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问题——“西方的科学是否是真正的科学？”和“人类是否会最终死于科学？”——涉及对科学本质的理解、科学的伦理和技术的未来潜力。为了全面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分别讨论科学的全球性、科学技术的影响以及人类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科学并不属于某一特定的文化或地域，它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基于经验观察、逻辑推理、实验验证和开放性批判。所谓“西方科学”，其实是指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和体系，而这种体系在全球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践和应用。科学的核心要素包括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和开放性，这些特质是跨文化、跨国界的。

西方科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主流框架，确实起源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时期（16-18世纪），

当时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建立了许多基础性的科学理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是西方独有的，实际上，古代中国、阿拉伯世界和印度等非西方文明在历史上对科学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

因此，现代科学虽然在西方得到重要发展，但其基础和方法是全球性的。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真理，不依赖于文化背景。科学的普世性决定了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文化，因此“西方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全球科学的一部分。

有时人们会认为“西方科学”指的是特定的文化视角下的科学，但真正的科学不受文化限制。例如，物理学的万有引力定律、化学的原子理论、生物学的自然选择理论，这些科学原理与发现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文化环境。任何文明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检验这些原理。

科学的目标是发现客观规律，而这些规律在不同的文化中是相同的。因此，所谓的“西方科学”并不是某种文化特有的知识体系，而是科学探索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个问题反映了人类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深刻担忧，尤其是在面对当今世界的环境危机、核武器、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时，这种担忧更加明显。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个问题。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生活的改善是毋庸置疑的。从医学、农业、能源到信息技术，科学技术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疫苗的发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全球化通讯的便捷都得益于科学的力量。然而，科学技术的应用如果不受约束或不负责任，也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核武器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原子物理学的发现导致了核武器的发明，核武器的使用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摧毁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尽管核能也有和平用途，但其毁灭性潜力让人类始终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下。

此外，气候变化也是现代科学技术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失衡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大量的化石燃料使用导致全球气温上升、极端天气增加、海平面上升。科学的发展使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些危机的严重性，但同时，工业化进程也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

科学本身并无善恶之分，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如何使用科学技术。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强大的，但它并不能为我们决定如何运用它的力量。”伦理的缺失或利益驱动下的技术滥用，可能让科学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例如，基因编辑技术可以用来治疗遗传病，但也可能被滥用于“设计婴儿”或其他不道德的目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带来了伦理上的挑战，特别是在军事领域，自动化武器的使用可能导致无法控制的战争后果。如果我们不对技术加以规范和伦理限制，科学可能成为毁灭人类自身的工具。

尽管科学技术有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但它同样为人类提供了应对危机的工具。例如，科学技术正是帮助我们理解气候变化并研发可再生能源的关键。全球范围的科学合作也是防止全球灾难的必要手段，例如新冠疫情期间的疫苗研发和公共卫生措施。

因此，人类的未来并不是注定被科学毁灭的。关键在于人类如何智慧地管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通过伦理审查、国际合作、科技监管等方式，人类有能力确保科学技术为全人类的共同福祉服务，而不是成为毁灭的力量。

“西方科学是否是真正的科学？”答案是肯定的，西方科学代表了科学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其核心方法和原则是普世的，不受地域和文化的限制。科学本质上是全球性的方法论，任何文化或文明都可以通过科学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真理。

至于“人类是否会最终死于科学？”这取决于人类如何使用科学。科学本身是中立的，但如果没有伦理规范和合理使用，科学技术确实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然而，科学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帮助我们克服诸如气候变化、疾病、资源短缺等全球性挑战。因此，科学既是风险，也是希望，关键在于人类如何智慧地管理和利用科学的力量。

科学作为一种工具，本身并不是决定人类未来的因素，真正决定我们未来的，是如何将科学与道德、社会责任结合起来，确保科技的进步为全人类造福，而不是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