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因苏轼的文章中有“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而遍查典籍无果，于是就问苏轼，苏轼回答“我自己编的。”

按照佛教的说法这就是“破相”。意为先，围绕“意”就能想编多少故事就编多少故事，但如果非要个出处，哪怕搬出了《金刚经》，佛却说:“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佛说“你别听我的，我这套就是过河的舟楫，它不是目的，过河才是目的。”

过河不一定非要坐船，游过去也行，连欧阳修都著相了。是的，你没看错，连佛法本身都是“法相“，所以禅宗最常用的破相法门就是“呵佛骂祖”。

德山宣鉴禅师上堂说法：“我这裹，佛也无，法也无，达摩是个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盘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点鬼簿、拭疮纸，佛是老胡屎橛。”

有僧问文偃禅师“如何是佛”，他答曰：“干屎橛”；并曾说：“释迦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老僧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贵图天下太平。”

丹霞天然禅师一次寒冬时节在某寺庙挂单，将殿上木佛像劈了烧火取暖，遭呵斥后还调侃道“我是烧取舍利”，并曾说：“佛之一字，永不喜听。”……

这样的例子，在禅宗史上比比皆是，《楞严经》所谓“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一切相（包括形式）皆是“诸可还者”。

一旦欧阳修被典故给拘谨住，他就只能为典故所驱使，去全然翻遍，只是为了一个出处，但典故要表达什么意思，欧阳修直到和苏轼交流之前都甚至没有去想过，连他都掉进这个“灯下黑”了，只得在剧中叹一声“狭隘了！狭隘了！”

所以，《金刚经》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的便是“形式的那些障眼法”，“生其心”就是苏轼说的“先有意”，并非“无念”，反而是“善护念”。

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我喜欢逛谈诗歌的地方，也喜欢看诗词爱好者们写的原创。只不过一旦拿出来，相互之间不说欣赏，几乎没有人去感受作者写作背后的心境，而是先拿合不合格局往上套，眼里只抓这个，只要有一点不合韵脚，再好的东西都能被喷得狗血淋头，再去翻翻他自己的账号，底下什么内容都没有，无非就是较真，他们很善于把一件很有情趣的事弄得没有一点意思。

《诗歌的起源与发展》一书说诗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既然只是在谈“志”，其实讲的是字面以外的东西，就像学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记那么清“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多少年又有什么意思呢？

一切形式指向的都是刻板，只不过情趣却需要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苏轼是个“吃货”，还发明了东坡肉，那能说爱吃或者能发明某种特定吃法的人就都是苏轼吗？恰恰相反，倒是要突破形式才可能成为苏轼，形式的本身是在提醒突破形式。大才子难道不能好吃？受委屈一定要怼回去？

固化的东西不会让人眼前一亮——你不说我也知道。但为什么还要有？因为“文以载道”，内容总得有个载体，就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说的“礼总得用规矩和配饰表现出来”一样。

“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出家前被菩提使，出家后使得菩提”，这里自是个“谁做主”的问题。不能做主的正是“此在”的那个“我”，把潜意识研究到极致也还是这个“依他而起”的“我”，这个“我”和生活中遇到的能影响自己的一切息息相关，比如梦境。这个让人痛苦的“我”是消灭不掉的，“消灭”这一想法又是“我”上加“我”，但它却是通向那个能做主的“我”的路径，亦即“存在”，人的“存在量”越大就离痛苦越远。

你是一盆水，一块石头掉进去就是滔天巨浪；你是一江水，一块石头掉进去就是蜻蜓点水，而你的这个“我”要么带你通向“盆”，要么带你通向“江”。孔子的心容量非常大，故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纠结形式会像一条勾子一样勾住扩展心量，这个勾子就是“攀缘”，《维摩诘经》所谓“何谓病本，谓有攀援，从有攀缘，则为病本”，居于形式，自己的程度也就只能到这个形式这了。

苏轼本人既儒雅又好禅，不正是契合了“和而不同”、“无可无不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