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朝的14位皇帝都做了哪些事来延续唐朝的国祚

公元755年，一场震惊中外的安史之乱，将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国拉入深渊。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乱，不仅摧毁了开元盛世的繁华，更让唐朝元气大伤，国力衰退。然而，从唐肃宗到唐哀帝，这14位相继登基的皇帝并未坐视大唐衰落。他们或勤政励精，或改革创新，或平定叛乱，用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这个帝国的生命。在这段长达150余年的岁月里，有人励精图治，也有人昏庸无道；有人强化中央，也有人任由藩镇坐大；有人力抗宦官，也有人甘为傀儡。他们的每一个决策，每一次改革，都在延续着大唐的国运。那么，这些皇帝们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他们的统治给盛极而衰的唐朝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段历史，又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启示？

一、皇权更迭与政局变迁

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一次皇权更迭发生在马嵬驿。当时，禁军将士因怨恨杨贵妃及其家族，在马嵬驿逼死杨贵妃，随后广平王李亨在灵武继位，是为肃宗。这次权力转移显示了军队对皇权更迭的深刻影响。肃宗即位后重用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统领军政，开启了宦官干政的先河。

代宗时期，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权力平衡出现了微妙变化。为平定叛乱，代宗不得不对藩镇采取＂以柔克刚＂的政策，允许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一决策虽暂时稳定了局势，却为日后藩镇割据埋下隐患。同时，宦官势力继续坐大，他们通过控制禁军，逐渐掌握了皇帝废立大权。

德宗即位初期，试图通过任用杨炎、陆贽等能臣来重振朝纲。然而，他推行的严厉改革措施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导致四镇连年作乱。德宗被迫逃离长安，寄身奉天。这次变故使德宗认识到权力制衡的重要性，开始在宦官、外戚、藩镇之间玩弄平衡术。

顺宗在位仅半年，却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王叔文、王伾等人推行新政，意图铲除宦官势力，但最终功亏一篑。宦官集团联合保守派大臣，以顺宗患病为由，逼其让位于太子李纯。这次政变凸显了宦官势力已经发展到足以左右皇位更迭的地步。

宪宗时期是唐朝后期最后一次收复失地的高潮。他通过重用裴度、李吉甫等能臣，采取强硬手段削藩，先后平定淮西、成德等藩镇。然而，这些军事胜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藩镇问题。相反，为支持军费开支，朝廷不得不加重赋税，导致民间怨声载道。最终，宪宗被心腹宦官毒杀，这一事件标志着宦官专权达到顶峰。

这一时期的政局呈现出复杂的权力博弈格局。一方面是中央与地方的角力，另一方面是朝廷内部各派势力的争斗。皇权虽然仍是最高权力，但已经不得不与宦官、外戚、藩镇等多方势力周旋。这种局面直接影响了朝廷的施政效果，也加速了唐朝的衰落进程。

二、军事与边防

安史之乱后的军事态势呈现出全新的格局。首先在平定内乱方面，郭子仪率军收复两京之战最具代表性。他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以主力佯攻洛阳，吸引叛军注意力，随后派遣奇兵从陕西小路直取长安。这场战役不仅收复了唐朝的政治中心，更为后续平定叛乱奠定了基础。

边防方面，吐蕃成为最大的威胁。德宗时期，吐蕃曾一度攻入长安，逼迫德宗出逃奉天。为应对这一局面，朝廷在河西走廊设立了一系列军镇，并在重要关隘修建烽火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防御线。同时，还在青海地区扶植党项部落，以分散吐蕃的军事压力。

军制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禁军的重组。原本分散在各地的禁军被集中编制，设立神策军、羽林军等新型军种。这些禁军不仅装备精良，还享有特殊待遇。然而，由于大多由宦官统领，逐渐演变成宦官控制朝廷的工具。

在军事指挥体系上，出现了＂节度使＂制度的变化。早期节度使多由军事将领担任，权限仅限于军事。但随着藩镇势力坐大，节度使开始兼管民政、财政，甚至出现世袭现象。如平卢节度使李正己之子李师道，在父亲死后未经朝廷任命就自行继任，朝廷也不得不默认。

边疆政策上采取了＂和战结合＂的策略。对回纥采取互市贸易政策，以经济利益换取边境安宁。对南诏则采取军事威慑，多次派兵征讨，迫使其称臣纳贡。在安南都护府，则通过扶植本地豪强家族来维持统治，减少直接军事投入。

军需供应制度也发生重大变革。设立专门的军需司，负责征收军粮、制造军械。在重要军事据点建立军需仓库，保证战时补给。同时推行＂募兵制＂，以高额军饷吸引壮丁参军，但这也加重了财政负担。

陆路交通防御体系得到加强。在重要关隘设立关津，严格检查过往商旅，防止奸细渗透。沿边境修建烽火台，昼燃狼烟，夜举火炬，构建起快速预警网络。水路上则组建了专门的水军，在重要水道设立水寨，打击盗匪，保护漕运安全。

这一时期的军事体系呈现出＂以守为主、灵活应变＂的特点。与安史之乱前以进取为主的军事战略相比，更加注重防御。同时，军事力量的分散化趋势明显，各藩镇势力此消彼长，直接影响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这种军事格局的转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

三、经济与民生

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重建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财政收入。德宗时期，杨炎推行两税法改革，将过去按人头征收的租庸调制改为按财产征收。这一改革针对性地解决了人口流失导致的税收短缺问题。具体措施包括夏秋两季征税，按户产确定税额，允许以钱物折缴。在河南等地的试行结果显示，仅一年时间，税收就增加了近三成。

盐铁专营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加强。朝廷在两湖、江浙等产盐区设立盐铁转运使，统一管理盐的生产和销售。同时实行引券制度，商人必须先向官府缴纳盐税，获得引券后才能贩运盐货。这一制度在李德裕主政时期达到顶峰，年均盐课收入达到数百万缗。

农业恢复方面，各地采取了不同措施。在江南地区，推广双季稻种植，引进占城稻等耐旱品种。在关中平原，修复灌溉渠系，重建水利设施。然而，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如号称＂天下富豪＂的王仲舒，在洛阳一带占有良田数万顷，佃户多达数千户。

对外贸易呈现新特点。广州成为最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每年都有来自波斯、大食的商船停靠。为管理海外贸易，设立市舶司，专门征收商税。市舶使李德裕在任时，曾创下单年征收香药税银二十万两的记录。另外，还开辟了通往日本的海上航线，促进了与东亚各国的贸易往来。

货币改革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经济措施。宪宗时期，在铜钱紧缺的情况下，允许民间使用铁钱，并规定铁钱与铜钱的兑换比例。同时，为解决商贾携带大量钱币不便的问题，开始推行飞钱制度。商人可在长安存入钱币，获得交子，到其他城市兑现，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币雏形。

金融创新也值得关注。出现了专门的钱铺机构，提供存储、兑换服务。一些大商人开始经营高利贷业务，年息可达三成以上。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还出现了替人保管财物的寄库业务。这些新型金融活动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但也加剧了贫富差距。

在民生领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济措施。设立常平仓，在粮价上涨时平抑物价。建立居养院，收养孤老残疾。在长安、洛阳等地设立药局，为贫民提供廉价医药。然而，这些措施效果有限。加上藩镇割据导致的重复征税，普通百姓的生活仍然困苦。

商业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除了传统的市场贸易，还出现了专业市场。如长安的西市专营丝绸，东市以粮食买卖为主。一些商人开始组建行会，如茶商、盐商等，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组织。但商业发展也带来了投机之风，有些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加剧了社会矛盾。

四、科举与文化

安史之乱后，科举制度经历了重大变革。肃宗时期，为补充战乱损失的人才，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同时改革考试内容，增设时务策一科，要求考生针对时政问题提出见解。这一改革使得更多具有实际治理才能的人才进入仕途。如著名的政治家陆贽，就是通过对当时吐蕃问题的精辟分析而被选中。

进士科的考试方式也发生变化。德宗在位时，确立了＂三场制＂：初场考诗赋，二场考经义，三场考策论。这种分场考试的方式一直延续到后世。考试内容上，＂诗赋取士＂的倾向日益明显。当时的考官不仅重视考生的文学才华，还特别注重其对时事的见解。名相李德裕在主考时就曾因一篇《论西北边防策》而破格录取了位名不见经传的举子。

教育体系也随之调整。国子监增设了明经科、明法科等专业，培养不同领域的人才。各州府纷纷设立学校，如著名的嵩阳书院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建。为鼓励学风，朝廷规定州县学官必须定期考核学生，成绩优异者可以优先推荐参加科举。

文学创作呈现新的特点。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兴起，他们提倡文以载道，反对骈文丽词。这一思潮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诗歌方面，出现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他们的作品直指社会现实，深受民众欢迎。

佛教发展出现重大转折。会昌法难中，宪宗下令拆毁寺院、还俗僧尼，使佛教势力大减。但禅宗在民间仍有广泛影响，马祖道一、百丈怀海等禅师的教法在江南地区广受欢迎。与此同时，道教得到朝廷支持，特别是玄宗时期推崇的道教传统被延续下来。

艺术领域呈现多元发展。书法上，颜真卿创造了新的楷书风格，被后人称为＂颜体＂。绘画方面，吴道子的人物画开创了新的画风，影响深远。音乐上，由于西域音乐的影响减弱，本土音乐形式如清商曲开始复兴。

学术研究也有重要进展。经学方面，注重实用性阐释，如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结合现实政治对古代制度的分析。史学上，编修《国史》成为朝廷的重要工作，刘知几的《史通》开创了史学理论研究的先河。

科技发展也值得关注。天文历法方面，僧一行主持修订的《大衍历》仍在使用，其精确度超过前代。医学上，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建筑技术有了新突破，如大明宫的重建就采用了新的营造技术。

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求实＂的特点。无论是科举考试的改革，还是文学创作的新风尚，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他们不再沉迷于华丽的辞藻，而是更注重实际效用。这种变化反映了动荡时代对人才的新要求，也展现了文化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

五、外交与民族关系

安史之乱后的外交格局呈现出全新面貌。在西北方向，回纥成为唐朝重要的盟友。德宗时期，回纥曾多次出兵协助唐朝平定叛乱。作为回报，唐朝在长安设立回纥馆，专门接待回纥使节，并允许他们在边境进行互市贸易。每年互市期间，双方交易马匹、毛皮等物资，贸易额达数十万匹绢帛。

对吐蕃的外交政策经历多次调整。代宗时期，为求和平，曾以公主和亲，并在边境划界立碑。然而，吐蕃仍频繁侵扰边境。德宗时期更是一度攻入长安，迫使天子出逃。此后，唐朝改变策略，一方面加强军事防御，一方面扶植党项等部落牵制吐蕃。这一政策收到成效，吐蕃的军事压力逐渐减轻。

南诏问题上采取怀柔与威慑并用的策略。初期，为防止南诏与吐蕃结盟，授予南诏王＂云南王＂称号，并赐予丰厚礼物。但南诏仍数次背叛，攻占安南都护府。唐朝派李德裕出任节度使，通过军事打击与政治笼络相结合的方式，最终使南诏重新归附。

与日本的关系出现新变化。受安史之乱影响，遣唐使来华活动一度中断。直到德宗时期才逐渐恢复。日本遣唐使不仅带来贡品，还派出大量学问僧到长安学习。这些学问僧在归国后，对日本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最后一批遣唐使中的空海，将唐朝的密宗佛教传入日本。

新罗外交呈现复杂局面。表面上保持朝贡关系，实际上经常与日本勾结，妨碍海上贸易。唐朝采取经济制裁措施，限制新罗商人在登州等地的贸易活动。这一措施迫使新罗调整政策，重新恢复正常外交关系。

对波斯商人采取开放政策。在广州设立蕃坊，专门安置波斯商人居住。这些商人带来香料、珠宝等珍贵商品，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为管理海外贸易，设立市舶司，专门征收商税。每年仅广州一地的税收就达数十万缗。

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更加灵活。对归附的突厥部落，允许他们在河套地区居住，并赐予部落首领官职。对云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采取因地制宜的统治方式。在岭南地区，通过扶植本地豪强来加强控制，如设置经略使统领当地部族。

外交礼仪制度也有调整。不再强求外国使节行跪拜礼，改为鞠躬示意。在长安设立鸿胪寺专门处理外交事务，并编制《四夷馆译语》，方便与各国使节沟通。重要节日时，专门举行蕃客入见仪式，展示唐朝的国威。

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原地区的服饰、器物风格传入周边地区，同时也接纳外来文化元素。如流行的胡服、胡床，以及各种乐器、舞蹈，都显示出文化交融的特点。在边疆地区，出现了多种文化并存的现象。如敦煌地区，就保存了汉、胡多种文字的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