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后，我的工作比较特殊，别人是救灾，我是管救灾的人，具体说是管救灾中犯错误的干部。

我在唐山丰南县委组织部工作。按理说，组织部是管官的，用现在的玩笑话讲，是“批发帽子”，给别人“戴高帽”的，所以，就有人开玩笑的说：干部们都愿意组织部找谈话，不希望被纪委请喝茶。

其实，从工作职能上讲，震后的干部救灾监察，应该由纪委牵头，但事实就是由我们负责。

我就一个原则，领导让咱们干，就把它干好，不能讲“价钱”。

这就像我从丰润县调到丰南县一样。

调动前，我是丰润县底下一个公社的书记，到丰南县委组织部监察组后，我却没有任何职务。

我也没想不开，撂挑子不干。组织上分配咱的工作，不但要认认真真的干，还必须干好。

我们监察组最初只有四五个人，忙的脚打后脑勺。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找领导反映，领导决定从各公社抽调一名同志，这样，负责干部监察的人员就达到了30人。

唐山遇到这么大的地震，救灾物资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从各地运来，面对天灾大难和物质利益，对党员干部来说，是两个很严峻的考验。

面对这两个难题，还是有少部分人没有处理好，没有回答好。

1976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办公的简易棚里闯进来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气鼓鼓的说：“我们大队书记私分救灾物资，你们到底管不管？”

小伙子来自我们县东部的一个大队。那时也没有汽车，我和我们组的小刘骑了半天自行车，赶到小集镇。

到了那里见了公社书记，按线索找人谈话。第二天，又到大队调查了解情况，等把情况摸得差不多了，才找大队书记谈话。

大队书记四十多岁，开始时，借口救灾工作忙，不敢见我们，后来，公社书记狠狠批了他一顿，才和我们见面。

坐下来，答非所问，先倒苦水，说他几天几夜没睡觉，既管群众吃喝拉撒，又管物资，管伤员转运，如何如何的辛苦。

我们也不打扰他，等他说完了，再把尖锐的问题一个个抛出来。开始时，他还嘴硬，但问着问着话就软了，最后承认了他勾结支委、会计，侵吞救灾物资的问题。

8月5日，小集公社发放给他们大队26件救灾单衣，结果，以他为首的几个支委不调查，不拿分配方案，四个人拿走十件衣服，这个大队书记一人就拿了三件。

四人还订立了“攻守同盟”：要是别人问起来，应该怎么说，如何问题掩盖过去。

9月初，公社从县城领回来一批救灾棉衣，让各大队报数字。他们把救济户数加了10户，准备虚报冒领。

公社管救灾的同志核实了底数，让他们回去重填，结果他们几个一商议，数字倒是改回去了，但救济户数里面的困难户的数量又给改小了。

救灾户数里包含困难户和一般户，困难户的分得东西多，减了困难户数，实际上就是给他们分赃留了后手。

这一次，该发给困难户的40件棉衣到了他们手里。

大队有一户贫农社员，全家六口人，只有三床破被，发物资时，只分给人家一床棉被和一件棉衣。

县委在救灾物资发放上三令五申，反对优亲厚友，私分多占，还规定了“个人申请，群众评议，支部审查，公社批准”等程序，但规定到他们那里，走了过场。

两天后，我们将问题上报县委。

三天后，大队书记被开除党籍，两个支委和会计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和留党察看处分，私分的物资也被追了回来。

钱营公社有个大队书记，大地震后，不是把心思放在组织救灾，恢复生产上，而是召开支部会，研究组织人员到市区“运”东西。

钱营公社靠近市区，来往也方便。会议开下去之后，各生产队分别派出一班人马，赶着马车，驴车，有的社员自己骑自行车，大摇大摆的进到市区偷抢东西。

运回的东西不但有粮食、粮酒等日常生活用品，还有自行车，毛尼 料等平日里见不到的好东西。

之所以会反映到我们这里，一是偷抢回来的东西分赃不均，有的人没分到；二是一位小伙子被当场抓获，用铁丝穿锁骨，在大树上绑了半天才被放回来。

小伙子老婆找到这位大队书记，却被大队书记一顿臭骂：“没给你当家的枪子吃，就烧高香去吧，你打听打听，市里枪毙多少人了？”

女人气不过，把问题反映到我们这里。

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一位负责人刘某，平时小病大养，习惯于出工不出力。当时下乡，领导找他谈了好几次，才同意下去包村。

刘某分包的是离县城二十公里远的一个小村。

地震发生时，刘某踹开窗户，跳了屋子。作为一位包村干部，他既不救同屋的人，也不管大队社员，扒出自己那辆没砸坏的自行车就回了老家。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我自己家人还都不知道死活，我先去救别人？”

8月3日，县农业局给他捎信：马上回去救灾，他这才返回大队。

面对大队分配的工作，刘某谎称自己被地震砸伤了腰，需要治疗。刘某到村里的救灾医疗队，检查中，只要医生一碰他，他就假装说腰疼。

后来，刘某被转到安徽铜陵一家医院治疗。在那里，刘某对医务人员百般刁难，一会说伙食不好，一会说人家的医疗技术不行，还煽动同病房的重伤员，要求转到北京治疗。

医院给他做了伤情鉴定，证明他身体没有大碍，可以正常工作，让他第一批出院。

结果，刘某又发挥出戏精本色，说自己身体不行，赖着不走。

第二批人员返回时，刘某终于同意出院，结果，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坐火车到了县城，不第一时间下乡，又躲到老家。

从始至终，刘某都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几次三番欺骗组织，不但行为恶劣，影响也相当坏。

我们将事实调查清楚后，建议给予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县委批准了我们的意见。

地震期间，个别单位领导不认真履行救灾职责，生活作风不检点，凭借手中权力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军婚。

某局的一个领导，家在县城，平时住在单位宿舍。

单位有个女职工，丈夫是军人，平时也住集体宿舍。

地震发生后，这位领导名义上吃住在单位，却极不自律，常常酒后到女职工住的简易棚聊天，时间一长，还对人家动手动脚。

开始时，这位女同志严词拒绝，但搁不住这位领导死缠烂打，何况他还凭借手中的权力，时不时给女职工一点小恩小惠。

就这样，迫于领导淫威，两人有了不正当关系，渐渐地，就传出了风风雨雨。在当时，别说是破坏军婚，就是普通搞不正当关系的，也要受到严肃处理。

调查过程中，这个女人的情绪上有些抗拒，过了一会，她要求出去一趟。我当时并没在意，不料她出门后，跑出院子，直奔南面的京山铁路。

我心里一惊，下意识地追出院子。

她像疯了一样，跳过铁路边沟，冲到了铁轨上，准备卧轨自杀。

远处汽笛长鸣，一列火车疾驰而来，我见形势不好，飞奔到她跟前，紧紧攥着她的手，拼命想把她拉起来。

她挣扎着，不肯放手。情急之下，我用胳膊锁住她的喉咙，用尽全身之力，将她从铁轨上托了出去。

由于用力过猛，我们俩一起摔倒在铁路旁边的沟里。

就在倒下的一瞬间，黑呼呼的像大山一样的火车疾驰而来，带着轰隆隆巨响从耳边飞速掠过。

女人寻死未成，瘫倒在地，绝望的嚎啕 大哭。

最终，这件事情顺利调查完毕，涉事的那位局长被判处有期徒刑。

要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案件”，还得从一封举报信说起，本以为的一起贪腐案，谁知，查着查着，却查出了一个廉洁模范来。

那是该进腊月的一天，我们收到一封检举揭发信，举报的县物资局局长李景德优亲厚友、贪污受贿。

过了几天，我们这里来了几个工人，反映的还是李景德，说他贪污公款。

李景德在我们这很有名气，参加过抗美援朝，担任过团长，带兵打仗很有一套。那个年代的物资局相当了得，掌握着各种物资的分配大权，让很多人羡慕。

我把这件事和领导汇报，决定先和李景德本人谈谈。

李景德到我办公室，一说话，我才知道个很倔的人，只要是涉及到有关问题，就说三个字：不知道，再问，就一个劲摇头。

第二天，我带着两位同事来到县物资局，大家知道我们是来查问题的，都躲着我们。

我们住在了物资局，把调查搞成了“蹲点”，一来二去，了解了更多情况。

1975年，物资局从南方进了一批带香味的木材，一位武装部的领导到物资局来，挑了几根，分了出来，单独摆在了旁边，告诉一位副职：给他留着，过两天找人拉走。

李景德回来知道了此事，马上让人把木料重新搬回去，并专门开了个会，告诉所有人：这批木材是建县招待所用的，不论是谁，给多少钱都不卖。

李景德手上有权力，给他送礼的人也不少。他告诉老伴，凡来送礼的人，拒绝不了的，就先收着，登记好姓名和家庭住址，等他回来，再一家家送回去。

对直接送给他本人的，有时，他也讲究“策略”。

有人为求李景德办事，花300块钱买了块手表。那个年代的300块钱，相当于大部人半年工资，很拿得出手。

这人去物资局找李景德，得知他到县委开会，就赶到县委，在围墙外蹲守。

见李景德开会出来，此人上前热情打招呼，偷偷对他说：“李局长，我给您买了块表，样子挺好。”

李景德问：“那，这表多少钱啊？”

“不贵，30块钱，走得特准。”

“我堂堂的物资局长，戴30块钱的表，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你快拿走吧。”

就这么着，拒收了这份贵重礼品。

随着调查越来越深入，我们了解到：之所以有人告李景德，是因为物资局有人想夺李景德的权，想把他搞倒，搞臭，至少把他搞走。

事实弄清了，李景德准备从监察组返回单位。

我把李景德送到大门口。

正在我挥手想说再见之际，李景德突然停住脚步，转身向我走来，紧紧抓住我双手，连摇几下，激动的说：“好同志，你是好同志，包公啊，包公！”

我一惊，连声说：“哪里哪里，我们就是把事实调查清楚，还您一个清白，关键还是您行得正，走得直啊。”

李景德匆匆转身。

在那一刹那，我看这个扛过枪、打过仗的铁汉眼中，竟闪现出激动的泪光。

抗震救灾监察一直持续到1977年国庆，第二年，我被组织安排到老王庄担任公社书记。

（本文主人公付长斋，生于上世纪30年代，上世纪60年代，在唐山丰润县小稻地公社任公社书记，唐山大地震后，调丰南县委组织部，后任丰南县老王庄公社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