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0师一些干部，为何联名写信要求调走贺龙，后来如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贺龙率领120师挺进晋西北抗日前线。凭借独特的山地游击战术，120师屡建战功，不仅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还成功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然而，就在抗日形势渐有起色之际，120师内部却暗流涌动。一些干部对贺龙的指挥方式和统战策略产生了质疑，甚至联名上书中共中央，要求将贺龙调离。这场风波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矛盾？贺龙与这些干部之间的分歧源于何处？毛泽东又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贺龙与120师的初期抗日行动

1937年8月下旬，120师接到进驻晋西北的命令。当时，日军已攻占平津，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大同、张家口等重要城市。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贺龙率120师沿着陕北、晋西北交界的崎岖山路北上，于9月中旬抵达宁武关一带。

刚到晋西北，120师就遭遇了一场恶战。日军为切断八路军北上通道，在宁武关设伏，妄图一举歼灭120师主力。贺龙接到情报后，立即调整部署，命令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穿插，利用复杂地形迂回包抄。这场持续三天的战斗，120师共歼敌2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成功打开了进入晋西北的通道。

进入晋西北后，贺龙根据当地山区地形特点，创造性地实施＂游击攻势战＂战术。他将部队分成若干个机动作战小组，采取＂打了就走，走了再打＂的战术。10月初，120师在神池县城外设伏，一举歼灭日军运输队50余人，缴获军用物资一批。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日军＂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更重要的是为部队积累了山地作战经验。

11月，日军对晋西北发动大规模＂扫荡＂。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贺龙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战术。他命令部队化整为零，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建立地下交通网，打造情报系统。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120师成功建立了多个秘密据点，为开展持久游击战打下了基础。

12月，贺龙又抓住日军补给线延长的弱点，制定了＂袭击敌军补给线＂的作战计划。他亲自带领一个突击队，在五寨至神池的公路上设伏，连续三天歼敌150余人，击毁军用卡车15辆，缴获大量军需物资。这次行动不仅打乱了日军的补给计划，还为部队解决了冬季物资短缺的问题。

1938年初，贺龙开始着手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在宁武、神池、五寨等地建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组建地方武装，扩大党的影响。到1938年2月，晋西北根据地的雏形已经形成，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对晋西北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他们调集8000余人的精锐部队，分三路向晋西北挺进。面对优势之敌，贺龙采取了＂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战术。他命令部队暂时后撤，在有利地形设伏，先后在河曲、保德等地打击日军，共歼敌600余人，成功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扫荡＂。

二、统一战线中的矛盾与分歧

在晋西北抗日战场上，阎锡山部队与八路军120师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1938年3月，阎锡山部队在日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将大片区域拱手让给敌人。他们不仅没有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反而经常阻挠120师的军事行动。

一次典型事件发生在1938年4月。当时120师侦察获知，日军一个大队将从五寨向神池推进。贺龙立即制定了伏击计划，选择在五寨至神池的公路上设伏。然而就在行动前夕，驻守在该地区的阎锡山部队突然撤退，不仅没有通知120师，还带走了地方武装力量。这一举动导致120师的伏击计划功亏一篑。

更令人不解的是，阎锡山部队在某些地区甚至与日伪势力暗中勾结。1938年5月，120师在保德县查获了一份阎部地方部队与日军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这份协议显示，阎部某支部队承诺不干扰日军在指定区域的活动，而日军则承诺不攻击该部队驻地。

面对这种情况，120师内部对如何处理与阎锡山部队的关系产生了分歧。一些干部主张采取强硬态度，认为应该揭露阎部的消极抗战行为。另一些干部则坚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认为应该继续维持表面的合作关系。

这种分歧在1938年6月的一次战役中达到顶点。日军对宁武发动进攻时，阎锡山部队再次不战而退。一些120师干部提议趁机接管阎部放弃的阵地，扩大抗日根据地。但贺龙坚持执行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下令部队不得擅自占领这些地区，而是派人与阎部协商，希望能够共同防御日军。

7月，阎锡山部队又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将防区内的地方武装力量收编。这些武装力量本是在120师指导下建立的抗日力量。阎部的这一行为，直接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对此，120师的一些干部提出，应该放弃与阎锡山部队的合作，专心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继续维持表面的统一战线，只会束缚120师的手脚。但贺龙认为，即便阎部存在问题，也要从大局出发，避免制造国共之间的矛盾。

8月，形势更加复杂。阎锡山部队开始干涉120师在地方上的工作，阻止群众参加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他们甚至在一些地区散布谣言，说八路军要抢夺他们的地盘。面对这种局面，贺龙多次强调要顾全大局，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这种复杂的统战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内部分歧，成为了日后120师一些干部对贺龙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认为贺龙的做法过于软弱，没有维护部队的利益。但事实上，贺龙是在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平衡。

三、120师内部的人事风波

1938年9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人事风波在120师内部爆发。十几名师、团级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将贺龙调离120师。这封信的出现，标志着部队内部积累已久的矛盾公开化。

导致这场风波的直接导火线是9月初的一次军事行动。当时，贺龙接到情报，日军将向保德县城发动进攻。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提出要与阎锡山部队协同作战的方案。但部分干部反对这一决定，认为阎部已多次在战斗中临阵脱逃，不应再与其合作。在激烈争论后，贺龙仍坚持原定方案。

战斗结果证实了这些干部的担忧。阎锡山部队果然在战斗最关键时刻撤离，导致120师陷入被动。虽然最终凭借机动灵活的战术打退了日军，但部队付出了较大伤亡。这次事件加深了部分干部对贺龙统战政策的不满。

联名信中，这些干部提出了三点主要意见。首先，他们认为贺龙过分强调统一战线，在与阎锡山部队打交道时态度过于软弱，影响了部队的发展。其次，他们不满贺龙在军事指挥上的某些决策，认为他有时过于冒进，有时又过于保守。最后，他们质疑贺龙在干部使用上的做法，认为他重用老部下，影响了新干部的提拔。

这些意见背后，反映出120师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个实际问题。由于部队规模扩大，新老干部之间出现了一定的磨合困难。一些新调入的干部，对贺龙的指挥风格和工作方式不够适应。同时，在对待统一战线问题上，确实存在着策略与原则之间的张力。

10月，中共中央派人到120师调查这一情况。调查组在晋西北待了半个月，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他们发现，虽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贺龙的整体工作是符合党的路线的。特别是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方面，贺龙的做法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11月初，一件事情的发生进一步印证了贺龙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日军对晋西北发动新一轮进攻时，由于前期120师与阎锡山部队保持了基本的合作关系，双方终于在战场上实现了有效配合，共同打退了日军的进攻。这次胜利，使一些原本对贺龙不满的干部开始改变看法。

到11月下旬，这场风波逐渐平息。中共中央既肯定了贺龙的工作，也重视干部们提出的意见。一方面要求贺龙在领导方法上多听取各方面意见，另一方面也对部分急躁情绪进行了适当纠正。这次事件后，120师的团结反而得到了加强。

这场人事风波的平息，既得益于中央的正确处理，也与贺龙本人的态度有关。在整个过程中，他始终保持冷静，没有对提意见的干部采取打击报复的做法，而是通过实际工作来证明自己的立场。

四、毛泽东对这场风波的处理

1938年12月初，关于120师内部矛盾的报告送达延安。毛泽东收到报告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关系、如何平衡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如何协调新老干部之间的关系。

针对第一个问题，毛泽东认为120师在晋西北的经历恰恰说明了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他指出，在12月5日的一次战斗中，正是因为120师坚持与阎锡山部队保持合作，才能够在日军进攻时形成合力，保住了重要阵地。这个实例证明，即便统一战线中存在矛盾，也要用战略眼光来看待问题。

关于军事指挥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以12月中旬120师在五寨的一次战斗为例。当时贺龙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了作战计划，由正面进攻改为迂回包抄，最终取得了歼敌一个中队的战果。这说明在军事指挥上，既不能固守成规，也不能盲目冒进。

在处理新老干部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他指出，12月下旬120师进行干部调整时的做法值得借鉴。当时贺龙在安排新的作战任务时，特意将新老干部搭配，让他们在实战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种做法既发挥了老干部的经验优势，也给了新干部施展才能的机会。

1939年1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处理120师问题的指示。这份指示首先肯定了贺龙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面的正确性，同时也对提意见的干部表示理解。指示要求全师干部要从大局出发，正确认识和处理工作中出现的矛盾。

这份指示的特点是既讲原则又讲方法。在原则方面，重申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在抗日战争时期，必须顾全大局，正确处理与友军的关系。在方法方面，提出要通过实际工作来解决分歧，让实践来检验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

1月下旬，120师按照中央指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采取开门见山的方式，让各方都能充分表达意见。通过深入讨论，干部们对一些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特别是在如何处理与阎锡山部队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方法的一致意见。

2月初，120师展开了一次对日军的重要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新老干部的配合明显改善，指挥更加顺畅，战术运用更加灵活。这次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处理方针的一次检验。

这场风波的圆满解决，体现了中央在处理类似问题时的智慧。一方面，坚持原则立场，维护党的政策路线；另一方面，照顾各方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方法。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具体问题，还为今后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参考。

五、风波平息后的120师

1939年3月，经过一系列调整后的120师展现出新的面貌。在3月15日的一次战斗中，该师采取了新的作战方式。贺龙根据各级干部的建议，将部队分成多个小型作战单位，采取游击战术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式，成功伏击了一支日军补给队，缴获大量军需物资。这次战斗的成功，标志着部队在经历内部风波后实现了质的提升。

4月初，120师开始在晋西北地区推行新的工作方式。在处理与地方关系时，采取了更加灵活的策略。部队进驻新区域时，首先召开村民会议，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再制定具体工作计划。这种做法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支持，也为部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与阎锡山部队的关系处理上，120师也形成了新的工作模式。4月下旬，当获悉日军准备对五台地区发动进攻时，贺龙主动与阎部进行协商，共同制定防御计划。这次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双方配合默契，成功挫败了日军的进攻企图。

5月，120师在内部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首先是建立了干部轮训制度，让各级干部有机会交流经验，学习新知识。其次是改革了部队的政治工作方式，将政治学习与实际战斗经验结合起来，提高了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在军事训练方面，120师也采取了新办法。6月份，该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实战演习，特意设计了多种复杂战况，让部队在接近实战的环境中练兵。这次演习的特点是新老干部共同参与指挥，互相配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7月，120师在后勤保障体系建设上取得重要进展。针对之前存在的补给不畅问题，建立了分散储存、机动补给的新机制。在石楼县的一次战斗中，这一机制得到了检验。部队在与敌人周旋三天后，始终保持了充足的弹药供应，最终取得了战斗胜利。

8月，该师在情报工作方面也有创新。建立了一个由地方群众参与的情报网络，大大提高了获取敌情的能力和准确性。8月下旬，正是依靠这个网络，120师准确掌握了日军的调动计划，先发制人，在平鲁地区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9月，120师的政治工作和军事行动达到了新的协调统一。在一次重要战役中，各级指挥员都能够准确理解和执行上级意图，整个部队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次战役的胜利，充分展现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到1939年底，120师已经成为晋西北地区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屡建战功，在政治上也树立了光辉形象。特别是在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方面，创造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这支部队的转变过程，展示了一个军事单位如何在克服内部矛盾后实现跨越式发展。