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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下，我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严打运动震慑了犯罪分子，净化了社会治安，安定了改革开放初期逐渐走向浮躁的人心。
在严打运动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在当年下半年的南京火车站上，警察将一群簇拥着的男女青年送上了火车，这辆火车是开往青海省的诺木洪林场的，他们将在那里接受改造，重获新生。
出发之前，很多犯人担心那里的生活环境如何，很多警察也担心这群人会不会老实。
那么，这群人的结局究竟如何？
严打的背景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改革开放加速了经济发展，尤其是包产到户后，许多过上了好日子的农民都非常满意，城市居民也在新兴的产业的助力下，收入比以前更高了。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必须的，然而，改革开放也难免会带来另一重后果，就是造成了社会治安的混乱。
本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流动性是很差的。
很多人生活在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中，社会人情本身就是纽带，阻止了恶性事件的产生，同时，在人民公社的基层治理中，也有效压制了少数不安定分子。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很多人外出务工，尤其是年轻人是外出务工的主力，很多人到了新的环境中，就没有了以前熟人社会的顾虑，开始解放内心某些邪恶的欲望，就造成了犯罪。
另外，改革开放也给本来平均的社会带来了差异，这非常正常，每个人的智力、体力等条件不同，走向致富路的速度也不一样，这就造成了对比和嫉妒的心理。
一些年轻人看到其他人利用机会赚了钱，他们不思考如何提升自己，反而开始在赚了钱的人身上打主意，这又成了社会治安恶化的因素。
最后，改革开放后，来自西方社会的新意识、新文化也对传统社会造成了冲击，一些年轻人受此影响，产生了一切以金钱为准的拜金主义倾向，以个性解放为名进行了各种犯罪活动。
面对社会的乱局，中央发布《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也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指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
邓小平在听取了社会上的一些恶性犯罪案例以后也说：
“现在的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这样下去不得了！应该打几个战役，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根据这些指示，一场严打运动展开了，据统计，严打之后，很多地方的犯罪率骤然下降，例如广州市，广州市当月案件下降48%，其中重特大案件下降42.6%。
可以说，严打运动惩治了一批人，也杀了一批人，但拯救了更多潜在的受害者。
抵达诺木洪林场在严打的这个过程中，一批十年以上的重刑犯曾经被送到青海省的诺木洪林场改造，在随行警察的严加看管下，列车缓缓地驶出了南京站。
一开始，车上的犯人和拘押他们的警察之间有很紧张的气氛，警察看着这批穷凶极恶的罪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逃跑，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闹市，毕竟这么多罪犯凑在一起是很危险的。
车上的囚犯看警察的眼神也很愤怒，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群警察就是盼着他们死呢。
不过，很快，车上发生的一件事打破了僵局，一个姓赵的犯人犯了哮喘病，躺在地上痛苦的呼吸着，随车警察看到这一幕，立刻把他送到了车上的医疗室进行治疗。
经过医生的抢救，这名犯人的生命被拯救了，这件事传遍了车厢以后，犯人们紧张的心情放松了，原来警察也不是就想他们死，反而还要拯救他们的生命。
其实，改造的目的本来就不是要弄死犯人，反而是要让犯人重获新生。
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新希望，犯人们抵达了诺木洪林场。
到了林场之后，犯人们的心情更加放松了，因为这里和他们原本的想象不一样，原本他们认为这里会特别艰苦，甚至难以生存。
但现在，他们看到这里的设施才放心，这里的设施虽然没有城里那么齐全，不过基本的生活条件并不缺乏。
青海诺木洪农场位于柴达木腹地的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这里曾经是一个早已存在的改造基地，在三反时代就存在了，因此是经过一番建设的，不是什么设施都没有。
犯人下车之后，押运的警察将他们聚集起来进行点名，查验无误后，警察们嘱咐了犯人们几句，随后就将他们集体移交给了林场的管理人员，这标志是他们的改造开始了。
不过，开始正式的改造之前，还要对犯人们进行安顿。
为了让犯人们保持体质，尽快适应高原环境，林场管理人员组织犯人进行晨跑，一边跑步还一边唱起来了《积极改造歌》：
“失足教训永远要记牢，站起来振奋精神莫烦恼。放弃杂念，积极改造奔正道……”
除了锻炼，林场也注意了犯人的营养补充，每到星期天，犯人们都能吃上一顿红烧肉，还能观看到林场方面组织放映的电影。
林场内的生活有保障，林场外面则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即使到了八十年代，这里的周边仍然是人烟稀少，周围不是雪山，就是荒漠，隔壁中狼群出没，随意进入就是九死一生。
所以，犯人们望着周围的环境，也就没有了逃跑的心思。
当然，林场的生活不可能像原来一样自由，不过，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一定会有的。
改造之路在安顿好犯人后，就要对犯人进行改造了，他们被安排到各种职位上，有些人耕种，有些人放牧，有些人则在林场内从事各种内务工作。
在刚到林场的时候，有些刑期特别长的犯人产生了对抗心理，它们的认知是，反正刑期这么长，可能比我的命都要长，我何必认真改造呢，混日子等死就完了。
林场的工作人员对这部分犯人进行了集中心理辅导，一方面宣扬改造的作用，改造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另一方面，工作人员也给了这些犯人希望，他们说只要认真积极的改造，以后未必就没有减刑的机会，可要是你们真的消极对待，刑期就永远这么长了。
经过心理辅导，犯人们克服了畏难和对抗心理，开始积极投身于改造活动中。
在经过一番劳动改造后，犯人们对改造的意义理解的更深刻了，也是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了更深的悔改。
在经过劳动后，他们认识到了劳动创造财富的意义和困难，以前，他们都是社会闲散人员，不务正业，不知道劳动的可贵。
现在，他们享用着自己亲手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这就让他们加深了对以前自己犯罪行为的错误的认知。
除了对犯人的改造，林场的工作人员还注重对犯人的人道主义关爱。
刚到林场时，一名犯人想不开吞了三颗钉子试图自杀，被看守人员发现后，立即将他送到了西宁医院治疗。
为了让这名犯人尽快康复，看守人员还出资给他买了烧鸡和水果，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稀罕物，看守人员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吃。
经过治疗，这名犯人重新返回林场，返回林场的他彻底想通了，后来成了劳动改造积极分子，还因此获得了减刑。
除此之外，这名犯人还经常用自己的例子教育其他犯人，帮助其他犯人尽快理清思想，积极主动投身改造中。
这套关爱加改造的双管齐下是很成功的，到1990年，大部分犯人经过改造，已经纷纷获得减刑返回了家乡，从此走向了新生。
一部分犯人和林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些人本来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他们就选择了留在林场。
不过，留在林场的人员的身份已经与之前完全不同了，他们现在不是犯人，而是林场的工作人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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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大众网——1983年“严打”:特殊背景下的特殊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