即责斥张学良的行动是受着日本人的指使，从12日开始责骂，这种责骂使得张学良非常难堪，他询问在东北军里工作的共产党的代表刘鼎：这是怎么回事？刘鼎开始时回说“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可到了16日，苏联依然在骂，而且责骂声步步升级，张学良极度愤懑。
他在五年前背上了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的黑锅，这时候，苏联骂他又受到日本人的指使，这使得张学良感到自己背上了比“九一八”更为沉重、也更其龌龊的一口黑锅。因为当时的中共基本上是依照苏联的指示行事的，事态忽而急转直下，一下陷落到这步田地，导致张学良甚至对陕北的中共也起了疑心，打起了问号。中共代表周恩来是17日才进入西安城的。张学良如果动用自己的飞机接送（这在张易如反掌），几个小时即可进入西安。周恩来自陕北奔赴西安途中之周折、迟延，正显示出张学良心理的巨大波动与不安的疑团在起作用。
就在周恩来他们骑着马从陕北向着西安奔波的途中，从14日开始，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受宋美龄之托，便乘飞机进入了西安，与张学良、蒋介石开始接触，而且向蒋传递了宋美龄开导性、安慰性的信件。15日，端纳飞抵洛阳，用长途电话向南京的宋美龄报告了事态真相，说是张杨两位将军愿就蒋的问题与南京方面进行磋商。可以推理，从14日与端纳的接触开始，在周恩来仆仆于道途之际，张学良心里已经萌芽出和平解决这次兵谏的念头了。
蒋介石的态度能否转变，是这场兵谏能否和平解决的首要关节。
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极顽固的。徐永昌1936年10月30日在日记里记述，蒋对张学良说道：“使共党方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可在12月12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突然从太上皇变成为阶下囚，一下被置之于生死的门槛上，如不改变国策，就没有生还南京的希望。端纳与宋氏兄妹冒着生命的危险相继来到西安，对蒋介石婉言规劝，进行开导，而且带来了此时的南京城“戏中有戏”的消息——亲日派准备拥戴汪精卫上台取代蒋介石，这一消息无异于亲日派准备从背后抛向蒋政权的一颗“原子弹”，一旦汪精卫登台，蒋介石莫说失掉了皇冠，返南京不得，即使被羁留于西安，与一块破抹布也没有什么两样了。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为了生存，更为了地位与权力，顽固的蒋介石只好在宋氏兄妹及端纳的轮番规劝下，开始考虑如何应允张学良所提出的各项条件。
这场兵谏，能否和平解决，中共的态度也至关紧要。从12日到17日，中共提出的一直是“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方针。毛泽东初接斯大林要求和平解决的电报，曾想不通，在保安的窑洞里踱来踱去。18日上午，到达西安的周恩来会晤各方面之后，又发来一电，透露出最新消息：一是蒋的态度转向抗日，二是南京亲日派在积极“倒蒋”，促使汪精卫当政。亲日派汪精卫一旦当政，整个兵谏的“抗日”愿望会即刻化为泡影。
斯大林不容回旋的电报，张闻天在保安与周恩来从西安的内外劝说，宋氏兄妹的主动和谈，蒋介石态度的微妙转化，汪精卫的准备回国当政，仿佛一杆杆疾矢簇集于靶心，终于促使毛泽东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处置。伟大人物在血火之中、险要关头从不感情用事，毛泽东迅即回复到他自己1936年9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的指示：即“逼蒋抗日”。张学良对周恩来一直是很尊重、很敬佩的。如果毛泽东不改变态度，坚持要“审蒋”，“罢蒋”，可以预料，在西安的周恩来有足够的能力扳转张学良，最终置蒋介石于死地。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很清楚的，兵谏之后，蒋介石对周恩来另眼相待，足以显示出其间深长的意味。
目光深沉，向来顾全大局的杨虎城，当然也同意这场兵谏和平解决，但他坚持要蒋介石对所答应的条件签字画押，事后好有个依据，不能红口白牙说了算。但在权高位重的张学良的固执坚持之下，在视通天地的周恩来的开导劝说之下，也终于同意释放蒋介石。第一个提出抓蒋的杨虎城，在放蒋的问题上思前虑后，一直觉得抓而又放，等于是放虎归山，纵蛇入壑，自己心底总有些疙疙瘩瘩。
C 送 蒋
抓蒋，是三位一体的共识与合力；放蒋，属于和平解决的必然步骤，杨虎城心理上虽持有异见，可他以大局为重，大体上也是认可的。而送蒋，则是张学良独自决定的。
张学良送蒋之动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五条，一是蒋介石答应了三位一体提出的六项条件，启动了和平解决的大门；二是苏联对兵谏持反对态度，中共之态度也同意放蒋，（张学良对中共态度之转变颇有微词，抱怨“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见申伯纯的回忆]）；苏联与中共的这种态度，让张学良一下子感到抓蒋是太莽撞、太冒失了，放蒋不足以弥补此过，只有亲自送蒋回宁，方可弥补；三是阎锡山想在这场兵谏里做买卖，搞交易，提出将蒋送往太原由他来调停处理；四是蒋介石当面对张许诺，说是返回南京后，立即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并任命张学良为全国抗日之副总司令；五是端纳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竭力担保，返宁后务必让蒋介石兑现在西安所许下的诺言。
张学良是抓蒋第一人，放蒋是各方公议的，认可的，而送蒋则是张学良一个人断然决定的。张在口头上说他送蒋归宁是为了向蒋去讨债（讨还蒋在西安的许诺），而其心底很有可能又埋伏着另外的未曾说出口的话：“解铃系铃，我一人承当，你们谁也别想‘火中取栗’，借这场兵谏给你们自己捞什么实惠与好处”。从张学良愤怒责斥阎锡山的声音里，明白人不难听出张学良极度愤慨的心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张学良之决意送蒋，多少已有些在赌气的成分了。
兵谏之事过去76年了，主要当事人俱已化作了尘土，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呢？
陈九如在1996年第4期《民国春秋》上指出，张学良送蒋返宁是明大义、识时务、舍小我、顾大局的明智之举。送蒋返宁及时消弥了西安事变后列强对华的种种企图，是实行中共倡导的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方针结果的最佳选择，是平息南京政府内部矛盾、避免大规模内战的有效办法，也是张学良实践毕生奉行“尊蒋”信念的唯一选择。张学良以自我牺牲的代价实现了中华民族一致抗日的宏愿，不愧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陈九如这样评价，笔者以为是牵强附会的不经之谈。
张学良提出送蒋，周恩来与杨虎城是坚决反对的，张学良身边的心腹也全部表示抗议。放蒋而不送蒋，三位一体可以团结更紧，合力争取蒋所许诺的六项条款，和平解决成果可能会更其圆满，更其显著。而送蒋，蒋介石翻脸食言，张学良被审被扣，最有实力的东北军失去了主心骨，少壮派与元老派在争取张学良返回西安的问题上内部分裂，导致成自相残杀的“二二”内讧，致使三位一体迅速瓦解，倘无周恩来的苦撑危局，力挽狂澜，舍命回天，和平解决时所谈成的条款几乎全部要泡汤。由于送蒋，20万东北军分崩离析，西北军也难于立足于陕，更悲惨的后果是张杨二位将军的遭遇，张学良被囚54载（这在中外囚禁史上都是破纪录的），杨虎城被囚12年后，全家四口惨遭蒋介石杀害。
送蒋之举，只能证明张学良的幼稚、天真，所谓的豪侠、坦荡，也仅是东方“江湖义气”的因子潜伏于心底而已。张学良少年得志，本为性情中人，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一些问题比较简单，对中国官场的反复无常、阴毒险恶，缺乏深刻的认识（在这一点上，他明显不及周恩来、杨虎城），这就决定了执意送蒋只能是下策，是张学良在西安兵谏里的一大败笔。
周恩来一生，曾为张学良三次流泪。一次是1936年12月25日16时许，周恩来闻讯赶到西安机场，飞机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已经升空，周恩来满含泪水反复地叹息：“张汉卿，张汉卿……”第二次是1946年4月，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周恩来副主席再次提到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只可怜那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呀！……”别人听了这番话都十分难过，周恩来当时眼里更是闪动悲凉泪花。
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邀请在北京的当年东北、西北军参加“西安事变”的人士，开招待会，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给周总理敬酒，泣不成声，周恩来为人最重感情，想到张学良的遭际，热泪潸然而下，邓颖超同志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说：“我的眼泪代表中国人民，不是我个人的。25年来，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如果依照陈九如先生说的送蒋是“明大义，识时务”之举，周恩来25年间之三次流泪，该如何解释呢？
有人会提出，毛泽东1937年3月1日与史沫特莱谈话时还讲到：“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难道识力过人的毛泽东也说得不对吗？
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张学良已被囚禁于溪口的雪窦山上，而周恩来正在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在这种形势下，从保安进入延安的毛泽东能挑破张学良的送蒋之举是“心血来潮”、“忠君义气”吗？毛泽东这样讲，分明是为了进一步加重国共之间磋商第二次合作的政治砝码。张学良是个年轻有为的军事家，而毛泽东不单是军事家，更是个目光深远、历练成熟的政治家。为了对付老辣奸诈的蒋介石，毛泽东对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只能是这样评价。
D 张学良与鲁迅先生
1936年10月19日（兵谏爆发前53天），鲁迅病故，11月1日，西安文教界在易俗社召开追悼会，人们情绪热烈，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时任陕西省主席）送了挽联。
鲁迅比张学良年长20岁，一南一北，文武隔山，两人又从未谋面，他们的关系从何谈起呢？就目前所知，张学良在1941年就已经在阅读鲁迅先生的著作。1941年10月27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读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感觉有些生气，同时感觉着鲁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气生生的，活跃于纸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震荡你的神经；我从来不惧怕什么的，可是在鲁迅文字之前，我有点发抖了，一方面是惭愧，一方面是热血沸升，好像鲁迅枯脸，显于我的面前。”
1942年5月23日，他在读书笔记中写下了《鲁迅的伟大》，中间说道：“鲁迅他不怕一切，大声疾呼，敢说敢写，是为了什末？……他是为了想救中国大众人们‘出水火，登衽席’。”1942年7月28日，张学良还托人买到一部旧的《鲁迅全集》。在张学良看来，鲁迅的文字刺痛了他，1942年8月27日，张学良在读书笔记中写道：“鲁迅先生的文章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我是烦恶他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她以后，感觉上有些不同了，好像我吸收了‘维他命’一样。”
天不怕地不怕的张学良，一生最壮丽的事业就是西安兵谏，直到晚年下世之前，他对自己发动的兵谏也了无悔意，可为什么在被囚禁的第五、第六年里（当时被囚于贵州的黔灵山与开阳刘育乡），却在鲁迅的文字面前“热血沸升”之际，又感到“惭愧”呢？晚年的张学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蒋介石的诺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1933年3月，老蒋敌不过国人对他失去国土的追究，诱使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下野出国。他算是抓住我这个弱点了，结果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人生最难的，是认识自己。张学良在后半生里，从自己身上找到的最大弱点就是“轻信”。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听杨虎城与周恩来的苦苦规劝而送蒋回宁，铸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大错，对这一大错，聪明过人的张学良分明是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才开始觉悟、有所反省的。张学良在蒋介石面前的确是“诚实、忠厚”的，而鲁迅先生早就认为忠厚是无用的别名。鲁迅先生弥留之际，留下了遗嘱，其第六条为“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而张学良在毁誉攸关的国家大事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信蒋介石的许诺，把蒋氏的谎言当成真旨，将鳄鱼的泪滴当成珍珠，结果将自己弄得“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蒋介石活了89岁，对蒋有过大恩的“兄弟”在“老哥”手底被囚禁了54年。这就是忠厚与“轻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所结下的硕大苦果。张学良读鲁迅的作品时感到“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我觉得只有从这里可以破解一个民族英雄深自“惭愧”的谜底。
张学良所读的《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者是何凝，何凝是瞿秋白的笔名，而瞿秋白，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届领导人。共产党的缔造者陈独秀，声称他对鲁迅是“五体投地地佩服”，鲁迅则称赞另一位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的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毛泽东一生高瞻远瞩，对于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他最推崇的是鲁迅，对鲁迅评价最高，最为确切也最为中恳。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脊梁骨里的精髓，史实正如张学良在日记里所点示的那样，一切“为了想救中国大众人们‘出水火，登衽席’”的革命者，不管天南地北，彼此的心是相通的。转而言之，任何麻木的奴才、贪婪的官僚、嗜血的屠夫、无行的文人，在鲁迅的文字面前是不可能“发抖”的。
张学良的反省进一步证实，鲁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天空最灿亮的星辰，这颗星辰是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骄傲。中华民族要在上个世纪里站起身来，没有这样一颗引路的星辰，怎么行呢！
前边说过，1936年11月1日，西安文教界在易俗社召开鲁迅先生追悼会，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送了挽联。西安的剧社非止一家，为什么要在易俗社这么个不甚排场的剧社里召开追悼会呢？因为鲁迅先生1924年来西北大学讲学时，曾经六次前往易俗社欣赏过秦腔剧艺，并题写“古调独弹”的匾额相赠。而西安事变行将发生的夜里，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在这个剧场里用演出“招待”过蒋介石带过来的14位军政大员。说到这里，我想将话题荡开一些，扯远一点。
蒋介石是溪口人，溪口位于绍兴之东百多公里处；邵力子是绍兴人，兵谏时为陕西省主席；周恩来祖籍也是绍兴。我去过绍兴周恩来先辈的故居，周恩来与周树人（即鲁迅）之家相距不远，同地同姓，谱系渊源我未调查，但二周的长相皆为方形脸庞，十分相像。一场震撼天地的西安兵谏，这么多重要角色涉及到浙东地域，尤其涉及到绍兴，似乎也值得西安事变的研究者留意，或许也有钩沉探讨的必要
E 英雄儿女刍议
马君武的名字至今仍能被人们记住，不是因为他早年曾参加了同盟会，而是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曾写下《哀沈阳》一诗：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因兵谏被囚半个世纪时，年近百岁的张学良回顾往昔，却声称自己“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为此，他还特地写下了一首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从马君武的讽刺诗到张学良的自嘲诗，间隔近70年之久。天日昭昭的兵谏大事水落石出，兵谏第一人张学良竟将自己的一生归结到曾经深受其辱的男女关系上来了。这样归结，导致这个男女话题再一次浮出水面，竟然成为后来的西安兵谏研究者难于绕过的一个题目。
蒋介石1921年迎娶过陈洁如，1927年又穷追不舍，与宋美龄结为连理。张学良晚年自承：“我告诉你，中国人、外国人都算上，白人、中国人，我前后有11个女朋友——就是情妇。”杨虎城呢？三个夫人分别是罗佩兰，张惠兰，谢葆贞。这样看起来，英雄好色，此言非虚，问题的关键是张学良诗里的第二句：“未必好色尽英雄”。
蒋介石就够不上个英雄。宋美龄飞赴西安解救被扣的蒋介石，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深入虎口，她对蒋介石的思想转变起到了任何人也无法起到的缓解与催化的作用，也可以说，宋美龄对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有其特殊的贡献，转而言之，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起死复活是有功劳的。
宋一到西安见到蒋介石，蒋对之感激涕零。可在兵谏五年之后，当蒋的前妻陈洁如从美国回到上海时，蒋又让人将陈送到重庆，二人偷偷地再续前缘。宋美龄与蒋大吵一场，负气飞往美国。又过去两年，在蒋的多次求和之下，宋美龄才返回重庆，陈洁如只好黯然去了香港。可过了不久，蒋介石又与陈立夫的小侄女（时为蒋的秘书）搅合在了一起。宋美龄率亲信突然袭击，“捉双在床”。1944年7月，伤透了心的宋美龄再次含泪出走，选择了举目无亲的巴西。蒋介石对宋美龄接二连三的背信弃义，够得上“英雄”的品位吗？几十年来，笔者一直疑心，“未必好色尽英雄”这句话，张学良是暗暗影射蒋介石的，因为宋美龄与张学良早年曾经有过一段恋情。终始映照，反让人觉得宋美龄与张学良的情愫，殊非一般的男女之私。
张学良、杨虎城是真正的英雄，其所获之爱，蒋介石大可汗颜。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欲置张学良于死地。此时，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将一个关系到张学良生命安危的“宝贝”（指9.18事变中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存进了西方最权威的一家保险公司。不到万不得已，这个“宝贝”不会问世。蒋介石闻讯后，深怕对张学良贸然处置，自己媚日恐日的嘴脸会暴露于世，便打消了原先的想法，以“严加管束”的方式将张学良关押软禁。倘无于凤至的挽救和第二任妻子赵一荻的悉心袒护，早年吸毒的张学良能在长期囚禁中活到罕见的101岁吗？
杨虎城的第一个妻子罗佩兰24岁病故时，32岁的杨虎城披麻戴孝，打幡引路，执孝子礼送行下葬，许多人觉得杨虎城这样做有失丈夫尊严，有失战将威仪。谢葆贞1927年与杨虎城成婚，1937年主动去陪伴被囚的丈夫，这一陪就是十载，1947年被蒋介石杀害。杨与谢相处20年，谢葆贞的后10年是在地狱里陪伴丈夫的。被害以后，杨将军又将她的骨灰盒在枕边放置了两年，朝夕为伴，直到被特务刺杀之时，杨将军的尸体与这染着热血的骨灰盒才一并被埋进了花坛里。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像这样忠贞刚烈的人生伴侣，中外情爱史上能数出几例？
蒋介石骨子里属于封建帝王，检点他与宋美龄的关系，蒋比千多年前的唐明皇高明不了多少。12月12日凌晨被抓之前，蒋介石就住在华清池五间厅里，五间厅左下侧就是那个杨贵妃洗浴过的贵妃池。
“华清水滑洗凝脂”。当年杨贵妃在华清池里浴罢，就到小阁楼上一面晾其乌髮，一面品尝驿马从岭南传送来的新鲜荔枝。可是好日子不长，到了天宝十五年（756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大怖，弃长安西奔，逃到兴平的马嵬驿（马嵬驿在长安之西70里，华清池在长安之东70里），忽然发生兵变（也算是一场兵谏吧），将士们逼着唐明皇用白绫赐死于杨玉环。从骊山到马嵬，对杨玉环而言，是一条乐极而生悲的百里生命线。参与过兵谏的宋美齡， 1934年秋，在华清池里也是沐浴梳洗过的，她随丈夫蒋介石到过兴平，如果也曾经游览过马嵬坡，站立在杨玉环的墓前，不知道她心里会想些什么。笔者揣测，蒋介石如果是处于唐代马嵬坡的那个兵谏环境里，会不会也让宋美齡当一回勒死于梨树之下的杨玉环呢？如果真是这样，华清池与马嵬驿一样，也就热闹得说不成了。
在我心目中，张学良晚年对英雄美女的感喟，是他从历史长河中挹出来的深可珍贵的“珍珠”，其间深意存焉：中国女性极其坚韧，坚韧到含有侠气，这种侠气，就是天地间别有的妩媚，这是历史长河里悄然荡漾着的罕有的妩媚……
F 从兵谏亭西向延伸
公元626年的六月四日，在西安发生过玄武门事变。玄武门事变开启了贞观盛世。1300年后，西安兵谏掀开了全民抗日的大幕，自然也为中华民族争取重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奠基礼。
事件愈重大，涉及的历史时空愈辽阔，其所沉淀下来的值得研究的东西就愈有价值。当今旅游业兴盛，中外旅人格外看重西安，主因就是西安地区具备的历史价值所折射出的诱惑力。
说到兵谏，我们无妨自东而西，先说兵谏亭。兵谏亭在华清池东侧半山腰，是胡宗南1946年修筑的，开始叫“蒙难亭”，以后与时俱变，相继更名为“复兴亭”、“捉蒋亭”，而今称作“兵谏亭”（老百姓一会儿称曰“卧龙亭”，一会儿称曰“捉鳖亭”）。古往今来，中国土地上大大小小的亭子数不胜数，而“兵谏亭”可谓是最有含义的一座亭子，去临潼旅游的人看了兵马俑之外，几乎都要登览此亭，重温当年的西安兵谏。
兵谏亭之下方不远处就是华清池，华清池侧畔就是蒋介石当年下榻的五间厅。
1986年6月下旬，在上海，我与朱光亚先生一块和当年抓蒋介石的孙铭九老人交谈过一个星期。
问：请孙老谈谈12月12日凌晨抓蒋的详细情景。
答：临潼华清池从古有名，因为唐朝那个骚娘儿在那儿洗过澡。后人说洗过澡后，身上皮肤是滑腻的，蜜蜂儿想落都落不住。
老蒋就住在那澡池边上的“五间厅”里。蒋介石的侍卫可不是吃素的，配发的武器轻机枪外，都是20响连发。我带的兵与他们交火后，火力相当猛，子弹炒豆子一样在身边乱蹦。有的侍卫被打跌在荷花池里，“噗通”一声，水溅得老高。我带着几个士兵侧身切入二门，匍匐而进，从飞虹桥的小道摸下来，在双方猛烈的射击声中摸上了五间厅的平台。我们的火力集中，侍卫们死的死、伤的伤，渐渐被我们压进下面一间屋子里去了。我踢开蒋介石的房门，只见床上被套掀在一边，假牙与武装带搁在桌上，人却不知哪里去了。我将手伸进被窝，还是温的，这说明蒋介石方才还睡在这里，跑出去不会多远……
正在这时，一个士兵让我出去接电话，说是副总司令（张学良）从西安打过来的。我跑步过去拿起话筒，听到张副司令正与杨主任急匆匆地说话。我搭了声：“报告副司令，我是孙铭九。”
“委员长人呢？！”
“不见影了。被窝还热着，大概跑不远。”
“赶快寻找，天亮时找不到，提你的人头来见我！”说罢，他“叭”地压了电话。
天哪！我摸了摸脑袋，气急败坏地出了门。一个士兵飞跑过来向我报告：“山墙上发现一只皮鞋，墙头有爬越的痕迹。”
我手枪一挥，命令会合在华清池里的部队，留一小部分打扫残余，其余的兵分四路，上山搜索：“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委员长钻进地缝里，也要给我抠出来！”
天麻麻亮时，在半山阴坡的一面陡壁下，草窝里半躺着一个瘦小的士兵。我厉声问道：“委员长哩？”那士兵舌头打晃，胡乱支吾。我用短枪点住他的脑袋：“不说实话，我毙了你！”那士兵抖着手指，往东北侧的山垭里戳了戳，我的队伍呼啦一下包围了山垭。
问：“这个士兵是什么人？”
答：蒋介石的族侄，叫蒋孝镇。是他在枪声中将老蒋托上墙头的，翻出华清池，背上半山腰的。
这时有人大叫：“委员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蒙蒙曙色里，石垭间缓缓地溜下一个瘦长的身影，脚在平处落稳，便伸手扶住一尊鱼脊石，慢慢直起身子。秃头，短发灰白，身着古铜色长袍，白布衬裤，身上沾满山刺和败叶、泥土。他一听我们是东北军，不是红军，不再颤抖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要他下山，说张副司令、杨主任在城里专候。
他很不高兴，耍起赖来：“我腰断了，不能走，一步也不能走了！”
“下边有汽车，下山坐车进城。”
“我一步也不能走，腰痛，哎哟哎哟！”
“我背你下山，怎么样？”
“山这么陡，怎么背？这里有没有马？我会骑马，骑马下山。”
问：我们听人传说，你当时一见到蒋介石就两膝发软，跪地，磕头，作揖。
答：胡说八道，那是诬蔑！让老蒋下山他不动弹，我急得要死，跪下一条腿转过身子，要背他下山。这怎么能叫磕头作揖！抓不到蒋介石，少帅要我提脑袋去见他，你说我当时有多急。
问：人急了啥事都能干得出来。
答：无论干什么事儿也不能给他老蒋下跪叩头！我孙铭九是爱国青年，一腔热血，大是大非面前不马虎。
问：当年你抓蒋介石的那个地方，后来修了个“捉蒋亭”，参观的人拥拥挤挤，可红火哩。
答：旅游部门要赚钱。五间厅、华清池，听说都是不亚于秦始皇兵马俑的旅游景点。收入很可观呢。
问：我们陕西人还是没有经济眼光，不会赚钱。
答：这话怎么讲？
问：我如果是旅游部门负责人，将你老先生请去。每天在贵妃池里洗个温泉澡，就坐在当年那个五间厅里，门口设几个收票的，交一张“大团结”（那时一张10元的人民币可不是小数字）只准许看半分钟。交五张大团结与你合一张影。你说说，那会是咋样个收入？
答：（孙老笑了）我又不是狮子、老虎，会那么值钱吗？
问：你是抓蒋介石的英雄。没有你，或者那一天抓不住蒋介石，这西安事变将如何收局呢？
孙铭九老人笑了。
……
转眼间26个年头过去了。26年里，我们与孙老先生失去了联系。孙老如若健在，也应是108岁高龄了。在20世纪的历史风云里，孙老是值得怀念的一个人物。
兵谏亭下方的华清池既然留下了杨玉环与唐玄宗的姓名，这兵谏亭怎能没有孙铭九与蒋介石的姓名呢？
骊山与西安之间，是驰名的灞桥。我小时节听爷爷讲，那些宽石条铺接成的灞桥是敬德监修的。敬德就是尉迟恭，是1300年前玄武门之变里的第一杀手，他在玄武门之变里的作用胜过了孙铭九在西安兵谏里的作用，是唐代凌烟阁里排在前几位的功臣。灞桥之盛名，不限于折柳送别，项羽设鸿门宴之际，沛公刘邦就住军灞上（不知那时节有无灞桥，因为《史记》只记载：“沛公军灞上”）。12月12日凌晨孙铭九出动兵力赴华清池抓蒋之时，就是从灞桥西桥头出发的。此前数日，张杨二将军往返西安与临潼之间，也多次从这座桥上经过。可以说，灞桥向东、向西所延伸开来的，是一条神秘的长达70里的“导火线”，决定着西安兵谏的顺利实施，圆满成功。天下桥梁多矣，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有哪座桥可以和灞桥相提并论呢？
灞桥往西10里，是二十里铺。兵谏之前三天，游行的学生队伍欲往临潼请愿，为制止流血惨案发生，张学良在这里流着热泪劝阻了学生队伍，当时，有的爱国学生躺在张学良的小汽车前，不让张学良返回西安，要他直接赴骊山华清池去劝谏蒋介石抗日，否则，宁可让张学良的小车从他们身上碾轧过去。12月9日这一天，“兵谏”在实质上已经被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推上了“箭在弦上而不得不发”的最后当口。
从这里再西行10里，即进入了西安城。城里的金家巷、止园、新城大楼、高桂滋公馆，本人在《近看西安兵谏》一书里各有记述，不说也罢。
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而黄河的形象，正是一条向东天腾飞的巨龙。西安城，从地图上看，正好是位于龙的腹心部位，数千年来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事件，往往是中国政坛上的重大纠葛，核心议题。玄武门之变，马嵬坡兵变，西安事变，单是从骊山到马嵬坡这百多里地域之间，随便一展开就涉及到三桩“兵谏”大事（也真是说不尽的西安兵谏）。
辉煌久远的中国历史是博大精深的，这里仅仅以西安兵谏为轴心而引申放谈，似乎就可以窥知中华巨龙在20世纪行进途程中的片鳞只爪。
点评：
读过《近看西安兵谏》，再读《说不尽的西安事变》，对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近看》详尽、生动、感人；而《说不尽》概括、精当、深刻。把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仅用几千字概括出来，并由此深入进去又引申开来，没有高超的表达力是万万不行的。
陈巧梅2019.12.29
几十万字的一本书浓缩成这样短的一篇，给多数读者简明扼要了解西安事变的过程提供了很大方便。張学良和鲁迅，作者和孙铭九的对話，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后者更是第一手资料，极具权威性、可信性。确实值得回味。
王宗义202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