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非本人，仅为示意
1937年，汪瑜从济南女中高中毕业，回到故乡泰安。不久，抗战爆发，汪瑜也投入了抗日的洪流，参加了一些抗日的活动。
汪瑜所以愿意投身抗日，除了形势的原因，再就是受周边同志的影响。
她小学语文教师燕志隽、初中老师的张老师和高中的英语老师，思想都比较进步。他们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汪瑜看，对她的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泰安以后，汪瑜又接触到不少具有爱国热情的亲友。
如范琳，是范明枢老先生的孙女，她的爱人夏辅仁是泰安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是泰安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1932年，夏辅仁在曲阜省立第二师范读书时被捕，关押在济南监狱，范琳常去探监。范家住在东门外，汪瑜家在东门里，只隔着一道城墙。
汪瑜还认识马馥堂的爱人傅玉真，和她的妹妹傅生。她还认识鲁宝琪，当时鲁是泰安临时党委负责人。
这些人都对她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说国民党不坚决抗战，节节败退，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抗日胜利。于是，她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开始，汪瑜只是为抗日宣传品刻刻钢板。1937年，范琳和夏辅仁介绍他参加“泰安抗日救亡剧团”。这个剧团是泰安县委直接领导的，团长是马馥堂。剧团有10来个人，经常演出的剧目是《放下你的鞭子》。
这出剧不需要舞台，在露天广场人多的地方，一敲锣就能演起来。汪瑜演香姑娘，范筱文演老头，夏辅仁演青年游击队员。当汪瑜演到香姑娘因为好几天没有吃饭，饿得跌倒路旁，被老父亲用鞭子打得再起来卖唱，流着眼泪唱着“爹娘啊，爹娘啊，哪年哪月才能欢聚一堂......”，围观的群众也跟着哭起来，激起了他们对流亡妇女的同情和对鬼子的痛恨。然后夏辅仁从群众中出来，向群众宣传一番抗日救亡的道理。这出剧演出效果很好，汪瑜却也因为角色的原因挨了不知多少鞭子。
剧团宣传的地方，开始是在泰安城里，主要在岱庙、火车站，后来夏辅仁和马馥堂提出，还要到农村去。于是，剧团就到离城十里的村子里演出，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此时，有一批平津流亡学生在泰安搞抗日宣传，剧团有时也配合他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向他们学习的。剧团还和他们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
有一天，汪瑜到马馥堂家去，马说没有抗日武装是不行的，不能解决问题。第一步先组织个抗日自卫团。汪瑜当即表态参加。
自卫团成立会在篦子店小学召开。汪瑜因此认识了于一川，他是这个小学的教员。会上选举了领导人，马馥堂当选为自卫团团长。
在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中，女同志很少，当时只有范琳、汪瑜和傅生，汪瑜最小，只有18岁，大家都把她当小妹妹，有时给她讲些党的基本知识。汪瑜也是这时才知道什么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范琳和她说，共产党就是要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的新社会。汪瑜因此对共产党很崇拜，常想要能够参加共产党多好。
1937年11月的一天，汪瑜在马馥堂家，填写了入党志愿书。
1937年12月27日，剧团在离泰安城20里的邱家店演出。活动结束，大家分散到群众家去，和大爷、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宣传和发动抗日。
下午3、4点钟，汪瑜等人正在走门串户，突然听到泰安城方向传来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原来是鬼子的飞机轰炸泰安城。天空黑压压一片。这是敌人第一次大规模轰炸泰安城，剧团马上集合返回城里。
汪瑜回到家，父母刚从震塌的东屋出来，满身是灰土。敌人这么一轰炸，人们感到城里不保险，很多人就想搬到乡下。汪瑜父母也决定把家搬到城东省庄她二姨家里去。汪瑜的想法和父母不同，她想去找范琳、夏辅仁，参加游击队，因为他们说过，泰安沦陷之日，就是脱下长衫，拉起游击队之时。
第二天，汪瑜随着母亲，领着弟弟，背着东西，一起到了二姨家。然后，她撒了个谎，说是还有好些东西忘了拿，如果让敌人搜了去可不得了。她就以拿照片为借口回到城里。她没进家，直接到了范琳、夏辅仁家，说要和他们一起参加游击队，范、夏二人很高兴。
第二天一早，三人一起城南篦子店小学找于一川。此时天还没亮，街上行人稀少。这一天，黎玉、林浩等同志都陆陆续续来了。晚上，黎玉、林浩、夏辅仁、程照轩等在屋里开会，范琳、傅生、汪瑜三人在另外一间屋子里看书。王致英跟汪瑜说，她被批准入党了，自己就是她的介绍人。汪瑜十分激动。她和范琳、傅生在煤油灯下把一本油印的《新党员训练大纲》看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到眼睛睁不开。
翌日大早，所有人又到山阳庄程照轩家去。为了缩小目标，人是三三两两走的。汪瑜和范琳一道。由于入党被批准，汪瑜心情大好，觉得太阳特别亮，天特别高，人也似乎长了几岁，肩头似乎压了点东西，还有还有沉沉的感觉。
到山阳庄的当晚开了党小组会，程照轩主持。程说，济南已经沦陷，泰安很快就会陷落，省委决定在这种紧张混乱的时刻，把游击队拉起来，直接领导徂徕山起义，现在要抓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分工组织群众、搞枪和筹备给养。
程照轩的家成了联络站。范琳、傅生、汪瑜三个女同志一方面向村里妇女做抗日宣传，一方面给同志们准备吃的。白天，三人忙着推磨，磨玉米面、小米面，帮程照轩的爱人，大家都叫她三嫂，摊煎饼。汪瑜不会摊，就帮着叠。晚上，三人通过三嫂找村里的大嫂姑娘到她的屋里，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教唱抗日歌曲。
到山阳庄的第三天，汪瑜正在推碾子，她父亲突然来了。一见她，她父亲就哭丧着脸说：“你娘病得很重，看来活不了几天了，你还是回家给你娘送终吧。”汪瑜知道母亲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心口疼，听父亲这么一说，就跟程照轩和夏辅仁说了。程、夏都让她回家看看，不过要早回来，还特别嘱咐她要注意保守秘密。
汪瑜随父亲回家。她家已经搬到城东南的颜仗村。她大姨和四舅都住在这里。
她回家一看，母亲虽然有病，但并不特别严重。母亲一见她回来，又哭又骂，她二姨、四姨和四舅也来骂她，说：“大闺女家偷跑了，有伤风俗，败坏了你的名誉不算，还叫你父母没脸见人。”还说：“要是日本鬼子到了泰安城，查出来你抗日去了，那就家破人亡啊。”
汪瑜恍然大悟，自己上当了。但是她抗日热情如火，怎么压得下去。不管家人怎么骂，她还是要走。于是，她表姐表妹就被派来了，一天到晚缠着她，总不让她一个人待着，她想走也走不了。
汪瑜也学聪明了，就装着不走了。在家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烧烧饭，洗洗衣服，能干的都干，以此麻痹家人。她表姐思想比较进步，汪瑜就把她从范琳、夏辅仁那里听来的话，都讲给表姐听。表姐也动心了，表示也要参加游击队，而且要和她一起走。汪瑜于是准备寻机再次出走。
正在这时，夏辅仁来到颜仗村，晚上通过汪瑜表姐把她叫了出去。夏辅仁说，会找一个适当时机，叫她大姨家表哥马树梅来接她和她表姐。他还叫汪瑜女扮男装出走，要不还有被抓回来的危险。听夏辅仁这么说，汪瑜心里暖暖的。她按夏辅仁的讲的，把她弟弟的衣服、帽子找出来，也让表姐准备好相应的衣服。
但是从哪里走是个问题，要想从家走是不可能的。汪瑜急中生智，就让表姐装病，然后在她母亲面前大造舆论，说表姐需要她照顾，她晚上到表姐那里去睡。她母亲相信了。汪瑜就晚上去，白天回。这样过了几天，她母亲见没事，也就放松了监视。
汪瑜和表姐看好了表姐家门前的小草屋，那里放了些干草和农具。她们可以藏在里面，等表哥来了，可以从这里把她们接走。这样，出走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1938年1月27日，马树梅表哥来了。三人商量好第二天夜里走。
28日，吃完晚饭，汪瑜和平常一样装作去表姐家陪伴她睡觉，偷偷带走了弟弟的衣服，到了表姐家，就进了小草屋藏了起来。这天晚上特别冷，汪瑜在小草屋既没有被子也没有褥子，她拱到草堆里取暖也不行，冷得不得了。
表姐一直等到二姨睡着了，才偷偷离家来到小草屋。表给按时来了。汪瑜和表姐换上男装就随表哥出发了。这天夜里，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积雪没到膝盖。三人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走着。她们走过去，脚印很快就被雪盖住了。
这天是腊月二十七，只差两天就要过春节了。
第二天，三人到了山阳庄附近的良庄。吃了点饭，一打听，才知道四支队已转移到山阳庄以东的寨山前庄。三人边走边问，下午4点多钟，终于赶到了四支队的驻地。
汪瑜等人找到范琳她们。因为她一身男装，那几位一下没认出她来。等她把帽子一摔，范琳、傅生都高兴坏了。最高兴的是汪瑜，她终于逃出了家庭，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
她父亲在她走后的第二天，又被家里人逼着来找她。大学帮了她的大忙，掩盖了所有的脚印，没法查明她的去向。她母亲气得要命，宣布和她脱离关系，说家里没有这个闺女。新中国建立后，汪瑜才回家，这时已距她离家出走过去了十来年。
汪瑜回来后，四支队里的女同志已增加到12位，她们是杨纯、唐克、赵新、蒋平、何浩、韩豁、王冰、范琳、傅生、夏明、汪瑜和她表姐。前面七个都是平津流亡学生，后面五个都是本地人。最小的是夏明，才16、岁。
12个女同志中，除了汪瑜和她表姐，名字都是两个字。汪瑜的原名叫汪瑜臣，表姐叫张维涵。大家说，“臣”字太封建，去掉吧，于是她就改成了汪瑜。她表姐也改成了张维。
12个女同志都在四支队政治部宣传队。宣传队的任务，一是宣传抗日，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宣传队就在村子里开群众大会，也唱歌演戏，再就是把锅底的烟灰刮下来掺上水，用刷子蘸着在墙上写标语，有时也用石灰水写。二是做群众工作，挑水，扫院子，抱孩子，组织儿童团，教唱抗日歌曲，还有就是开妇女大会。
第三就是做群众纪律检查。部队移防，宣传队就检查铺草是不是捆好了，门板是不是上好了，房东的缸里是不是挑满了水，院子里是不是扫干净了等等。
第四就是做部队的行军鼓动工作。宣传队先走到队伍前一个合适的地方，等队伍过来，就唱歌、说快板，鼓舞士气，还到连队去帮助搞文娱活动。
12名女同志，到一起就开玩笑。互相不叫名字，叫排行。老大杨纯，老二唐克，老三赵新，老四王冰，老五韩豁，汪瑜排老六。就这么“老大”“老二”地喊。还喜欢叫别人外号，孙陶林，就喊他“孙大炮”；孙朝佐，则喊“孙二炮”。这事被林浩知道了，女同志们被狠狠批评了一顿，以后再也不敢喊了。
大家在一起工作了4、5个月，心情愉快，团结得像一个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变动，12个人陆续分配到其他部队去了。唐克和蒋平去了三支队做政治宣传；杨纯调到四支队一团当政治部主任，这是当时女同志中唯一一个带病打仗的，她还负过伤；韩豁懂医，就去做了医生；傅生、范琳、张维调去地方做妇女工作；王冰和夏明去做统战工作；何浩去《大众日报》当编辑。赵新调山东分局妇委会工作，后来汪瑜也调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