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粉丝希望我写一篇关于女人缠足的文章。为此，昨晚十点多，他私信我17条留言。这是一位老年朋友，七十多岁了。他说他看到一个年轻作者写了这个内容的文章，但写得不深入，认识不深刻，有的地方还不正确。所以，他希望我写。

看来，这位粉丝信任我能写得更好一些。不过，关于以前中国妇女缠足的问题，这种文章网上其实很多的。所以，在听了他前面一两个留言时，我没打算写，只想告诉他怎么去找这方面内容看。但当我听到后面时，我觉得有必要写这篇文章。

不过，我要写的这篇文章，就不局限于说妇女缠足的问题了，而是要全面展开了来说，从妇女脚的解放，说到妇女的解放。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这位老年朋友的认识存在误区，他以为，禁止缠足与妇女解放，都是解放后或者解放区才有的。

听完这位老年朋友所有的留言，我深深感受到他对毛主席的崇敬、热爱和赞美。但实事求是地说，解放妇女的脚与解放妇女，不是解放后或者解放区才有的，之前早就有了。而这些，包括男人剪掉辫子，其实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妇女缠足的历史，网上资料很多，这里只简要说一下。妇女缠足从何时开始，有不同说法，但据学者高洪兴专业著作《缠足史》考证，缠足开始于北宋后期，兴起于南宋。

缠足的方法是怎样的呢？上面那位老年朋友对那个年轻作者的文章表示不满，主要就在这方面。他觉得，那个年轻作者把缠足说得太简单了，以为用布裹上就叫缠足了。他说不是这样的。

这位老年朋友向我讲述了他知道的缠足方法。如下图。他的意思是说，缠足需要掰脚趾，甚至把脚趾掰断。这突出了缠足的残酷。但以他的年龄，肯定不可能亲眼看到，应该也是听说的。

我当然也没见过真正的缠足过程。我奶奶是小脚，我永远记着奶奶走路的样子，但我其实无法真正体会奶奶曾经的痛苦。网上有一篇文章介绍缠足分为五个阶段，我只能凭此去想象痛苦。

第一阶段叫“试缠”：

要将除大脚趾外的其余四个脚趾向脚底内侧按压，裹上长布，用针线缝住。

第二个阶段叫“试紧”：

比第一阶段力度更强。这是最难熬的阶段，费时约半年。每三天把裹脚布拆开一次，清理脚上的脓包和鸡眼，然后在重新缠裹，并且一次比一次裹得更紧一些。

第三阶段叫“裹尖”：

此阶段，脚背会逐渐高高隆起，被压弯的脚趾头会与脚底融为一体，变得又扁又平，脚型也逐渐呈现尖型。

第四阶段叫“裹瘦”：

古人追求的是“骨脚”，即一双小脚上，几乎摸不到一点肉。缠足的过程中，由于血液不循环，脚面上的皮肉往往会多次溃烂、出血、生疮，然后再结痂，脱落，最后就只剩下了骨头。

第五阶段叫“裹弯”：

脚后跟的骨头会变形前趋，脚背呈弓型，脚后跟与脚掌之间出现一条缝隙，这条缝隙也被称为“折腰”。

这里没说到掰断脚趾，但足够残忍。掰断脚趾应该是操作过猛吧。如此，一个女人的终生痛苦，成全了一个男人的变态欲望；全体女人的终生痛苦，成全了全体社会的变态审美。

我的这位老年粉丝朋友还对影视剧里面的“小脚女人”不满，说现代女人演不出古代小脚女人的走路姿态。这个倒是真的，大脚女人就不可能学会小脚女人走路。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中国文化的博大，原因就在于能够吸收一切进步的、实用的东西。清末时期，西学东渐又形成一个高潮。西方女权运动因此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早在光绪四年（1878年），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发表文章反对妇女缠足，号召妇女戒缠足。

这些有识之士，主要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后来他们拟定《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在上海《时务报》上刊出，梁启超还写了《戒缠足叙》，为禁止缠足造舆论，还在上海设立不缠足总会。但维新失败，不缠足运动中断。

维新派的不缠足运动虽然失败，但是不缠足的观念开始传播，并渐渐深入人心。所以维新派在这方面功不可没。资料显示：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1899年12月)，英国立德夫人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天足会。光绪三十二年该会由中国人接办后，出版《天足会报》，广为宣传，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发展较快，当时上海参加不缠足会的妇女约有5万人。

原来的苏教版有一篇课文，题目叫《孙中山破陋习》，讲了孙中山小时候看到母亲逼着姐姐裹小脚，令姐姐万分痛苦，这深深地刺痛了他幼小的心灵，后来，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当了临时大总统，下令废除了这个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陋习。

这个故事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民国第一年，民国政府确实发布了《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全国禁止缠足，有违反者惩罚家属。之后，妇女缠足的恶俗便逐渐革除。也就是说，解放前并不是解放区的妇女才不缠足，其他地方也是的。

当然，那时候兵荒马乱，肯定会出现禁而不止的情况，有些观念守旧的或者偏远地区的父母给女儿缠足，而无人过问。比如莫言《红高粱家族》里的九儿，就是缠足的，她那双小脚还因为稀少而令很多人着迷呢。但是，总体来说不缠足的要多。

解放脚，只是妇女解放的一部分，属于生理上的解放，而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精神上的解放，要实现男女平等、结婚自由、离婚自由，有受教育权力、工作权力、自由行动的权力，不再是古代那种三从四德式的，更不是男人可以单方面休妻的了。

婚姻方面，在古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性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这种观念在民国时期也还有。《红高粱家族》里面的九儿，就是被贪财的父母嫁给了一个麻风病人。但是，民国时期，已经出现自由婚姻了。

说起民国时期的自由婚姻，那是有很多名人轶事的。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兆和，徐悲鸿与孙多慈，这都是著名的师生恋。才子佳人有林徽因与梁梁思成，冰心与吴文藻，朱生豪与宋清如，钱钟书与杨绛。还有一个叫徐志摩的“情圣”。

民国时期，一夫一妻的观念也已经开始普及。在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已有对一夫一妻制的规定。不过，由于处在乱世，封建思想也未完全根除，依旧存在可以纳妾的情况。这方面著名的莫过于两个画家：齐白石与张大千。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中国才真正意义上完全实施了一夫一妻制度。‌建国后，法律具备了执行力，即便有些人存在封建思想，心里想着三妻四妾，也不敢娶了。女性不仅可以择偶，自由结婚，也可自由离婚。

所谓“妇女在劳动方面的解放”，就是指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工作机会。在以前，妇女足不出户，只能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这是妇女依附于男性的主要原因。所以，工作机会平等，是男女平等的重要保障。

而说到这方面，很多人应该能想起一句著名的口号，叫“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一度被认为出自毛主席之口。但据考证，毛主席语录里查不到这句话或类似的表达。而又有人考证出，这句话来自于湖南俗语“妇女是半边天”。

此外，还有人考证出，民国女外交官颜雅清1935年9月19日在“国际联盟”第一委员会的第五次会议上，就妇女的“国民性”问题作主旨演讲时这样说过：“让全世界的妇女享有‘半边天’，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具有类似意思。

而毛主席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也是对妇女工作能力的肯定，同时这也对后来的妇女运动起了鲜明的导向作用，尤其是大跃进时期。

195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之下，各行业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妇女大跃进运动。妇女走上了各个工作岗位，梳双辫、留短发、身着蓝色工装的妇女遍布各行各业。“一人要顶两人干，妇女要赛过男子汉”成为流行口号，被很多人挂在嘴边。

需要指出，所谓妇女大跃进运动，意思不是指妇女在大跃进中的运动，而是指妇女运动超越了合理范围。众所周知，女性在生理上与男性是有所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决定了男女在劳动上不可能“绝对平等”，追求这种“绝对平等”是错的。

但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妇女运动就出现了这种不合理的追求。在妇女参加各行各业劳动过程中，一些劳动模范被树立起来，成为全国妇女学习的榜样，全国出现了大批“钢铁姑娘”“丰产姑娘”“女英雄”，一举成名后就有了上升空间。

示范效应产生后，为了荣誉，妇女们拼劲迸发出来，加上当时缺乏生理方面的知识与羞耻感，以及“轻伤不下火线”的宣传，导致很多妇女在经期甚至孕期仍然坚持工作，甚至毫不在乎，结果对身体造成了伤害，有的甚至失去生育能力。

从禁止缠足，到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再到受教育权、工作机会平等，中国妇女解放，这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功劳。中国文化天然地追求进步，妇女解放从西方兴起，西学东渐，中国文化必然要吸收。

就连妇女大跃进运动也是历史的必然。妇女大跃进运动虽然给许多妇女的身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仅仅靠男性是不够的，而那时的劳动氛围具有超强的感染力。

总之，中国共产党是顺应历史潮流，将前人开启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到底。废除裹小脚等封建陋习，革除毒害女性心灵的封建思想，探索妇女解放的正确内涵，这固然值得点赞，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也可以说是分内之事。历史潮流顺者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