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3年的北京宣武区，39号大耳胡同的一件事件震动了整个社区。李家琪，一位外表普通的老人，被公安人员突然逮捕。曾是国民党军统最后一任北平站站长的他，多年来潜伏在首都，代号“7271”。经过多年平静的生活，他又开始秘密为台湾情报机构搜集情报。李家琪的被捕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也让人们不禁思考：在我们身边，是否还有未被发现的秘密与谜团？
李家琪，出生于1927年4月的河北丰润，随家人迁至北平生活。北平，那时是新思想的汇聚地，李家琪自幼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形成了强烈的报国愿望，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爱国青年。
在1941年，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际，仅14岁的他正在读高中。他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加入了“华北铁血锄奸团”，担任交通联络员，为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随后，他进入国民党军统的培训班深造，不久便在军统的豫东组和北平站特别组中任职，逐步显示出其狡猾与残忍的本色。到了他二十岁那年，李家琪迅速升迁，成为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特别组的副组长。
在这个职位上，他开始滥用权力，经常以“共产党嫌疑罪”为名，随意逮捕工人和普通民众。很多时候，这些被逮捕的工人仅仅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无意中冒犯了李家琪，或在他看来行为不敬。
李家琪以自己在保密局的职位为武器，把这些无辜的工人投入监狱，作为树立自己权威的手段。他的行为越来越无法无天，从最初的逮捕到后来对工人们施行私刑，把个人恩怨混入职责之中，以此来发泄私人的怒气和不满。
这种极端行为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一名普通工人在遭受无数次非人折磨后，在监狱中死亡。面对这起命案，李家琪未有丝毫悔改之心，反而更加肆无忌惮。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轻描淡写地为这名工人编造罪名，粗暴地掩盖了真相。
这个事件仅是李家琪在特务生涯中众多暴行中的一例。他的行为不仅仅是对被害者的极大不公，更是对正义和法律的公然挑衅。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家琪在滥用权力和侵犯人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成为了人民眼中的恶棍。
1947年的一个夏日，当他在鲁中南地区执行特务活动时，被人民解放军捕获，此事标志着他长达数十年的监狱生活的开始。到了1953年11月，李家琪因多次反人民的罪行被正式判处15年有期徒刑，随后被送往青海省服刑。
即便在狱中，李家琪的态度仍然强硬，拒绝悔改，继续坚持其反动立场。1958年，由于他在狱中的再次违法行为，法院重新审判，判其无期徒刑。
尽管持续表现出顽固的反动态度，但在1975年的一个春日，出于国家特赦政策的一部分，李家琪被条件性释放。这一决定，虽然是基于对他年长及健康考虑，却未能使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内心深处仍旧抱有破坏新中国的念头。
1979年的冬天，在北京的宣武区，李家琪接到了陈天民即将前往香港的消息。这对于李家琪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他看到了一个深藏不露的机遇，他请求陈天民帮他寻找名为“李家宝”的人。但“李家宝”并非真人，而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的一个密信代号，这一请求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策略。
陈天民离开后，李家琪开始焦急地期待回信。终于他收到了一封用特殊药水书写的信，表面看似寻常的慰问信，实则承载着密集的情报。李家琪的情绪激动到手都在颤抖，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封信，从中解读出暗含的各种信息。
兴奋之余李家琪不慎从马上摔下，严重受伤。但他将这看作是一个契机，借此机会他匆匆离开青海，前往北京寻找庇护。他的目的地是他五叔的家，一个他认为可以暂时安全的地方。
在北京期间，李家琪没能静下心来，他的行动频繁而神秘，经常外出，回家则关在房间里密谋。他显得并不缺钱，反而经常携带昂贵的物品回家，这些异常行为使他成为了五叔家中的可疑人物。更令人猜疑的是他与五婶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寻常的关系，这让五叔极为愤怒，经常向警方举报，但始终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结果五叔在一次愤怒中将他赶出了家门。
孤立无援的李家琪没有放弃，1981年夏天李家琪在北京的宣武区娶了王寡妇为妻。王寡妇带来了一个额外的“资源”——她的养女仇云妹，仇云妹在政府机关工作，负责敏感的文件收发工作，这为李家琪提供了新的机遇。
为了能利用上仇云妹，李家琪开始对仇云妹发起“进攻”，得知患有胃疾，他不惜重金聘请顶尖医生进行治疗，并承诺：“无论代价多大，我必须确保你痊愈。”当仇云妹一次因发烧卧床时，尽管腿脚不便，李家琪还是亲自为她送去药物和关怀，表现出近乎父亲的照顾。
当得知仇云妹希望提高英语水平，李家琪立即通过他的特务网络从香港邮寄来了昂贵的英语教材和录音带，仇云妹收入微薄，却要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生活常常显得捉襟见肘。李家琪得知他们的困境后，便开始巧妙地施展他的策略：先是赠送一台电视机，不久后又送来一台洗衣机，短短一年内，他给仇云妹家送去的礼物总价值超过了1000元。
李家琪的行为不仅限于物质上的慷慨。他还精心塑造了一个“慈爱父亲”的形象，用这种角色来感化仇云妹，李家琪的关爱和慷慨似乎弥补了她生命中的这一空白，她逐渐放下了防备，完全信任了这位假想的“父亲”。
在她对李家琪充满感激的同时，李家琪却在暗地里开始布局更大的计划。他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国家大局，常向仇云妹询问与其工作相关的信息。仇云妹，被感情牵动，对李家琪的询问总是无条件回答。
时间一长，仇云妹甚至开始轻视党纪国法的重要性，利用自己在银行的职务之便，将李家琪所“感兴趣”的文件带回家中。这些行为，虽出于无心，却逐渐使她深陷犯罪的泥潭，无法自拔。
1982年感谢他的“卓越表现”，台湾方面将他的月补贴从500元提高到了1000元。然而在同年9月，李家琪的联系人李相才在一次行动后被捕，
1983年初，一位名叫蔡苹的中年妇女从香港来到北京，找到了李家琪。她给他带来了九千多元港币、一封密信和一些密写药片，然后迅速离开。密信中告知李家琪他被任命为北平站站长，代号25607，让他感到无比振奋。
仅仅几天后，即1983年1月22日，蔡苹在返回香港的途中被捕。李家琪虽然得知此事后极力隐藏，但已无济于事。2月1日的清晨，李家琪坐在大耳胡同家中的院子里，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泡着茶，看着电视，不知不觉中享受着这段平静的时光。
从北京市公安局出发，两辆警车沿着繁忙的前门大街急速西行，冰冷的清晨被划破车辆的轰鸣。它们在大耳胡同的入口处急停，沉重的车门打开，几名配备全副武器的公安人员迅速下车，步伐坚定地走进了编号为三十九的大院。
在北屋李家琪正悠闲地靠在沙发上，享受着早餐后的闲暇时光，看着电视上播放的节目，完全没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当房间门猛地被打开，几名公安人员冲进屋内，他突然从放松的状态中被惊起，眼睛一时眨巴不停，还未来得及反应。
这个案件的侦破似乎简单直接，其逻辑也毫不复杂。自1980年以来，公安部门就已接收到关于“7271”的多份告密信件，记录了李家琪进行的一系列情报活动，包括他策划的发展名单和与香港特务的多次接触。公安机关掌握了所有细节，确保了国家的机密安全，没有任何信息泄露。
台湾情报机构对此依然抱有幻想，频繁通过国际广播向“7271”发出呼召：“7271，7271，已收到全部信件。中央高度评价你的工作，并全力支持你的活动。请随时汇报工作进展。祝你取得胜利。”这样的呼叫不仅成了无用功，也变成了笑谈。
无论李家琪或他的幕后指挥者是否愿意接受，他们复兴旧梦的“7271计划”已被彻底粉碎。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和及时行动，标志着这场隐秘战斗的终结，确保了国家安全不受威胁。审判之后，李家琪被判无期徒刑，仇云妹因牵连被判五年有期徒刑，蔡苹则被判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