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不敢写的关键点：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和黄巾起义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罗贯中只是几笔带过。

我们看184年黄巾起义的阵势和特点，张角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天代表着黄颜色，按五行思想，排在象征着汉王朝的红色后面，甲子年正是184年。

这几句口号能够表明，黄巾起义经过非常周到细密的计划，不是突然暴动，在当时，农民阶层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事实上，张角还取得了宦官作为内应，但最终败露了，所以原定在3月5日的起义，提前到2月。

接下来是起义军的阵势，张角把信徒按照万人，分成大小36个方，每一方都设将军统率，这种纪律和规划，当时的农民同样很难做到，依靠张角一人也不可能。

张角是太平道教主，他肯定是识字的，但这种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的起义，肯定而且必然有很多知识分子的帮忙。

这些知识分子，不少是下层读书人，对东汉末年的体制不满，还有一部分，是受到党锢之祸的打压，而选择了帮助张角。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清流派领袖李膺被宦官牢脩，以煽动太学生、诽谤朝廷的罪名诬告，有200多人被逮捕，次年，在外戚窦武的帮助下，被逮捕者得到释放，但仍被遣返回家，禁锢在家里。

167年，窦武和另一个清流派领袖陈蕃，密谋发动政变，以期推翻宦官势力，但失败被杀，169年，在宦官曹节的诬告下，李膺等100多个清流派被处刑，和他们有关系的人被罢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也就是说，汉末的党争加剧了朝政的混乱，更无人去关心底层的死活。

有意思的是，1400年后，明末的党争又重演了这一幕党同伐异的闹剧。

黄巾起义就是在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流离失所、朝廷党争剧烈的大环境下爆发的。

再来看起义地点，河南颍川郡，颍川是汉末文化程度最高、清流派文人大量聚集的地区，陈蕃、李膺等文人，都出生在这里，所以更能证明很多知识分子投靠了张角，或者说他们在背后推动了这场起义。

在最早版本的嘉靖本三国演义中，几乎没有党锢之祸的描写，之后的毛本通行本加了“桓帝禁锢善类”等几句话。

罗贯中不写党锢之祸的原因，其实很好理解，因为他骨子里是反对黄巾起义和农民起义的，他是坚定的拥刘派，奉承汉王朝的正统，再加上他自己也是知识分子，自然不会写知识分子在背后策划起义的细节了。

从演义的剧情去看，黄巾起义也仅仅是为了引出曹操、刘备和孙坚的一个引子而已，只是各路诸侯刷经验升级的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