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的传播历经了书写、镌刻、印制等若干阶段。在印刷术问世之前，佛经的弘扬与播布、流转与通行，唯有凭借纸墨的抄录缮写、卷帙的书写传布。西晋时期，丛叔兰与无叉罗刚将《放光般若经》译出，中山王（司马耽亦或司马缉）旋即遣人进行抄写。

西晋竺法护译出《修行道地经》后，经由荣携业、侯无英予以书写并流传开来；译出《正法华经》后，通过长安孙伯虎书写进而流通于世。规模较大的寺院还颇为盛行一种构建经藏以珍存书写本经卷的风尚。依据现存的记载进行粗略统计，自南朝陈武帝下令书写一切经十二藏起始，至唐高宗显庆时西明寺书写一切经为止的这一百年间，皇室与民间的写经数量竟达八百藏之众。

写经大致持续至南唐保大年间方告终止。隋文帝时期，诏令“京师以及荆州、相州、洛州等诸多大都邑之地，皆由官方书写一切经，放置于寺内；并且另行书写，珍藏于秘阁。天下之人，纷纷跟风，竞相仰慕。民间的佛经，数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唐玄宗天宝七年，杨贵妃之兄杨锸为清凉寺书写一切经 5048 卷，般若四教及天台疏论 2000 卷。

唐懿宗颁诏缮写大藏经，每藏总计 5461 卷。众多佛教信徒为彰显对佛教的虔诚而刺血写经。如《旧唐书》卷 162 记载：韦绶丧父，“刺血书写佛经”；同书卷 10 又载唐肃宗的皇后也曾刺血写经。写本藏经的大部已然散佚，现存于敦煌石窟中所发现的乃是六朝隋唐所抄写的残篇零卷。

刻经存在石刻与木刻印刷这两种形式。石刻佛经发端于北齐唐邕，他觉得“缣缃易损，简策难久，金牒难觅，皮纸易灭”，故而在河北武安北响堂山石窟将《维摩诸经》等镌刻于石上。四年之后，便发生了北周武帝灭佛事件，手写的经卷化为灰烬，然而石经却安然无损。其后，佛教信徒受此启迪，将佛经镌刻于石上，掩埋于地下，以期望佛经能够长久流传，佛法得以永恒存续。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刻佛经，起始镌刻于隋炀帝时期，终止于明末，前后历经千余年，总计刻石一万五千余块，佛经 1122 部 3572 卷。

至唐代，木刻雕版印刷的佛经现身，现存唐咸通年间的《金刚经》，卷末题记为“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珍为二亲敬造普施”。全部大藏经木刻本的雕造始于宋太祖时期，自此以后至清代约 1000 年的时间里，先后共有十多次官私木刻本大藏经的雕造。官版大藏经有宋太祖在成都所刻的《开宝藏》、辽代的《契丹藏》、明太祖的《洪武南藏》和明成祖的《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以及清乾隆时期的《龙藏》等等。

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版大藏经，于北宋末南宋初由王永从等人出资进行雕印。明嘉兴藏的赞助者包含袁了凡、冯梦祯。写本与木刻本佛经，皆存在普施的情形。后秦帝姚兴曾施予写本《大智度论》于慧远。现存最早的木刻本佛经《金刚经》正是为了布施而雕印。

明代航海家郑和也曾印施过 大藏经。（《文献》1985 年 3 期）在家修佛之人通常秉持五戒、八戒或者菩萨戒。在持戒之前，要发誓皈依佛法僧三宝并接受戒条。所谓五戒，即为不杀、不盗、不淫邪、不欺（不说妄语）、不饮酒；八戒，则是在五戒的基础之上再增添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过中午不吃饭），妇人去除香花脂粉之饰物以及不为歌舞倡乐。

中国的菩萨戒法存有两条主流，其一为后秦鸠摩罗什所译的梵网菩萨戒本（仅译出两卷），其二是北凉昙无谶所译的地持菩萨戒本。菩萨戒存在在家戒与出家戒的分别。居士还应当秉持十善，即在五戒当中除去不饮酒，进而加上不两舌（不挑拨离间）、不绮语（不花言巧语）、不恶口（不骂人）、不贪欲（或不嫉）、不嗔恚、不愚痴。不论秉持何种戒法，核心都不离弃恶、行善以及利他这三条。《牟子理惑论》中提及居士戒有五戒，由此可知东汉时居士持五戒。西晋居士卫士度已然持八戒（亦称八关斋戒、八戒斋）。

东晋郗超的《奉法要》中表明在家居士应当持五戒十善。自从鸠摩罗什和昙无谶译出菩萨戒本之后，士大夫们要么持五戒、要么持八戒、要么持菩萨戒。持斋的日期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长斋，又称为三长斋月或三斋月，指的是在家居士于正月、五月、九月的前半月持戒；一种称作六斋日，即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持戒。刘宋少帝以及临川王道规，均受五戒。梁武帝、陈朝江总、姚察等皆受菩萨戒。

历官于南朝宋齐两代的周颙“广泛涉猎百家学说，擅长佛理”；宋明帝时常行惨毒之事，周颙不敢公然进谏，于是诵读佛经中因果报应的事例，明帝遂逐渐有所收敛。周颙在齐代担任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持戒向来谨慎，平日以素食为主，虽有妻子却独自居住在山舍。当时之人何胤亦精诚信奉佛法，无妻妾。

文惠太子问周颙道：“卿之精进程度与何胤相比如何？”周颙答曰：“三涂八难，共同所未能避免。然而各自有其牵累。”太子曰：“所累为何？”周颙对曰：“周妻何肉。”大概素食与不行房事乃是持戒的关键所在。刘宋孝文帝于孝建元年率领群臣于中兴寺行八关斋。日中饭后，袁粲与张淹又食用鱼肉。尚书令何尚之奉法向来谨慎，将此事告知孝武帝；孝武帝以袁张二人触犯过中不食以及肉食之戒为由，免除二人官职。梁朝御史中丞陆杲，向来信奉佛法，从释法通受戒之后，“持戒极为精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