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8月，致力于东北抗战的马占山将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一番话，引用了一个数据：全国人民支持抗战，收到捐款170万，他作为抗战军人的代表，不胜感激。

谁也没有想到，马占山的这句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湖面，掀起轩然大波。之前大家都听报纸上说，上海市民给马将军的捐款足有大约3000万元之多！

问题来了，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

人们纷纷作出各种猜想，质疑的电话打爆了上海市政府办公室。

马占山是吉林怀德人，1930年任警备司令兼三旅旅长，负责沿江10余县的防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30万东北军一枪未放，奉命撤离，马占山却敢于违抗张学良的命令。

他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人的职责是守卫国家，如今国家有难，岂能当逃兵？

于是，他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带领部下在江桥打响了抗日第一枪，让全国人民受到鼓舞。

1932年2月，为了保存实力，孤军作战的马占山假意诈降日军。当年4月，他得到补给后，把队伍拉出去，重新组织对日作战。

马占山的抗战事迹感动了远方的上海人民，上海各界纷纷表示，要慷慨解囊，支援马将军抗战。

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总工会、市民联合会，以及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等200多个团体在上海召开募捐大会， 并且让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东北义勇军高级将领出席。

在会上，马占山等将军讲述了他们抗战的经过，与会人员受到鼓舞，踊跃捐款。之后，他接受了记者采访，无意中说，收到的捐款为171.3万余元！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之前大家听说，收到的捐款大约有3000万之多，难道是马占山将军口误，亦或是把数据记错了？

上海当时是全国经济中心，各界人士不乏理财方面的行家，捐款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是谁能胆大包天，敢火中取栗？侵吞救国款？

不管怎么说，当时国难当头，真要是谁敢贪污了这笔钱，就是民族罪人，实在太可恨，上海人民心中燃起怒火。

当时虽然没有网络，大家并不气馁，纷纷向报界投书，勇于发出自己的呼声。

关键时刻，媒体冲在了最前列，包括《时代日报》《东方日报》和《明星日报》在内的上海报纸联合刊登了名为 《为唤起各界注意并贡献清查抗日义捐意见》 的启事，呼吁将此事查了水落石出。

媒体发声之后，包括上海市商会、总工会、律师公会和会计师公会等十余团体也行动起来，他们成立了“上海各界清查救国捐款委员会”，对此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调查。

这时候，舆情在全国各大城市发酵，南京国民政府也坐不住了。

蒋介石亲自批示，中央党部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立即出面，给上海市政府去电，要求他们尽快查出真相，公布账目和清单，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

9月4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军政部次长陈仪、财政部次长邹琳飞往上海，亲自敦促查账。

陈邹二人来到上海，驱车直奔清查会。

需要指出的是，二人还带了一个专业团队，由12名资深会计师组成。

清查会本身也由专业人士组成。除了钦差带来的会计，还有一部分成员来自上海。他们全都是资深会计师，有何元明、王海帆、奚玉书、陆兆祚、潘启章、谢霖、秦开、江万平等9位知名会计师。

调查之前，舆论把怀疑目光投向了 慈善家朱庆澜和会计师潘序伦 。

朱庆澜，生于1874年，山东济南人。

19岁那年，他来到东北，在清朝末年当了一名普通的警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传奇。朱庆澜没有背景，正常情况下，他充其量能当个县警察局长，度过一生。

架不住他的命好，在这里偶遇生命中的贵人——赵尔丰的哥哥、盛京将军赵尔巽。

赵的父亲赵文颖曾经在山东当过知县，跟朱家有很不错的交情，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熟多吃四两豆腐。从此，朱庆澜的人生开了挂。到清朝灭亡的时候，朱庆澜已经是四川军政府副都督。

民国成立之后，朱庆澜摇身一变，改任镇安右将军兼巡按使，成为黑龙江的军政首脑。

朱庆澜思想保守，曾经跟张作霖携手镇压革命党人。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同样也是站到百姓对立面，坚决拥护袁世凯。

袁世凯去世之后，朱庆澜好像换了一个人，开始拥护共和，尊敬孙中山。张勋复辟的时候，他旗帜鲜明，坚决声讨。因此受到孙中山重用，担任过广东省长。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他后来还是回到东北当官，又跟张作霖勾连到了一起。

朱庆澜给公众的感觉，就是墙上草，没什么政治信用。说他是吕布第二，也不是太过分。

但是平心而论，朱庆澜的私德还是不错的。张作霖被北伐军打败之后，朱庆澜便退出政坛，献身慈善事业。

1927年，他在华北成立慈善联合会，募捐救济那些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的百姓。由于此，朱庆澜赢得了口碑，在1929年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朱庆澜和社会各界名人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募集钱款和物资来援助在东北的义勇军进行抗战和安置东北难民。

担任后援会会长的，正是朱庆澜。

从朱庆澜的经历看，他应该不是惟利是图的人，不会贪污各地捐款，中饱私囊。

潘序伦出生于1893年，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学的是商业管理和会计。

1927年，潘序伦回国，创办了以自己名字为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此外，他还有个头衔，是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官。

当时上海慈善团体的大部分抗日捐款账目审核，都是便由他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

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朱庆澜是这么说的：“来往账目和款项，我本人没有经手，我欢迎政府派人前来对我调查。”

潘序伦的态度也不错，主动找到南京方面的钦差大臣，表示积极配合。

最后的调查结果如何？

8月23日，调查委员会同时在《立信会计季刊》1934年第2卷第3期，以及上海《生活周刊》等报刊公布全部捐款明细。

因为捐款账目太多，导致该期报纸洋洋洒洒几十张。账目显示，社会各界的捐款根本没有3000万，只有502万。

而且这些款项，只有337万是捐给东北抗日队伍的。

因为东北当时不是只有马占山一支抗日队伍，所以马占山收到其中170万元，也不是什么怪事。

根据调查组公布的款项支出明细，后援会的那些捐款 ，先后到了117支抗日团体手中，有汇款单或者收据为证。

1934年2月上旬，“钦差大臣”陈仪和邹琳给行政院提交了调查结论，还了朱庆潘和潘序论清白。

至此，闹得沸沸扬扬的后援会侵吞捐款案尘埃落定，再也没有了争议。

此案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朱庆澜先生也感到很委屈，赌咒发誓，奈何公众并不相信，仍然持有怀疑态度。

调查结果出来后，上海市民专门为年已六旬的朱庆澜送上匾额，表达歉意。此举感动了朱庆澜，本已经心灰意冷的老先生继续从事慈善事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1941年1月，朱庆澜在西安灾童教养院病逝，西安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名字也像一块丰碑，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这场捐款风波说明，即使是慈善事业，也要公开透明，让社会监督，身正不怕影子歪。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一旦出问题，对慈善事业的打击是灾难性的。

试想一下，如果抗战的捐款说不清楚，或者确实有人中饱私囊，岂不是让热血国人寒心，试问以后谁还敢给抗日队伍出钱出力？

参考资料：邹韬奋著：《经历》出版社 生活书店《朱庆澜启示》《申报》1933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