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2024年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不仅整体看上去复苏势头减弱，各个方面的增长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继而影响到经济系统的修复进度，甚至拖累较好方面的复苏情况。

这些属于经济系统的结构性问题实则是“灰犀牛”事件，之前就有吹哨人发现并加以警告，只不过此与气候恶化一般，乃是缓慢变化的事件，因此对于人们来说感知没那么强烈，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当蒸汽温度升高到青蛙难以忍受之际，便是为时已晚，只需数分钟就能将青蛙蒸熟。

于是乎，受制于这些温水煮青蛙的“灰犀牛”因素，今年经济发展的状况似乎比去年还要差一些。

从近期官方公布的一季度同比和单月份环比等各项数据即可一窥究竟：

今年一季度我国GDP虽同比增长5.3%，但三大产业产值增速均没有超过GDP。

M2同比增速虽有所减少，但6月份M1同比增速竟也同比下降，甚至跌至负值，为有史以来首次低至负值，可见社会流动性相对紧缺。

社融增速同样不容乐观，企业融资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均有所减少，表明生产端不看好经济前景；就连行政部门融资融券同比增速也在下滑，环比虽上升，但呈结构性分化，且愈演愈烈；至于家庭或居民个人贷款，主要以新增房贷为主，同比大幅缩水，直接下滑七成有余。

财税方面也是处于下行态势，行政一般公共税收同比下滑近两成，除了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收窄，行政部门基金收入也有所减少，反观非税收入却大幅增长近三成，民间宣称是社会治安罚没措施趋严，加上企业主体补税行动如火如荼所致，官方却说是由于地方行政部门出售国有资产以回笼资金、填补财政收入的窟窿。

楼市方面，全国各地商品房销售面积，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均大幅下滑，导致新开工和竣工面积也有所减少，全国各地房价平均跌幅超两成，部分专家预测可能跌幅超四成以上才是商品房价格的底部，也就是说，未来一两年内房价还有下跌空间。

需求端方面，上游原材料价格虽受需求疲软而有所下降，但由于地缘冲突不断，惩罚性关税有所上升，导致制造出口成本不降反升；大宗商品消费同比增速也是进一步收缩，价格却呈水涨船高之势，或许是其他方面的流动性导入导致的推高价格之状况；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每单位盈利额却比疫情前大降三成左右。

社会其他方面，一季度结婚对数跌破200万；“618”年中购物节销售额同比大降近两成；全国多地最低人工时薪已有近一年没有做相对应的上调。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如今宏观经济形势之严峻，但这些还不是最大的难题所在，真正最大的难题是：我们现在到底是要保房价，还是保汇率？

保房价意味着要坚持楼市去库存，但这样势必就会加剧社会端的债务危机，从而摧毁资产价格体系，使汇率大跌；

而保汇率则需要将精力投入到产业升级和稳就业等工作上，循序渐进化解债务危机，然而面对外界狙击我国大类资产，我们的做法却是以牺牲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不做任何制度上的改变，这样一来非但会失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绝佳机会，长期以来反而酝酿出比债务危机更大的社会性危机。

所以，接下来我们究竟如何抉择？如何取舍？

或是如何“既要……又要……”，将会是2024年这一历史分水岭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回想去年或几个月前，官方对于宏观经济形势尚不会判断成“通缩”，相反的是其极力避免任何数据的解读导向通缩的结果，但凡舆论场上有点风吹草动，相关发言人都会出来似辟谣一般，严正声明彼时的经济基本面没有陷入通缩，往后也不会陷入通缩，总之就是持续向好的。

然而，自今年二季度以来，官方的态度截然发生了转变，对于通缩的说法不仅接受，还认定其乃长期趋势，只不过依旧认定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的预期，言其仍具有结构性繁荣的特征。

暂且不论官方对于经济形势的态度发生大转变的缘由为何，其所扬言的结构性繁荣，本质上就是结构性失衡，而将其当成对市场预期管理的话术方向，从侧面印证了当前经济形势之严峻已超过往时期的客观事实。

还有一些现象或蛛丝马迹可以印证经济下行状况之严峻：

由于国情使然，行政主体实权在握，且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各种影响力，于是观察其投资决策的动向便可知晓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比如四年前的“退房令”，即上面要求国央企及资管平台尽快从房地产市场全身而退，将资产出售，任何权益都要与该市场交易剥离开来，而当该指令下达后不久，便迎来了楼市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监管举措，即针对房企融资的“三道红线”。

如今，上面再次要求行政部门及公有制主体尽快将自身资产从金融行业剥离出来，或是对自身涉及金融业的资产做极端风控的措施，以避免系统性风险传染至国有资源行业，结合地方行政主体出售资产遂使非税收入大增的行为，但凡大脑健全人士都会对经济前景抱以不容乐观的看法。

话说回来，本轮由楼市基本面下行所引发的经济周期性震荡，本质上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由此导致经济体制出现结构性矛盾的问题。比如最近这轮救市即“5·17”楼市新政颁布并实施一个多月后，效果一如此前自2022年以来实行的三次稳楼市政策潮，不仅没有使楼市基本面有所好转，还对宏观经济基本面造成更为严重的拖累。

而造成这般局面的“罪魁祸首”，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即我国宏观基本面遭遇史上最大难度的决策难题：针对楼市延续平价或降价去库存的政策面，还是从消费端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以此力保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

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去库存与保房价之间本身是一对矛盾的关系。

楼市去库存的过程，由于行业边际效用递减和信贷扩张受限等因素的影响，发展红利已逐渐减弱，这使得推动房地产市场回升的手段从涨价转向降价。

然而，这种降价措施往往会导致经济系统进入通缩螺旋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房价、汇率与就业之间呈现出高度正相关的关系。商品房作为大类资产，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主权货币的信用。

因此，楼市的下行不仅仅局限于房地产行业，还会对整个社会和经济造成广泛的传导效应。

经过一段时间，楼市下行必然会影响到就业面。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居民的初次收入分配，因为房地产行业通常是经济中的支柱之一。

其次，企业的销售端也将面临重大威胁，尤其是那些依赖于房地产市场的建筑、建材和相关服务行业。

总体来看，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并不是简单的保房价与保汇率之间的二选一，而是需要兼顾两者。

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与发展，不仅直接影响到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还关乎到整个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何在去库存的同时，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的难题。

除此之外，还需要综合考虑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问题、金融政策的影响，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支持，尽可能缓解楼市调整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同时避免通货紧缩和经济下行风险，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课题。这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以确保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促进社会和居民的全面发展。

总之，在2024年这一历史分水岭，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并不是在保房价与保汇率之间选其一，而是必须两者都要兼顾才行。

想要完成楼市去库存，就必须先稳就业和收入预期。由此一来，才有可能既保得住房价，又稳定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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