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人 姚青山
我叫姚青山，１９７２年参军入伍，在部队服役三年后既没有入党也没有提干，于１９７５年退伍回家。
大伙见我当过兵，见过世面，因此就推举我当了我们生产小队的一名队长。
从我们村到县城，虽然路不是很远，但有一道岭非常难走。这道岭叫杏树岭，非常陡峭。汽车翻岭时需要转好几个大弯才能爬上岭头，每年的雪季和雨季都有汽车在这里出事。
我当上队长的那年腊月二十三，那天正下着大雪，我步行去县城办事，回来经过杏树岭时，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推着自行车上了岭头。
下坡时，他觉得下坡路不用蹬，正好可以缓解一下上坡时的疲劳。于是他便跨上了自行车。万万没有想到他骑上车子还没有两分钟，就滑倒了。车子的脚踏板摔坏了，他的腿也受了伤。
我急忙把他扶起来，看到他走不了路，还有一辆不能骑的自行车。于是我只好决定先把他送回县城，然后我再回家。
我背着他下了岭，然后又返回来推车子，就这样一段路一段路地替换，晚上十一点钟才把他送到了县城医院。
没想到刚过完年的正月初八，他提着礼品来感谢我。闲聊中得知他姓杜，叫杜天祥，是县物资局的一名会计。因此我就请他帮忙搞一车化肥，他竟然欣然答应了。当时农村缺的就是化肥，有了化肥那一年的夏季我们生产队的粮食产量直接翻了一倍。
我们生产队是全公社第一个粮食亩产过黄河的生产队。公社让我介绍经验，外地干部来我们生产队参见学习，我也得到了无数荣誉和奖状。那一年的后半年，我就被提拔为我们大队的一名副支书。
过年的时候，我的父母就为我订了一门亲事。女方叫侯冬梅，和我是同一个村子的。侯冬梅长得非常漂亮，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长长的睫毛下一对黑玛瑙般的大眼睛如一汪泉水一样清澈透亮。
以前，我们也认识，但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在她的眼里，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她认识的穷同乡而已，多少比我有出息的男人求婚都被她一口回绝，我与她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谁也没有想到，在部队一事无成的我退伍回乡后短短一年时间，不但出了名，而且还当上了大队的副支书，提拔当干部，推荐上大学，我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政治前途。于是，侯冬梅就提醒我父母前去提亲，这亲事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我们订婚后，侯冬梅也经常来我家，没事时，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谈论一些家长里短。有一天，她问我，怎么我一当上队长，粮食亩产马上就会翻一翻，而别的生产队长拼死拼活，粮食产量老是上不去。我便把我怎么救了杜天祥，怎么让他走后门卖到了化肥的事一一给她说了，她说我做了狗屎运。
转眼间一年时间就过去了，这一年间杜天祥又给我搞了几车化肥，我们全大队的粮食产量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１９７６年２月，县上决定对杏树岭的公路进行改造，工程由县公路局来承建.由于杏树岭属于我们大队的管辖范围，因此占用耕地，砍伐树木，建筑工人的蔬菜供应等一系列问量都要和我们大队接洽。而此时我们大队的老支书又正好因病住了院。因此，所有工作重担都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这天，我正在家里吃饭，工程队的一位领导来到我家，他要我替他找两个人，一个男人专门负责看管工地，一个女人负责给工人做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们把每天的工资定在了一块二毛钱上。
根据以往的规定，这一块二毛钱，给生产队交八毛，生产队给记１０分工，本人留４毛钱，算是对本人的补助。
工程队的领导走后，我父亲给我提了两个人选，一个是五队的程秀云，她三十多岁年纪丈夫就去世了。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另一个人是陈东海，五十多岁，老伴长年有病，需要看病吃药，家里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听完父亲的建议，我也觉得这两家经济条件差，每天能有四毛钱的收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得。因此，我当晚就通知他们两人第二天去杏树岭工地报到。
两人已经上工一个星期了，建筑队的领导对他们也十分满意。没想到，一天晚上侯冬梅把我约了出去。那天晚上她表现得极为温柔，还主动亲吻了我。正当我沉浸在爱情的漩涡不能自拔的时候，侯冬梅却提出了让她的父母去建筑队替换程秀云和陈东海的要求。
虽然侯冬梅软硬兼施，哭也哭了闹也闹了，但我始终没有答应她的无理要求，侯冬梅不得不哭着跑回了家。
本来我想着过几天给她买一件衣服哄哄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她的母亲就找我来了。她提出两个条件，必须是二选一。第一，答应让他们两口子替换程秀云和陈东海。第二个条件就是退婚。
我是大队干部，优亲厚友的事我是绝对干不出来的。因此，我只好同意退婚。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侯冬梅竟然跑到县物资局把杜天祥给告了。她说杜天祥与我狼狈为奸，低价从物资局搞到易价化肥，然后再高价卖给生产队，从中牟利。
物价局派人下来调查了好几天，结果没有发现我们从中赚钱，也就不了了之。
侯冬梅的见异思迁，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她们一家人应有的尊重。侯冬梅本人也不得不草草嫁人了事。
事情本来也就结束了，却没想到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不得不和他们家又扯上了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
侯冬梅告了县物资局的杜天祥，也就斩断了我们生产队化肥的来源，粮食减产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此，整个村子的人们对她们一家人都抱有成见。村子里人聊天时，只要他们家的人一出来，本来又说又笑的人都各回各家了。时间一长侯冬梅的父亲和母亲双病倒。
侯冬梅出嫁了，家里只有侯冬梅的妹妹和弟弟两个人整天照顾着父母。弟弟只有１２岁，什么也不懂。照顾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１８岁的妹妹侯会芳的肩上。
看到父母亲日渐消瘦的面容，侯会芳是整夜整夜愁得睡不着觉。请了合作医疗的大夫来家看了几次，父母的病依然不能减轻。去医院吧，家里又没钱。侯会芳就去左邻右舍家里去借钱，她跑了十多家，都没有借到钱。
父母开始还能每天喝点稀粥，但是渐渐地连稀粥也不喝了，只喝几口白开水。侯会芳觉得再不送医院，父母就撑不下去了。
侯会芳找到了姐姐侯冬梅，侯冬梅不当家，丈夫又太抠门，她也是干着急想不出一点办法来。就在侯会芳失望的要回家时，侯冬梅才拉着妹妹的手说：“姚青山是一个好人，心地善良，当初我与他处对象时对他非常了解，只是当时父母硬逼着我与他分手，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但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要不，你去找他想想办法，说不定他还会拉咱一把。”
侯会芳觉得别无他法，也只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因此她硬着头皮找到了我家。听了侯会芳的叙述，当时我心里也没别的想法，只是把她当成本村村民来对待。因此，第二天我就让两个人把侯冬梅的父母送到了医院，一切花费都由我想办法。一个月后，侯会芳的父母先后出了院。
大概是良心的发现，侯会芳的父母出院后竟然派人来提亲，想把侯会芳介绍给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光不我愿意，就连父母的头也摇得就像拨浪鼓一样，坚决不同意。
记得已经到了快秋收的时候，玉米已经快要成熟了，为了防止小偷去偷玉米，各个生产队都在玉米地里搭起了高高的茅草棚，每个茅草棚里，晚上都有人值班。
那天晚上轮到父亲去值班了，我怕父亲的风湿腿受不了寒，因此我就代替父亲去茅草棚里值班。我值班的那块玉米地，就在离河边不远的一个土堆上。那天晚上，我一进草棚展好被子就睡下了。不知不觉就闭上了眼睛。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简直把我快要吓死了。因为就在我的茅草棚里坐着一个人。我慌乱中急忙跳下草棚站在地上大声地问道：“你是谁？”
坐在草棚的那个人先是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接着又柔声地说道：“一个堂堂的大队副支书，竟然那么胆小，难道还怕有鬼不成？”
听到说话人的声音后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从声音上我听出来那人就是侯会芳。
我没好气地问道：“这黑更半夜的你来干什么？”
当时也看不清她的表情，只听她用小到不能再小的声音说道：“我还能来干什么，还不是咱俩的事。”
我更加莫明其妙，咱们有什么事？侯会芳从茅草棚跳下来抱着我的腰说：“我要嫁给你，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我就认准你了”说着就要动手要脱我的衣服，我吓得一边躲一边哀求她不要乱来。
我马上就要被调到公社了，我岂能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于是我只好答应了她的要求，她走的时候还说：“如果你明天反悔，我还会找你的，我们一家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请你好好想想。”
第二天，我就让媒人去她家提亲，侯会芳的父母爽快的答应了。那一年我被调到了公社，当上了革委会的副主任。
１９７７年我与侯会芳结了婚。侯会芳其实是非常善良的一个好媳妇，她勤劳诚实，孝敬老人，爱护弟妹，家里的事从来没有让我费过心。１９８３年我转为了正式干部，从此后，我便在行政部门干了三十多年一直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