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都有不少皇帝对于经史的兴趣可谓尤其浓厚。而这些帝王之人了解经史的方式与普通人相比，当然有些不同。有什么不同？他们可以充分利用手头的人才资源，让精通经史的专家学者为他们讲课。这种专门为帝王讲经论史的方式叫做“御前讲席”，自宋代后则称经筵；负责这一工作的官员叫知经筵事，负责给皇帝讲课的则叫经筵官。

从制度设计上来说，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帝王教育。有学者认为，这种制度设计的最终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强调道统高于政统，利用天道制约皇权的无限膨胀。但这样的目的最终达到了没有是大成问题的。这一点，单单是我们看一看明朝景泰年间明代宗皇帝朱祁钰在经筵官讲课的时候的一个类同儿戏的做法就可以看出。

明人黄瑜在《双槐岁钞》卷七“金钱银豆”一章中有这样的记载：景泰初，开经筵，命太保宁阳侯陈懋知经筵事，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高穀同知经筵事，户部右侍郎兼学士江渊、学士商辂、侍讲学士刘铉、吏部右侍郎俞山、礼部左侍郎仪铭、兵部右侍郎俞纲、祭酒萧镃、左春坊左谕德赵琬，兼经筵官。相传云，“是时，每讲毕，命中官布金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高穀年六十余，俯仰不便，恒莫能得”。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距离今天大约700来年前的明代宗朱祁钰登基之初，曾经让人为他讲经论史。而负责这一工作的人都是公候之人或者朝廷高官。在这些讲官讲课结束之后，明代宗会让太监把金钱撒在地上，作为对讲课之人的一种奖赏。不过，这种奖赏同时带有戏谑成分乃是毫无疑问的：奖赏难道说一定要把金钱撒在地上吗？就不能让太监规规矩矩地递到讲课之人的手中？而那位年过花甲的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高穀，因为腰腿僵直不听使唤因此无法俯下腰身捡拾，最终竟然一无所得，足以让人看出明代宗这其中的用心：如看猴戏一般看臣子捡拾地上的金钱。

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一切看做是明代宗在学习经史之余，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融洽君臣关系的一种手段；但我们同时需要知道的是，讲经论史可是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大事，应该十分严肃与认真；与此同时，对于讲课的老师——既是朝廷命官也是一把老骨头的高穀来说，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很有些不恭不敬乃至羞辱的色彩？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明代宗是在把高穀们当猴耍！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经筵官在讲经论史的时候的心态还能正常吗？比如说，会不会在讲经论史的时候更多的情况下，顺着帝王的心意，专挑好听的讲，专拣中意的说？

“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今人的说法，古人则另有一套话语系统来表达这层意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所以，作为帝王之人，如果真的能够好好学习历史，能够好好地学习诸子百家的学说，那么，是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从前人的积累中获得智慧，更好地进行国家治理的；如此这般，社会自然能够相对安定，国运自然能够长久。但是，这一切对于帝王之人来说谈何容易！因为太平之时未必会有危机感，他们要享受权力、享受生活；而当危机降临的时候，“急用先学”已经来不及了。

明代宗随着明英宗的复辟，仅仅在皇帝位置上待了7年就下台了。他的帝王生涯之所以如此短暂，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在“御前讲席”的课堂上太过随意与玩笑，没有能够深刻了解与掌握做皇帝、长久得做皇帝的那些诀窍；但是，从历代皇帝中能够称得上圣明的总是少数，而更多的皇帝则是或糊涂、或荒唐、或暴虐，所有的封建王朝最终都无法如其开国皇帝所愿“一世二世而万世”，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我们不难看出，“御前讲席”的作用无疑十分有限。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于经史与经筵官的态度跟明代宗一样，太过游戏、太过潇洒有相当的关系。

因此，一定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皇帝弄臣最终也弄死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