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人 马玉芳
我叫马玉芳，出身军人世家，从小娇生惯养，我是在全家人的呵护和溺爱中长大的。１９７１年我和三个哥哥一样穿上了绿军装走进了军营。本想着有父亲这个军区参谋长的庇护，起码不用去边远艰苦的地方去服役。没想到我竟然被分到三十里营房当了一名卫生兵。
三十里营房位于喀喇昆仑山北麓，海拔３７００多米，年平均气温零下９摄氏度。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紫外线强度却是平原地区的２倍。
初到这里我的高原反应特别严重，吃什么吐什么，身体软得像面条。我流着眼泪坚强的鼓励着自己，别人能行，我为什么就不行呢？我吐了就再吃，吃了又吐，直到这种症状慢慢消失。
三十里营房虽然是一个镇，但真正的群众却寥寥无几。大部分房子都是部队的保障机构，街道上也只有不多的几家零星商店，来这里买东西的大都是过往的军人。
在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工作了一年后又被组织派到了兰州医学院进修，毕业后依然回到了三十里营房医疗站。
就在我回到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两个月后的一天早晨，吃过早饭我正要上街去买一支牙膏时，同事王云拉住了我。她让我代买一盒巧克力。我猜想可能王云的男朋友要从哨卡下山，于是就打了她一下：“是不是要结婚了？”王云脸一红瞪了我一眼说：“他就几天假，不抓紧点能行吗？”王云也真是，花一样漂亮的姑娘却偏偏看上了哨卡的方连长。哨卡的官兵一个个像猴子似的，满脸的胡茬也不知道刮一刮，青紫色的嘴唇，满脸的污垢，浑身脏兮兮的。他们那像军人，简直就是一群野人。
我来到商店却意外的碰到了一位从哨卡下来的战士。他通红的脸膛上布满了一道道汗渍的痕迹，蓬乱的头发像一堆纵横交错的杂草。白色的衬衫领口显出了一圈黑色污垢。他的面前放着一盒巧克力，而他正在忙着从口袋里向外掏钱。
我指了指战士面前的巧克力也让售货员给我取一盒。没想到售货员却说，这是最后一盒了，明天新货才能到。我立即把战士面前的巧克力拿过来：“这盒就先卖给我吧，我有急用。”这战士可不干了，他立即从我的手上一把夺过巧克力说：“不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你又不上哨卡，明天再来买吧。”
明天来当然可以，但是我受不了战士那咄咄逼人目光。我又从他的手上夺下巧克力：“你不会明天来买，巧克力又不是紧俏商品，也不用排队，谁抢到手，谁先买！”
这战士可不是那些见了女兵就迈不动脚的主，他又一次从我手中夺过巧克力把钱给拒台一放就走出了商店大门：“哪里钻出个小鳖鱼还装什么大尾巴狼！”我气得真想在他的屁股上踢一脚。
我空着手回到了医疗站，刚好和刘主任撞了个满怀，刘主任瞪了我一眼：“想啥哩，连路都不看。我正要找你，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你，马上收拾一下，一会去哨卡。”听说要去哨卡，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刚才与那个战士争夺巧克力的不快一扫而光。因为我当兵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上过一次哨卡，听人说哨卡艰苦，我倒是想体验一下，到底哨卡是怎么一种生活，有多艰苦？
我收拾好东行李就来到医疗队的门口等候，和我一起上山的还有张医生陈护士及刘主任。
一会儿功夫三辆大卡车就停在了医疗队的门口，张医生和刘护士上了第一辆车，刘主任上了第二辆车。我拉开第三辆车的车门时竟然愣住了。原来坐在驾驶室位置上坐的那个司机正是刚才与我抢巧克力的那个战士。只是他现在理了发，洗了澡，清爽了许多。见我在犹豫他就说：“愿意坐就上来，不愿意坐就下去，我还要赶时间！”看见前面两辆车已经走出很远，我也只好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一路上我都拉着脸，没有和他说一句话，他到是完全没有把与我争吵的事放在心上。他自我介绍道，他叫牛跃进，运输连的一个小班长。不管他说什么，我都是一字不吐，牛班长见我不说话也就不再开口了。
拐过一个弯，汽车像得了哮喘病一样发出巨大的轰鸣，并且颠簸的厉害，连我这个雪域高原的老兵都忍受不了这中巨大的高原反应。
这时牛班长把车停在了路边，把一颗巧克力递给我：“吃了它，你会觉得好受一点。”
感觉我快要吐了，只好接过巧克力放进了嘴里，不能说立竿见影，但总归是好了许多。
车子在一个兵站前停了下来，刘主任从车上下来对我说：“张医生、刘护士和我去3７号哨卡，那里驻着四连，有一百多官兵。你就和牛班长去４号哨卡，再有半个小时就到了，那里只有一个班，十多个同志，你负责给他们作个体检就行了。”
听刘主任的话音，我是被照顾的对象，我也不知道是我第一次上哨卡的缘故还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想不明白的事我就不去想，反正我已经有了明显的不适，恐怕也只能去最近的哨卡了。
看见刘主任和张医生的两辆车已经离开了兵站，牛班长就说：“反正我们就快到目的地了，还不如在兵站吃点东西再走。”我刚下车就见一群战士从兵站涌了出来，接着从兵站开出了两辆卡车。我急忙上前寻问出了什么事。一个战士告诉我，４号哨卡前方出现了雪崩，一辆车被埋在了雪堆里，兵站的同志要去救援。
牛班长说，反正４号兵站也去不成了，算我一个，说完他就爬上了一辆车。见牛班长已经上了车，我也不甘示弱，立即尾随牛班长上了救援车。
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着，牛班长拉着我的胳膊让我坐在了他的身旁，看到我又有了反应就叮嘱我闭上眼睛。
车子行驶了半个钟头便到了出事地点。战士们纷纷跳下了车，我也在牛班长的搀扶下从车上跳了下来。
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被一眼望不到头的巨大雪堆压在了下边，看不到任何车子的痕迹，战士们下车后就立即开始铲雪。
天已经快黑了还没有见到被埋车子的影子，为了同志的生命，领导决定人可以轮换休息，但救援不能停。于是参加救援的同志被分为两组，一组先休息，另一组继续铲雪。突然一个同志大声地喊道：“看到车了，看到车了——”果然一辆小嘎斯的车头露了出来。
大家都想把车内被困人员快点救出来，又不知是谁大声喊道：“快闪开——”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牛班长就把我扑到在地。接着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我和牛班长都被一股强大的气流冲下了公路。我们连同不断落下的积雪一直滚落到了谷底，并且被埋在了雪中。
不过牛班长一直拉着我的手始终没有松开，所以我们两人被埋在雪中时还紧紧地拉着手。
牛班长使劲拉着我的手拨开了我们面前的积雪问：“你怎么样了？”
我回答道：“我没事。”
这时牛班长开始掏雪洞了，只见他使劲地把身边的雪向两边推挤，不大一会我们两个都从雪洞中钻了出来。牛班长说多亏我们被埋得不深，如果再深一点恐怕我们两个只能长眠在这堆雪中了。
天黑了，我们也不熟悉周围环境，也不敢冒然行动，只好闭上眼睛休息，等天亮后再做打算。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越来越冷，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脚和手还是否长在自己的身上。牛跃进把一颗巧克力塞进到我的嘴里后就开始为我搓手搓脸。他说我是一个小姑娘，皮肤嫩如果冻坏了就找不到婆家了。这个时候开玩笑，真不知道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能不能活着走出去还很难说，我一点都乐观不起来。
他揉搓了一会后，又拉着我站起来不停的跳着，直到我的脚恢复了知觉。
东方出现了鱼肚白，我们盼望的白天就要来到了。牛跃进自己蹦跳了一会后就大把大的吃起了雪，我知道他是为即将到来的长途跋涉提前做准备。
天完全亮了，牛跃进拉着我的手慢慢的向山上爬去。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敢乱走，我们知道同志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在寻找我们的下落。如果偏离了方向就会和救援的同志失之交臂，所以我们只能顺着积雪滚落的痕迹一直向上爬。
喀喇昆仑山不同于内地的山，这里没有树木更没有小草，有的只是光溜溜岩石和冻土。我们有时爬上去很高了，但只要稍微不注意又会滑落下来。直到中午我们累得没有一点力气的时候才躺在雪地上休息了一会儿。
一条非常长的悬崖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不得不顺着悬崖横着走直到绕过了悬崖才又拐回来又顺着滚落的积雪向上爬。天黑时我们又躺下休息。
两天就吃了三颗巧克力，我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我连话也懒得说，躺在雪地上只顾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牛跃进给我揉搓手和脸的时候我也不想动，他拉着我的胳膊想把我拉起来让我再跳一会活动活动脚，但我没有一丝力气，根本就不想动，于是他就脱下我的鞋子把我脚塞进了他的怀里，直到第二天天亮时，我的脚还在牛跃进的怀里。
已经是我们和同志们失联的第三天了。这一天，我们谁也没了精神，我们只好躺在雪地上看着天空飘落着的朵朵雪花。我们都没有动，不过我还吃了牛跃进给的两颗巧克力。
晚上天空终于出现了少见的星星，看着蓝湛湛的天空缀满了亮晶晶繁星，我知道明天肯定是个好天气。大雪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还很难说，说不定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过来了。牛跃进慢慢地爬过来，他把一个盒子塞到我的手中说：“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这盒子里面还有两颗巧克力，现在不能吃，明天吃一颗，后天吃一颗，或许还能等到同志们的救援。”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
我轻轻的打开巧克力盒子，摸了摸那两颗巧克力，心里在慢慢地计算着。这一算更让我大吃一惊，原来牛班长连一颗巧克力都没有吃，全让我一个人吃了。我眼睛里蓄满了泪水，我与（牛班长在商店里为一盒巧克力在争吵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多么可爱的同志啊！
我立即取出一颗巧克力慢慢地爬过去塞进牛跃进的嘴里，他立即吐出来把那颗巧克力紧紧地攥在手中：“你别再浪费东西了，我或许明天就会闭上眼睛，但我们不能两个人全都死在这里。总得有一个人活着回到连队去。”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抱着他的头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情的一吻。
天亮了，我们也得救了。原来同志们清除完积雪也没有找到我们两人，于是就沿着积雪滚落的地方一路找来。
我们两个是幸运的，我们在医院经过短暂的治疗后便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有三位同志在这次救援中光荣牺牲。
半年后牛跃进被提拔为排长，但他依然坚守在哨卡。他说只要他没有脱下这身军装，他就要必须坚守在哨卡。
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来往，我们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牛跃进在被提拔为副连长后我们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